星期一
飞机在昆明下降是一截儿一截儿沉下去的，人坐在那儿像跳水，忽悠一下心蹦进嗓子眼儿忽悠一下心蹦进嗓子眼儿，脑子一阵阵空白。
这些年已经不爱坐飞机，每次坐，都觉得像被人放了一遍风筝，看空中小姐的眼光也越来越像看活烈士。想过一个坑人的死法，老了包一架飞机，把这辈子的朋友都请来，在空中让驾驶员跳伞，然后请朋友们自便。
本来以为到昆明是一个小团自己玩，临出发才知道那儿是个旅游节，政府接待，要按规定的路线参观。
这个开飞机的一定是个开战斗机的，着陆像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乓的一声砸在地上，飞机一通怪叫，边喊边跑，好在没散架，最后全须全尾儿地停下了。
下飞机有风，当地接机的朋友说就是因为刮风，所以飞机在天上才晃。
出了候机楼有旅游局的处长局长们迎上来握手，有一些拿照相机假装媒体的男女在拍照，一帮穿金红旗袍的“礼仪小姐”上来献花一下把我腻着了，我也不知为什么特别反感献花这个动作，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吧，我这种人表示客气握一下手足矣，再多了我先臊了。处长还张罗着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排队照相，我说咱们别扰乱公共秩序了。
小时候在人群后面喊台上的人傻帽喊多了，现在怎么也不习惯往人前站，总觉得还有一个自己远远躲在人后头喊傻帽。
开车进城，看见很多新楼，也没什么新鲜的，和全国各城市盖得一样难看。我大约是老了，自己住得舒服了，为什么不爱看新楼了？原来我也一看新盖的大楼就认为是现代化了。有一座楼盖得像烟盒，转过来看字，果然是“红塔集团”的。一路开到酒店，对昆明的印象像二十年前到深圳，楼太新，树太小，满眼是楼仍觉得这地方荒僻，盖了一半。这么下去有完吗？反正现在谁要说北京是文化古城我跟谁急，明明是浦东郊区嘛。
酒店环境不错，度假性质的，房间也舒服，水是温泉。据说是新加坡人设计的。看过几个新加坡人设计的会所、高尔夫球场，还是透着小国寡民的穷气和算计劲儿。不过贝聿铭又怎么样？香山饭店搁在香山还是看着愣，一副盐商北上的派头。
下午是记者见面会，这是我的强项，“娱记”的思路就是那一套，注意事项就是别跟他们认真，这就百战不殆。
有记者问我对“娱记”怎么看。我说不容易云云。
其实在我看“娱记”等同于长舌妇，人们有飞短流长的生理需要，靠街道老太太拨弄是非已不能满足，非要有专业人士去打听去制造去扩散，以飨天下人耳目，同时赚钱。好的“娱记”应该像古埃及圣物金龟子，也叫屎壳郎，发现粪，勤勤恳恳扒，然后把它做大。不要小看这工作，如果叫扒粪难听，可以换作为广大读者的知情权而奋斗。我见过很多“娱记”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甚至充满正义感，这样的“娱记”最出东西。
我在两年前一次喝咖啡时的闲聊，被一个朋友整理后拿到上海《艺术世界》登出去了，那里面是对中国美术的一些胡说，有记者问这事儿，我说这事办得很不严肃，第一我不严肃，第二他们不严肃，至于嘛，没的登了？要是底下聊天的话都登，我这还有更蝎虎的。
有记者问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我说是，他们很满意。这些孩子真是天真。
晚上吃饭，在宾馆里，淮扬菜，有官员作陪。官员们都是当过兵的，我和阎连科跟他们一桌。上来就放了心，官员们不喝酒。云南官场这个风气好，不灌人。随便喝了点“云南红”葡萄酒，还行，据说是法国酒分装的。
吃完饭就睡了。
星期二
早上起来觉得空气很好，昆明人老说他们这儿空气干燥，我从北京来不觉得，再干能干过北京吗？用温泉水洗澡，洗完发觉头发染了一层铜黄，若隐若现，跟韩国人似的，不敢相信，问殷红，他说是硫黄。
早餐咖啡很不靠谱，别的还行，我看了一圈，喝了碗豆浆，主要是凑热闹坐着聊天。我吃早餐纯粹是起哄，闲着也是闲着。我已经长完了，剩下是等死，一点点耗干净，所以已经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了，每天有一顿晚饭就够。
邱华栋太能吃了，满满两大盘子又是菜又是饭，晚生几年真好，能吃的时候有的吃。像我，1958年生下来，刚断奶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活活饿了三年。好容易大了，挣着点钱，吃饭不是问题了，又得了痛风，除了奶类和蛋类什么也不能吃，接着又得胆结石，炒鸡蛋也不许吃，活到四十岁又改喝奶了，算来算去中间没踏踏实实吃过几年饭。有一大夫让我戒烟，我说您给我留个念想吧。
昨晚有中央的老师下榻这宾馆，外面有很多警察和“奥迪”。中央的老师走后，外面清静了。
吃完早饭去“民族村”看开村表演，每天都来一遍的，像升旗仪式。
广场很大，种了很多假榕树，水泥浇注的，这就是人工景观的尴尬，什么都能造，树来不及长。仪式开始，很多少数民族少男少女轮番冲上来狂舞，主宾坐在斜对面，他们冲着主宾跳，从我站的这个角度看他们就全是侧着身。那些少女真娇小，她们天天在这献舞一定是拿工资的。据说这儿的少数民族歌舞者向全国各地的“民族村”输送，一些小民族差不多拿这个当专门职业了，不知道这么世世代代跳下去，能不能出像黑人摇摆舞那样改变风气的东西。这个广场上跳的舞没什么希望，大家都挺没心没肺的，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个欢迎，告诉客人我们很高兴你来。
村里很大，按不同民族安营扎寨，一些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假装在里面过节。我不大看得出这些寨子的区别，要不是每个寨子门口有牌子，说都是一个民族也说得过去。走在路上，看到一组少女慌慌张张跑过去，跑到池边一块空地忙不迭起舞，再看一行戴贵宾胸牌的西装男人鱼贯走来，少女们于是欢乐地拉住他们共舞。
走了一圈走得很累，在一个凉亭坐了一下，裤子粘上了一块口香糖。有人拿了新出的报纸给我看，上面有昨天记者见面写的报道。我昨天说“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红楼梦》也一样”，今天报纸登着“我要骂《红楼梦》”。这“娱记”真专业。有个电视台记者问我和“媒体”是不是共谋关系，我说共谋双方要有利益，我现在不打算干什么，用不着媒体。
最后的节目是几头大象和一个台湾山歌男子组合表演，在同一个马戏场里。我接了一个北京的电话，突然有点不高兴，不明白自己不远千里跑来坐在这儿为什么，图新鲜？大象和台湾歌手都不新鲜；图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那就剩让接待方高兴了，人家好心好意请你来，拿宝给你看，你始终兴致勃勃，让看什么看什么，这就主宾尽欢了。
闹了半天，我出来玩，目的是让人家高兴，这么一想我拧巴了。
中午回宾馆吃饭，休息了一会儿。下午本来要去“世博会”，又是游园性质，大家都不想去，改去昆明市内老城区转转。去了一个花卉市场，那帮女的买了一些干花。又去了一个摊贩市场，卖东西的都是河南人。陪同指给我们看，说聂耳家就住在路边一座破破烂烂的楼里。路过一扇孤零零的大门，说当年蔡锷的护国军就是从这门里出发的。还看到一幢古色古香的别墅，说这是当年龙云的公馆，现在当国宾馆。我这么说别以为老城区保存得很完整，不是，这几件老东西都单立在繁华大街上，已经不成气候了。
还去市博物馆看了一座原地盖顶保护起来的塔。还去看了著名的云南讲武堂。这所军校保存得非常完整，回字形建筑，很像巴黎拿破仑墓后面的法国军事博物馆。我们在那儿照了相，一群不三不四的男女，背景上的军校已经破败，校场上长满荒草。办一所军校就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谢天谢地，武器有了进步，不是每一颗星星之火都能燎原，少谈些起义，多研究些改良。
晚上省府宴请，处长讲话“国宴”。我们是第四十桌。到了那个酒店，宴会厅台阶上站满穿黑西服两手搭在裆前眼睛炯炯放光的男子，宴会厅里穿金红旗袍的服务员一个挨一个贴墙站了三面足有好几百，看着眼晕。菜做得都跟壁画似的，吃起来是老年人的口味，清淡稀烂。
饭后还要去看旅游节开幕的大型文艺演出，我们都没带请柬，处长很不高兴，忙着去找人填补我们落下的空儿，我们那几张票是第二排很中间的位子，空了很不好看。
我们自己去了酒吧，一个叫“上河会馆”的地方，这是云南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开这酒吧的之一是著名前辈。酒吧里挂着方力钧、张晓刚等人的画的印刷品。我们还是喝“云南红”。一会儿老板娘出来聊天，她是“文革”时期跟着家里从北京调到云南的，原来住太平路工程兵那个院。提到当年云南那件轰动一时的行刺大员案，她说枪响时，她爸爸第一个冲到隔壁。
喝到夜里，我有点搂不住了，流氓相露出来，开始放肆，说一些轻浮的话，把在座的一个女士得罪了，我也不记得说什么了，好像是攻击了她祖籍湖南，出来时我要和她握手，她愤怒地拨开我的手。
星期三
早晨醒来，想起昨夜喝酒的事儿，内心不安。我最近控制力越来越差，屡屡喝大，放任自流，已经造成很多无法挽回的后果，这种状态真是不适合出门，这种时候就应该一个人在家待着，我有点后悔这次来云南了。
下楼到餐厅，向那位女士道歉，请她原谅我酒后失德。美国人不爱道歉，我跟他们不一样，我道歉没问题。他们看了电视早新闻的人说，美国也道了歉，机组人员今天回家。
今天的日程是去石林参加几个节，接待方找了辆警车在前面开道，说那边堵车，不这样很难准时到。
我们一个男车，一个女车，加上那辆警车上了路。在高速公路开了一会儿又下来了，说是去看一个全国最大的鲜花批发市场，那儿卖花跟卖菜似的。到了，果然大，那帮女的又钻进去了，我没下车。
二十分钟后上车又走，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会儿又下来了，说去看一个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那个高尔夫球场在几个山头上，很多房子没盖好，搭着脚手架。到了会馆门口，处长去和人家联系，说这帮是旅游节请的客人，领导很重视，让人家带我们参观。人家很客气，让我们一人上了一辆电瓶车，带我们上山。一个来打球的人问球童“他们不打球也能坐这车”。
山上风很大，有点凉，我坐在车上生自己的气，谁也不怪，就怪我自己，贪图蝇头小利，受人摆布。随行的摄影记者回头拿镜头对准我，我跟他说“你能不给我照相吗”。转了九个洞下来，处长又叫我去观景台看湖，我不礼貌地回绝“不看”。我找到徐虹，跟她说我能不去中甸吗，我想十四号直接从昆明回北京。她说行。
再上路就一直开下去了。到石林是中午，在宾馆住下，吃了些简单的饭。这个饭大家都觉得好吃，比较家常。吃完饭后来了两个彝族女孩子导游，穿着民族服装，自称阿诗玛，她们带我们逛了逛石林。这个石林我来过，再看也还是那样儿。导游的幽默都是编好的，民间故事也无非是男欢女爱那一套，听着挺累的。
再回宾馆，休息片刻，准备去看彝族的“赛装节”和“斗牛节”。这时我腹泻了，可能是昨天酒喝多了，也可能是今天中午鸡汤太油，我喝了两碗，从我做了胆摘除手术，我就不能吃太油的东西，一吃就拉稀。我名正言顺请了假，回屋上厕所。确实是腹泻，我把一卷纸都用光了。这中间我就睡觉。
下午他们回来说“赛装节”还挺好的，有些姑娘真是好看，去了不遗憾。
晚上到另一个宾馆吃饭，有官员作陪。这个官员是学经济学出身，话讲得大胆，也生动，有个人见解在里面。谈到云南有些少数民族的走婚制度，他表示不同意那是母系社会的残余。他是从民族溯源看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有些少数民族是蒙古人，如果是，那就不可能保留母系社会的习俗。谈到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他也有很生动的比喻。同桌的另一个官员笑着说他是非党的。
饭后去看“火把节”，在一个山坳里，四周安了座椅，有一个多层的主席台。县长介绍来宾，很多副职和“原党组成员”。演出开始是一个团体操化了的改头换面的祭神仪式。音乐中有低沉的咒语，一个男演员方阵晃着膀子入场，他们的表情接近痴迷。
演出完了在场地上生了几堆篝火，山上的人都下去围着火堆跳舞，从山上看下去倒也是人山人海，场面欢腾，有点大型锐舞派对的意思。
回到宾馆，打了个电话，聊了会儿天。出来侦察了一番，发现楼上有个没人的歌舞厅卖酒，约了昨天被我得罪的女士上去坐。聊得还行，误会都消除了，又聊了一些隐私，以示彼此信任，都没拿对方当外人。喝完一瓶“云南红”，下楼睡觉。
星期四
一早出去遛弯，石林中有雾，彝族农民牵着牛在巨石间一小块一小块的红土地上耕种，狗在路上跑，小孩也在路上跑，一幅小家小户单干的情景。几百年前中国画就歌颂这种场面，当做一美，今天再这么画，得叫装孙子了吧。
县长和管文教的副县长来送行，大家一起吃早饭，喝豆浆吃油条，还有辣酱豆腐。两位县长都是少数民族，那位女副县长还穿着民族服装，叫我们猜，后来告诉我们她是佤族。县长是彝族，教师出身，学过中文。他说他的孩子已经不会说彝话了。我说我是满族，也不会说满话。吃完饭大家合影留念，然后上车去另一个地方看溶洞，还是一个男车，一个女车。
这是条村镇间的公路，有些地段是丘陵，车开得很快，也很颠。我们在车上聊天，阎连科说他们老家河南一个复旦毕业的县长如何使尽浑身解数给县里办事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直接写出来就是小说。这位县长最匪夷所思的想法是申请贷款去俄罗斯把列宁遗体买回来，放到他们县的森林公园供人瞻仰。初听可笑，待听了他一系列所作所为就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国很多地方荒诞就是现实。李敬泽讲了一些为老不尊的老作家、地方文霸的荒唐事，听上去恍若隔世，都是左琴科笔下的题材。
开着开着，女车不见了，处长让车在路边停下等一会儿。我跑到田边麦子地撒了泡野尿。等了半天不见女车，处长打手机才知道女车开到我们前面，早已到了，我们于是上车继续走。
这个九乡溶洞风景区修得很气派，有华丽的大门和整齐的停车场，还有一个很像样的贵宾接待室。管理局的局长们和当地县的一位女副县长在等我们，寒暄一番，就带我们下去参观。
溶洞在山涧里，从山上下去先坐电梯，电梯开门是一个小码头，有一些小船，可以划了沿着溪流看崖，几百米长。下了船有一条在崖半腰凿出来的小路，走一会儿就进洞了。洞很大，都有水，有的还在洞内形成瀑布。有的布满钟乳石。这种洞猿人最爱。听介绍这里出土一些古人类啃过的兽骨化石的石器，在一个巨大的号称举办过音乐会的溶洞大厅有这些出土文物的陈列。
坐缆车回到山顶，在风景区大门前大家一通狂照，互相合影。然后又上车去另一个三角洞吃午饭，野炊。
三角洞是假装探险的那种洞，车开不到跟前，要走很长一段田埂小路，过一条小溪，才到。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山口，下来走路，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队伍拉得很长，我和管理局一个叫杨美红的女副局长走在最前头，陈染林白她们几个女的走在最后，间隔多远呢，我都吃完饭了，陈染林白她们才到。
我看到的野炊是当地驻军的几个战士拿着家伙什到洞口给我们做彝族饭，有肉骨酱、猪血、红豆子、青菜炖豆腐皮、豆子焖饭，还有烤鸡翅什么的。
他们还备了一种暗红色的彝族甜米酒，用一个大塑料桶装着，二十五公斤。
一上午看溶洞走了很多路，都挺累的，饭吃得很香。杨局长开始拿着纸杯挨个敬酒，他们说这酒没度数，就是饮料。我们喝了几口，也觉得没度数。喝了一会儿，气氛有些热烈，不分男女大家开始乱喝。我已经觉出这酒有度数了，但自恃在北京是喝二锅头的，便有些逞能，来者不拒，喝了一阵，腔子整个灌满了，一杯酒喝一半必须跳着脚蹾一蹾才能喝进去后一半。二十五公斤装的塑料桶还剩二指宽的底儿，我对杨局长说，你是喝酒喝出的副局长吧，咱俩把这全喝了。
喝完酒我就不太记事儿了，只觉得场面有点乱，到处有人跑来跑去的，每个人都在大笑、乱叫，还有人声嘶力竭地唱歌。
我们一帮人打着手电进洞探险，我和杨局长互相搀扶着走在队伍中间。手电光在黑漆漆的洞壁上晃动，脚下出现两行石头，我一脚踩上去，脚一软，带着杨局长一齐扑向暗中发亮的水面——这是我最后一个印象。
再睁眼我已经躺在昆明滇池温泉酒店的床上，电话铃在响，我拿起话筒嗯嗯哼哼说了几句，也不知对方是谁，把电话挂了。下床上厕所，发现衬衣被人洗了挂在卫生间，小吧台上有很多电话留言的条子，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晚上十一点，喝了几口水，又上床睡了。
星期五
早晨很早就起来了，发现腿疼，两个膝盖都破了，结血痂，其中一个肿得很高，右手也划了很多血道子。在卫生间弄水洗澡，本来还想泡会儿，可惜盆太小，搁不进腿，只好算了。
鞋和裤子上也都是泥，穿不出去，打电话叫客房部拿去刷和洗。
知道昨天又惹事了，但无记忆，不知闯下多大祸，得罪多少人，不好意思出去，一个人在屋里转腰子。这个酒真不是好东西，最要命的是让人不记事，很容易不得要领。
总不能不出门，硬着头皮出了房间，作浑然清白状下楼去餐厅，几个人看见我都笑，问我记不记得昨天的事。他们说我当众小便。说从洞里到车上是县公安局的两个警员架过去的，很像从哪儿抓出来的现行犯。说杨局长破了相，脸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说我的衬衣是旅游局小张洗的。我嘿嘿然，半天说了三句：有辱斯文，有碍观瞻，斯文扫地。接着向众人告罪。这个早晨，我见到一个人就道歉，再三道歉，直到弄得人家比我还不好意思，心方稍安。
这时又来了两个女记者，一见我也笑，显然是知道了。她们说昨天就听说我干的好事了。
早饭后，他们去滇池龙门，我去过，也无心出门，就回房间和两个女记者聊天。
她们问我和她们聊天会不会担心她们乱写。我跟她们说，我总要相信一些人，我宁愿还是先相信人，直到这人证明不堪信任再一个个择出去。初次见面无从辨别，我一般倾向相信女的，女的里倾向相信年轻女子，年轻女子中倾向相信面貌姣好的，面貌姣好的倾向相信生活无忧的，因为这类人群社会压力比其他人群要小，人性得以保存相对完好，环境允许她们善良，她们也没理由不善良。再说如果被人骗是注定的，与其让别人骗还不如让她们骗。
尽管记者的职业似乎要求有闻必录，但有几个默契一般是不需要重申的，一是政治性话题说说完了；二过分隐私的内容和涉及他人特别是对朋友的议论要采访对象认可一下；三不要抖事后机灵，把自己没说过的话加进访谈好像自己提问多尖刻似的。
我们聊得很好，起码我说话时没什么障碍。聊的内容可供发表的大概她们已分头写在她们的报纸上了。
我有印象的有两个话题，一是她们问我对批评过的人有没有后悔的，我说有，一是白岩松一是梁晓声。梁晓声纯是误伤，白岩松其实我对他没那么反感，只是对他那本书中的某些态度不舒服。批评某人也不是就恨铁了这个人，大多数时候只是针对他的某一方面。
二是谈到“心灵自由”。我把这当做生活好坏的标准。而且就因为心灵本不自由，所以要豁出去奔向自由，哪怕是步入歧途——那也注定无法自由。
聊天的过程中一直有电话打进来，有服务员进进出出。过了一会儿殷红带来一个叫李勃的人，这人也是北京蓝靛厂空军学院的小孩，当兵在云南就留下，20世纪80年代也写过小说，后来去海南，继而深圳，现在昆明办一个高尔夫球场。
李勃说昆明这地方就适合享乐，日子可以过得十分舒服，没人思考。类似说法我在成都、杭州、南京甚至上海这些南方城市都听当地人说过，他们都认为自己城市是天下过日子的首选之地。我想他们这话里有指北京饮食粗糙、气候恶劣不如南方的意思，也有北京是名利场是非地的意思，但我想过日子主要是心情，真打算过，在南极也能舒舒服服的。大概他们说的也是这些南方城市的市民气质吧。
李勃说的话是吃喝玩乐一类的，有时透出商人的骄矜。他说他的深圳朋友刚操办了一个什么表演学会的活动，一帮老电影明星去了深圳，挨个酒店派饭，“这帮人你不理他不行，你老理他也不行”，举出种种若干难伺候。都什么时候了，还把吃饭当做盛举，也不知是这帮老星儿可怜还是这帮商人无聊。
中午去“火车南站”吃饭，这是我此行吃得唯一一次地道的云南饭，都很好吃。吃完饭又去隔壁的“上河会馆”和《大家》杂志的李巍、海南喝茶。和社会上的人比，搞文学的人还都是老实人，见面也觉得亲。李巍他们拿来一本小册子，是苏童去年来云南写的游记，还配了一些照片，有王干在上面。翻了翻，这类旅游文章还是余秋雨写得适合消食，寄情山水苏童这个城里孩子还缺那么点酸腐气和千秋之恨。
这中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一个前天见过的女记者带来一个严肃的年轻男子，上来就严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绝好的写作题材要提供给我，“有关科学”的，我说我不写别人的东西，“我也不懂科学”。我说的是老实话，我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也不是张平那样关心民生疾苦的人民作家，我只写我自己，除非你张罗着把我枪毙，我才改。我从事写作之后受的最大骚扰就是老有人要给我讲一个“特棒的题材”。我不需要。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向人解释清楚我不需要，因而不胜其烦。我有读者，所以也别拿文学脱离人民、人民拒绝文学这样的废话跟我说，即便有一天我没有了读者也不改其衷。
这件事让我最不舒服的是我要拒绝一个看上去很诚恳的人，也许他还会觉得受了伤害，他也确实在一边嘟嘟囔囔。这是那个女记者强加给我的，起码你该问问我，有这么一个人想见你，你愿不愿见，被迫当一个无礼的人让我很生气。
女记者问我，你对诺贝尔奖怎么看。
我说，你能不采访我吗，你已经让我有点烦了。
她带一起来的男子起身走了。
下午去了李勃的高尔夫球场，坐在会馆的休息厅看风景，和他聊了半天小时候的事儿。他的球场有一帮专门来和缅甸人打球的人，其中一个北京人，就是那种能说会道的北京人，说他一个大姐跟我是同学，说了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
接了一个上海打来的电话，也是不愉快的事。下午的其他时间我找了一个房间一直在睡觉。
晚上在李勃的会馆楼顶吃的烧烤，我们那伙人只来了陈染，其他人分头吃饭去了。
吃饭时我给北京打电话，说我不去大理了。那边急了，说别呀，都跟州里联系好了，我说那也没办法，只好抱歉了，我觉得我的痛风病要犯，我不想病在外头。挂了电话，过一会儿北京又打过来，说小弟明天一早就飞昆明，我说见不着了，明天一早我就飞回北京。
回宾馆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方力钧打进来一个电话，说他在昆明，我听说他在大理买了房子，在昆明还开了家酒吧，我们约好的酒店见。
回到酒店我收拾行李，带了两个星期的换洗衣服都没来及穿。箱子刚收拾好，方力钧就敲门，我们坐他朋友开的车又出去。
“上河会馆”坐了很多画画的朋友，聊了一气，又换到方力钧的酒吧坐着。
从下午开始我就一直在喝啤酒和葡萄酒，到方力钧酒吧改喝黑扎啤。喝了两扎后越喝越兴，最后酒劲儿完全退下去了，坐在那儿像喝水。方力钧说了很多云南的见闻，看得出来他热爱云南和这儿的姑娘。我说我这次是拧巴了，怎么也玩不好了，只能下次，自己再来。其实什么地方也好，一起玩的人最重要，人对了，就永不拧巴。
一会儿又来了三位大姐，坐着一起聊。到半夜，我说明儿一早要赶飞机，先告辞了。出门两位大哥正好也来了，我就顺便坐大哥的车回酒店。
路上一位大哥说你住在这个酒店是昆明人周末带姑娘去的酒店。
星期六
醒来看手机，夜里三点。怎么睡也睡不着了，心里是空的，像一所空房子。觉得一切都远，家、所有亲人都远，远得像在另一个星球上，心里难过，起来用宾馆的信纸和圆珠笔写字。宾馆的笔不出水，写出来的笔画断断续续。
写了两页，又上床睡觉，也睡不着，就干躺着。一会儿听到外面有动静，开门看是一服务员推着一辆早餐车从走廊经过。
又躺了会儿，听见林白的说话声，开门出来，他们去迪庆的出发了，我把李敬泽落在我房间的烟和遮阳帽给他，还有一副墨镜，他说不是他的，我问是谁的，大家都说不是自己的。
我们告别，说北京见，其实在北京也都不见面。
我和陈染七点出发去机场，阎连科也出来送我们。他一个人去武汉，十点的飞机。我们说最后走的人最凄凉。
送我们去机场的有旅游局的小张，一个很好的姑娘，云大英语系毕业的。一路上我净给她添麻烦，她都忍受了。他们处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在机场小张和我们留影，我一个劲向她道歉。
然后就挥手告别，然后就进安检，然后就上飞机，然后飞机就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