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和剑铭见第一面的。我想打电话问问剑铭，拿起话筒却又放下了，既不具备井冈山会师那样决定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意义，弄不弄清这个时间和地点也就无所谓了。倒是年轻时的几次接触，随着岁月的河流越流越远，反而愈加清晰，愈觉珍贵，也备觉幸运，即：淡淡的漫长的两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能留下至今让我偶尔忆及依然动情的事，真是人生幸运。
大约是1972年秋天或冬天，我收到剑铭一封信，告诉我他刚刚参加过一个重要会议，陕西作家协会被下放到农村的作家和编辑又回来了，被砸烂的陕西作家协会要恢复工作了，只是不准再用“文革”前的旧称，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无论这个新的名字听来怎样别扭说来怎样拗口想来怎样不伦不类词不达意，已经无关紧要，起码标志着文学创作又被捡起来了。剑铭还告诉我，陕西的文学刊物《延河》也即将复刊，同样出于与旧的“文艺黑线”决断的思路，改名为《陕西文艺》。这个会议就是“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共同召开的，与会者是西安地区的一些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的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事，让与会者向新的编辑部推荐各自认识的业余作者，目的很明了，新的刊物需要作品，作品必得作者创作，声名赫赫的老作家有的虽然从流放地回来，改造思想的距离仍然遥远，能否重新发表作品似乎还难说。工农兵业余作者，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受到器重了。剑铭在信中告诉我，他推荐了我，而且推荐了我刊登在西安郊区文化馆创办的内部刊物《郊区文艺》上的散文《水库情深》。
我首先感动的是剑铭这封信里的真挚。我也很为我心中崇尚着的一个文学刊物《延河》的复刊而鼓舞，尽管更替了一个新的刊名。我在“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到“文革”开火时的1966年夏天，大约发表了六七篇散文特写，全部刊登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除了初中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把我的一篇作文亲自抄写投寄给《延河》之外，此后许多年的业余操练和投稿过程中，从来也没有敢给《延河》投寄一稿。在我的感觉里，说文雅点，《延河》是全国大作家们展示风采的舞台；说粗俗点，那门槛太高了。怀着这种敬畏的心理，我把习作的散文都送到报纸副刊了。尽管西安地区的业余作者朋友略知我一二，而《延河》和作家协会的全然陌生是合情合理的。正是剑铭这一次推荐，荐人和荐稿，使我跨进了作家协会和《延河》的高门槛。接到剑铭信后没过几天，就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路萌的电话，谈了他对剑铭送给他的《水库情深》的意见。随后又收到路萌经过红笔修改的稿子。这篇经剑铭推荐的散文《水库情深》，发表在《陕西文艺》创刊号上。今天想来，感慨之际，真应了某点宿命。许多年前一位游迹村野的算卦先生硬揪住我相面，说了许多恭维之词，也免不了提醒的话，统忘记了，原因在于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道道虚虚幻幻装神弄鬼混馍吃的做派。倒是记得他有一句“紧当处有贵人相助”的话。单是在创作生涯里，再缩小到《延河》这条道上，相助的贵人有两个，一个是我刚刚对文学发生兴趣并在作文本上写小说的时候，语文老师车占鳌把我写的第二篇小说自己亲手抄写到稿纸上，投寄给《延河》。整整过了15年，剑铭把《水库情深》又推荐给《陕西文艺》，而且发表了。我的车老师和我的文学兄弟剑铭，就是在创作道路上相助的贵人，恰如其分。
那时候，在西安，工人业余作者徐剑铭的名字是响亮的（那时候没人敢自称或他称作家这个大号），知名度是最高的。西安仅有的三四家省市两级报纸和文学刊物，上稿见报最频繁的莫过于他了。首先是他的诗歌，再就是当年十分流行的一种演出和阅读皆宜的称作“对口词”的韵体文学样式，还有散文和小说。打开报纸和刊物，就会看到徐剑铭的名字和他的新作。我至今依然记得在报纸上阅读散文诗《莲湖路》时酣畅淋漓的美感，激情澎湃，诗意泉涌，才华横着竖着漫溢。我所熟悉的业余作者朋友都觉得诧异，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文字，怎么会由一个缩脑耷肩貌似绺匠（小偷）的人倾泻出来？也难怪，剑铭行为举动涣散，在任何庄严的场合，都是习惯性缩着脑袋耸着肩膀不急不慌懒懒洋洋的样子；说话不急不躁，一口地道的西安市民的家常话，极少乃至不见一句文学修辞：在任何正经或闲谈的场合，都是一种低调姿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那诗那散文里掀起的气象万千排山倒海似的涌潮，让我在阅读时心怀激荡不已。我串用一句古话，是真才子自风流，显然不指外装潢，而在内宇宙。
剑铭在西安一家名牌工厂当工人，我在西安东郊一个公社当干部（乡政府），距离不过30余华里，然而常常难得一见。上班各自忙事且不说了，那时电话很不发达，经济更捉襟见肘，所以很难有一聚吃顿饭喝回茶的机会，倒是一年里遇着哪个文艺管理部门召集业余作者开会或辅导，便是文朋诗友的盛会。大约是1977年，剑铭骑着自行车到我供职的公社来了。我开开门，吓了一跳，仍然是那种不动声色更不张扬的样子，身后站着李佩芝。李佩芝也算熟人，也是业余作者开会时见过，几乎很少说话，更谈不上交往。我把他和她迎进宿办合一的房子，坐下聊天。我那一年正陷入某种难言的尴尬状态。我在前一年为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写过一篇小说，题旨迎合着当时的极“左”政治，到粉碎“四人帮”后就跌入尴尬的泥淖了。社会上传说纷纭，甚至把这篇小说的写作和“四人帮”的某个人联系在一起。尴尬虽然一时难以摆脱，我的心里倒也整端不乱，相信因一篇小说一句话治罪的荒诞时代肯定应该结束了，中国的大局大势是令人鼓舞的，小小的个人的尴尬终究会过去的。
我按我的职责抓着蔬菜生产和养猪，以及正在施工的一条灌渠工程。剑铭说他听到某些闲话，显然是传言，说他很不放心，又不摸虚实，便叫上李佩芝来看望我。我此时此刻的感动，远不是他给《陕西文艺》推荐稿子那种层面上的意蕴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我充分感受到陷入尴尬之境时得到的温暖是何等珍贵的温暖。其实任何安慰或开脱的话都不必说，单是此时此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使我感到温暖了。我那一刻的感觉只有一点，在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上，有徐、李两位文学朋友还关心着我的兴亡，在感到温暖的同时，心里也涨起力量了。已经错过了机关吃饭时间，公社（乡）所在地连一家食堂也没有，只有一家供销合作社，我执意买下两斤点心，那一刻竟是打烂账的豪勇，决不能让两位送温暖的贵人饿肚子踩自行车运动几十里回城。今天的人也许以为矫情，需知那时候我月薪39元养着一家5口，平日里是捏着钢蹦儿过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状态。大约是这年冬天或次年（1978）早春，剑铭又约了西安几位文学朋友到我原下的家里。我当时刚刚接手家乡灞河河堤工程的副总指挥，难得有一个休假的礼拜，家庭经济也仍然维持在39元月薪的水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城里贵宾，就紧张就发窘了。倾其所有贮备，只能是一碟生萝卜丝作凉菜，一盘萝卜条和白菜烩熬的热菜，主食则是干面。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家境，来时就带着白酒，喝着谝着，倒也尽情尽性。那时候的社会主题和民间话语，都是笑骂“四人帮”，很自然地以各自的观察和猜测设想未来中国的可能性变化，时有争议。这些朋友在西安城里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个社会角色，工人，公园杂工，街道办干部等等，许多年来因为一个文学的共同兴趣联结在一起，此时最关注的当然是文艺政策放宽放松的尺码。放松放宽是共同的肯定的看法，而在尺码上却很难把握。这次聚会发生过一个细节，剑铭把一张稿酬汇款单据给我的农民夫人验示了，依此证明稿费要恢复了。无需解释的言下之意，稿酬一旦恢复，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这个家庭的困窘和拮据就会改善了。我隐约记得那张稿酬单上的汇款额不过十几块钱，那时却是一个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数字。我也在心里盘算着，相当于当时增加三级工资的这笔“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经济，我起码可以不让来访的朋友自带白酒了。
大约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极“左”的文艺桎梏，真是让新老作家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释放和大畅美！想到仅仅三四年前在原下老家聚会的时代，似乎跨越了从猿到人的漫长历程。我那时住在灞桥古镇上，反倒没有了吟哦灞桥如雪柳絮的怡情，更无法体验验证古人折柳相送的悲凄，我被扑面而来的大解放的生活潮流掀动着，把我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我已经有一篇短篇小说获取全国奖。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刚刚印刷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生命的最佳轨道，即自幼倾情文学虽经受种种挫折而仍不能改移的这个兴趣。忽一日，剑铭来到我的住所，自然相见甚欢：闲聊中，剑铭说，咱们那一帮文学哥们中，你老哥这几年成绩最显著了。借着这个话头儿，我也说出我对他的一点建议来，减少或者不参与某些厂矿的文化活动和属于好人好事的报告文学写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写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作品。我的这个意见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原来那些如他称为哥们的文学朋友遇到一起时，哥们似乎都有点惋惜，按剑铭的才气和智慧，对于文学的敏锐和不俗的文学功底，对城市深刻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丰富，早就应该出大的创作成果了，早就应该是文学复兴最先跃上文坛的新星了。哥们常常带着遗憾议论，所能找到的原因便是我上述的那点事。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我渐渐形成一种个人戒律，不给别人开药方，不对无论生人或熟人的写作说“你应该怎样又不应该怎样”的话。我此前也与剑铭多次相遇，都不敢说，今天终于说出来，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想到按他的天分和现有的文学装备，理应出大成果，便有遗憾和损失的心理。剑铭笑笑说，这一点自己早意识到了，只是心肠太软，架不住朋友的热情邀请，也不忍心让那些过去的工人朋友失望。
后来听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说：“如果不是为扶持我们，徐老师的名气肯定比现在大多了！”我这才忽然明白：从文学解冻之初，剑铭就开始主持一个工人文学刊物，后来又到《西安晚报》当副刊编辑。依他的热诚与执著，这种“为人作嫁衣”的事业肯定耽误了他许多耕作“自留地”的时间和精力。我在为他惋惜的同时也就多了一份肃然。
前年某日，接到剑铭电话，说报社给他在沪河边上购得一套住宅，想约几位老朋友在新居一聚，庆祝乔迁之喜。我竟然很感动，最直接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我那时重新回到原下祖居的村子，不过是为了逃离太过逼近的生活的龌龊。这个年龄了，经历了冷暖冰火几十年的生活了，唯一不可含糊的生活信条，人给社会建树美好的能力总是相对的，而不能制造龌龊却是绝对的。我便在原下的灞河边上重新阅读和写作。剑铭住到原西的沪河边上安居乐业了，应该是距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了。
猴年伊始，我到原上去给老舅拜年，回来路经剑铭沪河边上的住宅，喝一杯清茶，仍是一种素有的平淡、素有的踏实。剑铭的住房还宽敞，修饰得也不错，书房里挂着几年前由我写的“无梦书屋”的毛笔字，我看了颇觉别扭，吹牛说毛笔字已有进步，我要重写一幅，心里却潮起“历尽劫波兄弟在”的诗句来。剑铭告诉我，他已经写过一千万字的作品了。我并不惊诧，他的敏锐的才思勤奋的习惯呈现为快手，我是早就知晓的。他说他要出三本选集，诗歌、小说、散文各出一本，应是较大规模的一次专著出版，我也不惊讶，甚至以为早应该有这样规模的出版了。他拿出来一本“黄罗斌传”的长篇人物传记，才是令我震惊不已的事。黄罗斌为陕西蒲城县人，陕甘红色政权的创造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遭遇冤案，一生充满传奇性的超平常人想象的纷繁事件。无论解放前和解放后黄罗斌的全部生活历程，都与剑铭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然而剑铭写成了，并付诸出版了，包括传主眷属在内的各方都评价甚高。更令我惊奇到不可思议的事实，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写作时间仅仅只有一个月。剑铭不动声色轻声慢语给我说：“我一天写一万字。”我听说过用电脑一天可以码出万字的事，年轻时的我也曾经有过在兴头上一天用钢笔写出万把字的事。然而剑铭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钢笔以一万字的速度写完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而且一遍成稿，而且得到出版社编辑和传主眷属的高度评价，且不说我如何惊讶、感动和钦佩，起码日后不会因为谁的枪手之快吃惊了。
我约略知道，多年以来，剑铭写了大量的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短篇纪实文学，主编了某些系统优秀人物的报告文学集子，既亲自出马采访写作，又兼以帮助修改整本书的稿件，不厌其烦，不拿架势，深得各家主管领导和作者的尊敬与爱戴。我较为确凿地知道一件事，是他主编陕西国防工业系统的一部报告文学集。我曾为这本书作序。在国防工业系统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我在阅读中不止一次热泪难抑，那本书里就有剑铭写作的九篇激情洋溢的文章。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部英雄碑史式的报告文学集，只有一点想作以强调，即在剑铭以诗人的激情倾注那一个个无名英雄献身事业的文字时，他还被一桩冤案囚锁着。一个被冤案侮辱侵扰的作家，依然故我地对国防事业的英雄倾心纵情，展示的就不仅是一个人民作家的情怀，也应是对冤案制造者的一种凛然表白，一种无意的嘲讽。
剑铭告诉我，他手头还在写作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是三秦子弟立马中条（山）抗击日寇的气壮山河的群雕式作品。这样，在已经到来的猴年，剑铭将有两部长篇纪实作品和三部选集文本出版，当为盛事。一个作家，一年里有着如此丰硕的耕耘果实得以收获，还有什么事能比其更令人感到心灵与精神的慰藉和自信呢！剑铭属相为猴，今年满60了，这是怎样令自己也令朋友欢欣鼓舞的一个年轮哦！
我前年曾在一篇致剑铭的短信里写过这样一点感慨，相识相交几十年了，他在城里，我在城郊，多则一年里有几次碰面聚首的机缘，少则一年也许难得相遇，既不是热爱到扎堆结伙，也不是互相提携你捧我吹。几十年过来，剑铭大约有两篇写到我的轶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前述的那封对他的一篇纪实作品读后感式点评的书信。然而我心里有个剑铭，或者说剑铭实实在在存储在心里，遇着机会见面，握一把手就觉得很坦然了。剑铭小我两岁，今年也年过花甲。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小小的核儿，就是温情，就是友谊。热闹的人生与社会交会的场面，过去了就如烟散了；生活演变中的浮沉起落，也终究要归于灰冷。作为朋友，能留下来永远在内心闪烁着温暖光焰的，除了真诚，什么都难以为继。
我便备觉荣幸，有剑铭为友。
2004.2.4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