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书画社搬到贵阳路后，那位王姓的同事如愿以偿地掌管起书画社来。原先的社委会在运动中已经瘫痪，我却还在联系业务，但不是负责业务，只是整天骑车在外东奔西跑，为单位的男女老少找点活儿干，保证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书画社里有两个人的成分和历史有问题，一个本人是资本家，一个参加过“一贯道”，性质属于敌我矛盾和“黑五类”，是运动重点；其余近一半是被抄户，还有一个画山水的青年，父亲曾是个摆摊卖烟的小贩，公私合营时并入国营商店，资本太小，只给了一季度一块钱的定息，现在也算剥削，这青年的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人们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说话，上班时比以前安静多了，有时能听见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的声音。那位当上领导的王姓同事，虽然不是党员，也非根正苗红，只是中农出身，在书画社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春风得意，说一不二，他用起单位的钱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剥削阶级的一边，自己虽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凡事只能顺着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胜利”。幸好我不怵与外界打交道，还有辆破自行车跑跑事情方便，这就使我渐渐成了书画社专职的业务员，在那些关系单位的眼中，我就是个“跑业务”的大个子；我也靠着每天在外边使劲为这个穷单位揽活，换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运动开始时印袖章旗子那种事只热闹了短暂一阵子。“一月革命”后，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那些曾经大喊“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们，又被打成“打砸抢分子”。这一来，自然没人再印袖章了，却给书画社留下了丝网印刷的小技能。不久，我从商场里发现一种版画，很适合丝印。那时书店不卖任何画，“文革”前所有的绘画作品全是“封资修”，但生活里总需要一些画，那种用木刻手法制作的“文革”题材的版画——各种各样的领袖像，样板戏，装饰着各种太阳、葵花、海浪图案的语录一出来，便受到欢迎。我想，如果改用丝印，会比木刻印制更便捷，产量也会更大。我们书画社里的人不但懂美术，还有几个能工巧匠式的人，很快便将这种丝印版画做得十分精良和赏心悦目。于是，一边四处揽活，一边把自己印的画向外推销，没想到销路相当不错。书画社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可以用计件的方式浮动，王姓同事见这种版画有钱可挣，就向上级主管部门借房子，说是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文化馆代管的小人书租赁店被彻底砸烂，书都烧了，单位也撤销了，因此空出不少房子，都是临街的铺面，很适合我们作为作坊来使用，我们就借了两处，支上桌案大干起来。人们在遇到共同困难时，往往会激发出团结的一面。活儿愈干愈多，天天晚上加班，收入也就多起来，王姓同事乐得合不拢嘴，搞运动对他没多少实际好处，不如赚钱实惠，那时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大家便心照不宣，交谈时也不提运动，单位里那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轻松了一些，都奋力地去干活，积极表现，哄王姓同事高兴，如果因此叫王姓同事夸奖一句，便高兴好几天。
我做业务员时，喜欢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这顶蓬松的兔皮帽，邻居的孩子都称我“瓦西里”（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警卫瓦西里也戴这样一顶帽子）
可是，整个“文革”决不仅仅是1966年开始“破四旧”、“四大”、抄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股子吹得人仰马翻的狂飙，接下来还有不间断掀起的各种主题的运动，最凶猛的是“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一批三查”（1968年至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等等，一步步将运动推向全社会深处，直往人的骨头里扎。最可怕的是，人们正干着活儿，忽然上边来电话把王姓同事叫去，等到他回来，一脸阴沉严肃，谁跟他说话也不理，不用再问——要搞运动了。
这些运动开始时都是在强大压力下互相揭发，比如“清理阶级队伍”的“忆、摆、查”。“忆”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出值得怀疑的“敌情”，“摆”是把怀疑的人或事揭发出来，“查”是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内查外调”。“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隐蔽最深的敌人”挖出来，那就必需怀疑周围所有的人，从日常生活里和闲谈话语里寻找可疑之处；只有对别人无情地揭发，才能证实自己对运动的忠诚。人和人之间就紧张起来。
妻子在忙家务
在“忆、摆、查”中，从我所认识的人里边还真的挖出来一个，就在书画社楼下那个糨糊厂，有个老工人，瘦高身子，背微驼，姓翟，待人很友善，见面总笑眯眯举手打招呼。“忆、摆、查”中，有人怀疑他招手的姿势有点特别，像过去的军官行礼，就揭发出来，经过“内查外调”，这翟老头竟然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一直隐瞒着，马上就被揪出来。这件事轰动到社会上，被当作“忆、摆、查”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很多系统广泛宣讲，一时很多人特殊的习惯动作、口头禅、特殊的肢体语言都受到质疑和检查；连我单位一个瘸子也曾被疑惑是不是假瘸。
偏偏在这样的运动高潮中，我的母亲突患癌症，必须做手术，但那时医院拒收“黑五类”及其家属住院。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住院手续在住院部的一个小屋里办理，管事的只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人不错，但挺倔；我便穿一件军大衣站在小屋外守着，等着屋里办事的人都走净，突然进去趴在地上就给这大爷使劲磕头，一边说：“求您救救我娘吧！”这大爷叫我站起来，问明情况，看了我半天，拿起图章啪地给我盖了，只说了一句：“这事可别跟人说。我是看你这五六尺高的人给我磕头，我担待不起。”于是我母亲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一天，看见病房里乱哄哄，连喊带叫，原来一群病人在批斗另一个病人。那个被斗的病人被发现是个富农老婆。在这种局势里，我们就像过地雷阵一样，战战兢兢帮助母亲渡过了手术关。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时，我本人还一度被列为怀疑对象。在和平区文化系统发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区文化系统革委会李主任在做报告时说：“有的人社会联系的面很广，社会关系复杂，这种人也要查。”当时会场上几个人从不同地方扭过脸看我。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好交朋友，这些话无疑是指向我的，我立即紧张起来。当天下午书画社全体人员被集中到文化馆学习这个报告，竟然没通知我去，显然已经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之外了，这使我更紧张。我还觉察到，王姓同事基本上不大理我了，我主动向他汇报业务情况，以试探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我先是半搭不理，突然之间面对着我嘿嘿冷笑两声，好像知道我的意图，对我说：“你小子要倒霉了！”霎时，我觉得自己僵在那里了。
内心的恐怖才是运动时最深刻的感受，后来我用这种感受写了中篇小说《啊！》。这小说发表在1979年《收获》杂志上。
然而从命运上说，我又能称得上是一个福将。一方面我遭到太多的磨难、打击、重创；这些重创常常横向闯入，拦腰一刀，都是无妄之灾；然而正是这种时刻，往往老天会突然出手，奇迹般地挽住了我，峰回路转，使我绝地逢生。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触摸到命运切实的存在，以及它不可捉摸的神秘。
那天，“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后回到家，情势紧迫，我迅速在心里把我的朋友排排队，其中最密切的、平日无话不说的朋友共有五个人。我必须与他们尽快见面，告诉他们如果我单位有人去外调，应该怎么说。倘若他们心里没底，突然见到我单位去人外调，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再给外调的人一诈，弄不好一两句话就会要命。但是我怎么与他们联系？他们住在这城市的不同地方，如果去找他们，万一被发现怎么办？谁能保证此时我没被监视起来？晚饭后，我正想冒险去与朋友们联系，没想到这几个朋友竟然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接到通知一样，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想来看看我。前前后后来了四个，我赶紧和他们交代了情况，彼此做了约定，可是还有一位好友作家迟叔昌没法联系。我想明天一早上班前去他家一趟，谁料很晚的时候——十一点钟吧，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黑暗中两个眼镜片闪闪发光，正是迟叔昌。没有任何人让他来，他只是晚间路过我家时，看到我家的灯光亮着就来敲门，我拉他进来，把我的处境告诉给他，与他商定怎么应付。待他走了，我感觉自己原以为猝不及防的防线瞬间全都建立起来，心里稳妥多了。但是我很奇怪，此刻我最想见到的这些朋友，怎么会一下子都聚到我家？谁在我危机四伏时奇迹般地帮助了我？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到了单位，情况大变，人们对我的态度忽然发生转变，不再像看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病人那样看我。连王姓同事对我也有了好脸，见了我居然还打了招呼：“来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好像我的出身变了似的。
一度，我为书画社揽来了工艺品加工业务——画彩蛋
很快就得知，昨天晚上我单位一个“黑五类”与他一个徒弟串联，搞攻守同盟，被别人发现并告发。“黑五类”搞串联是现行问题，立时成了运动重点。这样我就侥幸被放在一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王姓同事并不愿意我出问题，他还指望着我给单位去招揽业务呢，如果没有我去跑，书画社的业务和大家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影响；而这个“黑五类”的现行问题鬼使神差地冒出来，自然就把运动的重点吸引过去，也就放过了我。由此，我更明白自己靠什么活着，优势在哪里——就是努力把书画社所有人的肚子填饱填满，使自己能够被使用，才能在风雨之中摇摇晃晃立住脚跟。
运动中单位的气氛是异常的。我当时秘密地写过一篇散文，叫作《麻雀》，我感觉自己很像这种城市中最常见的小鸟，由于它们与人共同生存，时时刻刻面临着威胁与危险；它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它们机灵警醒、戒备性强、不辞辛苦、时时刻刻保持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酷的环境锻炼出它们这种被扭曲的性格，正像我自己。这篇散文直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才发表出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书画社里的丝印版画业务很好，可是上级要求整天搞运动，王姓同事就叫大家晚上加夜班。为了抓紧时间多挣钱，他又向上级借了一间房子，在柳州路上，原先也是个小人书铺，我们在这里再开一个丝印车间。几个车间一起干，产量明显提高。一天很晚时候，柳州路这边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块版后，必须将这块版送到贵阳路那边的车间去。这块版是领袖像。同昭用油纸将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过去。印版是红色版，包装的纸被红颜色的色浆沾染得油乎乎的，细麻绳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着印版交给那女同事时，顺口笑嘻嘻说：“像是块火腿！”她无心一说，我却立刻一惊，这话犯了大忌！我刚要用别的话岔开，那女同事已开口说：“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可说领袖像是火腿！”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应竟然相当神速，话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说：“我没听她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个人。”我说这话时一点也不客气，拔剑相向，好像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有时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立见。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个很精明、晓利害的人，随即露出笑来说：“那就谁也没说呗。”我听了，也笑了。一个大浪头就这么过去了。
妻子画的彩蛋《百子图》
再一次在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说闲话，一位老同事不知把我哪句话听岔了，走了心，突然把身前桌子椅子哗啦啦全推开，趴在地上给我叩个头，这举动把屋里的人全惊呆了。他做了一辈子画工，在书画社里算成分较好的人。怎么办？我一个狗崽子逼得人家红五类给我叩头？这可要惹祸。那时人的精神全紧绷着，神经在皮肤外边，当时我好像连想也没想，立刻趴在地上也给他叩了头。我这高大的人忽然扑倒在地叩头，而且把头叩得挺响，还一连叩了三个，这一来不仅把事情变成玩笑，也扯平了。同事们都笑了，这个浪头也过去了。
其实，倘若这些事真找到我头上，也还是逃不过去的。我给他叩头不算事，他给我叩头可算件事，上纲上线，就是阶级斗争，是谁该给谁叩头的问题。幸好书画社的人都是些画传统国画的艺人，靠手艺吃饭，大多不爱惹事，出身又多半有些硬伤，只想着怎么保全自己，也就没人动这份心思了。这不也是我的福分吗？
到了1968年，我已经是一个专职业务推销员了。每天上班报到后，转身出来便跨上自己那辆杂牌车跑上街头，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封皮上印着语录的小本子，里面写满关系户的人名和电话；二是纸烟，烟是业务员必备的社交工具；其他就要靠着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张嘴了。
在丝印版画流行一阵之后，需求渐渐低落，业务也就明显萎缩了，传统的古画临摹还没有恢复的可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丝印转向技术相近的塑料印刷，去给各种产品加工印制塑料包装。这种转变，一边在材料技术上，一边在业务上。在这方面我脑子比较活，又肯动脑子，里里外外的工作就全压在我身上。首先我要寻找使用塑料包装的厂家，到哪里去找？我最初的法子又笨又吃劲，不高明，每天端着厚厚的电话本，从化工、五金、医疗、日用、玩具、机电等等栏目中查找一个个厂家，从厂名猜想它们的产品会不会使用塑料袋，然后拨电话联系询问。有时人家不需要，碰一鼻子灰，有时人家早就有定点加工，便遭到回绝，一旦有点可能就要抓住不放。这法子很像在大海里捞鱼，可是每一天都是从黑暗里一点点亮起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哪样不是从无到有？那时，我骑车在路上常常自言自语地背诵上小学时学到的米丘林的那句话：“不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我调侃自己是满街跑的乞丐，但能讨到饭就是成功。
我还要去采买各种适用的塑料材料，运到加工厂制成塑料袋，再运到书画社印刷，最后将印好的塑料袋运到厂家。只要批量不大，这一切全靠我的自行车来运。要将滑溜溜的塑料袋牢牢地捆在车上可不易，我从三轮车工人那里学会了捆绑东西的招数，能够把上百斤塑料袋结结实实绑在车上。可是一次到北郊韩柳树的糖精厂送货，路程太远，有一段土路，车颠得厉害，一下把一车的塑料袋全颠散了，哗地落了满地，那天风大，零装糖精袋只有火柴盒大小，被风吹得像雪片一样到处都是，急得我放声大叫，可是荒野无人，没人听见，没人帮忙，只能不断地嘱告自己别急，千万别急，必须将塑料袋全部拾起来，绝对不能少。这样从午后一直干到将近六点钟，把被风吹得方圆几十米的数千个塑料袋一个个全拾起来，重新包好捆上车送到厂家。从这些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自信，就这样一点点把书画社的丝印改为塑印，业务一点点扩大起来。单位有了钱后，又从泊镇买了两台四十年代日本造的老式圆盘印刷机，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还能印刷包装食品的聚乙烯塑料。
干业务推销虽然很辛苦，我却获得了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整天在外，可以躲开单位那些潜在的不祥的人事关系，也不必想方设法应付愈来愈颐指气使的王姓同事。我天性不愿受束缚，喜欢独来独往。所以我以联系业务为理由，天天从早到晚尽量人在外边，事办完了，就串串门，找朋友聊聊，看看父母。那时，经过了“向十种人要房”等几次波澜，父母的住房被压缩到保定道树德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里。母亲手术后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去到那里，便扯东扯西，给她赶出聚结在心中的阴云。父亲在劳改，回家还要写检查。父亲写东西吃力，尤其写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他已经没有新词儿，赶上我去了就替他编，编好后再由他誊抄在纸上。有时候，实在无处可去，天还早，就在路边找个水龙头喝点凉水，然后在树下寻个地方坐下来抽根烟。一次困了，见身边堆了一堆施工用的细沙，躺在上边很舒服，再给太阳一晒，竟呼呼睡着了，直到渐渐觉得身子有点凉，醒来一看天已晚了，便骑车回去。
一度靠印制红袖章吃饭
我却很喜欢这种生活，甚至现在还会怀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不自由的时代里，才能感受到自由的珍贵而倍加珍惜。
躲开运动，躲开现实，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一种渴望。就像霍桑写过的那个短篇，一个终日烦恼缠身的人，一天忽然奇妙地离开了现实，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虽然仅仅待了一天，人间却已过了十五年，待他回到现实，曾经所有纠缠他的烦恼都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我无处去寻找这样的能躲过现实的地方，但是我给自己创造出一种别样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文革”，没有尔虞我诈，置身其中，能够让心灵得到喘息。
“文革”一连串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中，最后一个高潮是“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来势极猛，要打击的人各种各样，有现行的也有历史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当时有一条标语，贴在大街两旁到处都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揭发、批斗、批判、再批判！又是一阵无法逃避的疾风暴雨，又是“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该管的就管”。这次运动出现了个意外，身边冒出一个让大家吃惊的事来——书画社的会计贪污被人揭发了。这会计姓苑，是个单身的老处女，五十来岁，家在老城里，人干瘦而木讷，平时很少说话，走路很轻，做事很谨慎，抽屉里每一个小纸片都放得整整齐齐，大头针、曲别针、橡胶圈都分别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她被揭发出贪污，出乎书画社所有人的意料；会计从账里偷钱，这种事本身就引发人的兴趣，而书画社的经济一向拮据，会计贪污是私吞集体的钱财，引起了众怒；于是书画社的运动有了一个众所关注的新主角，一时不会再去怀疑别人，明显看出那两个“死老虎”有点释然了。可是，这个会计的问题不好搞，不知道是由于她胆小心怕，不善表达，还是问题太大，说不说都难逃罪责，只能拒不交代，反正她一直把唇缝紧紧闭成一条直线，不论怎么审问也一声不吭。这使得书画社的运动迟迟推动不下去，没有新成果，上级要求加大审问力度，天天把压力升级，一连多天，她还是像哑巴一样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