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一见，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说道：“冤家，你如何在这里？”李瓶儿道：“奴寻访至此。对你说，我已寻了房儿了，今特来见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西门庆忙问道：“你房儿在于何处？”李瓶儿道：“咫尺不远，出此大街迤东造釜巷中便是。”言讫，西门庆共他相偎相抱，上床云雨，不胜美快之极。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舍，李瓶儿叮咛嘱付西门庆道：“我的哥哥，切记休贪夜饮，早早回家。那厮不时伺害于你。千万勿忘。”言讫，挽西门庆相送。走出大街上，见月色如昼，果然往东转过牌坊，到一小巷，见一座双扇白板门，指道：“此奴之家也。”言毕，顿袖而入。
——第七十一回
这是李瓶儿最后一次出场。李瓶儿死后，作者仍给她安排了两次现身的机会，当然都是在梦中。第一次是六十七回的“梦诉幽情”。当时正是下雪天，西门庆在书房午睡，李瓶儿于梦中叮嘱他要提防花子虚的“灵”来加害，另外，她也告诉西门庆，她要去寻找一个安身之处。西门庆一觉醒来，见帘影射入，正当日午。残雪初晴照纸窗，地炉灰烬冷侵床。
本回中的这段文字，在某种意义上，是六十七回梦境的延续。此时仍是冬天，“夜漏沉沉，花阴寂寂，寒风吹得那窗纸有声”。西门庆当时是在东京，借宿于何太监家，梦中再次与李瓶儿相见。李瓶儿所言，仍是前回梦中的两件事，除了叮嘱他提防花子虚的加害之外，瓶儿还告诉西门庆，她找到了房子，很快就要搬过去住，有了最后的安息之所。巧的是，李瓶儿最终的安身之地，居然也在东京，离何太监家只在咫尺之间，在一条名为“造釜巷”的街道当中。
在张竹坡看来，这个“造釜巷”也不是作者随便安上的地名，其实大有讲究。顾名思义，“造釜巷”实为造锅之所在，“金瓶”熔蚀而造釜，瓶儿亦化迹于无形矣。因此，此梦有为李瓶儿作结的意味。
两人梦中云雨之后，瓶儿还主动挽西门庆相送。两人走到月色如昼的大街上，往东转过一个牌坊，即来到了造釜巷，见巷中有一“双扇白板门”，瓶儿说了句“此奴之家也”，即顿袖而入。
这本是梦中之事，又涉鬼神灵异，虚幻怪诞，自不待言。中国古典小说的文类中，这类谈玄说怪的作品极多，前有《述异记》、《搜神记》、《幽冥录》，后有《夷坚志》与《聊斋志异》。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读者不会感到任何困扰与迷惑，因为叙事者在明确地通过梦境来指涉玄怪鬼神，读者会觉得自己十分安全。换句话来说，鬼神世界之“幽”，与现实世界之“明”，判然两分而界限清楚，互不干扰。
但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西门庆第二天凌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用过早饭，即与何太监的侄子何永寿一同进大内参见兵科。这已是明明白白的现实世界了。参见完毕，西门庆因要去大相国寺拜访智云长老，便与何永寿分道而行。他在大相国寺见过长老（只是不知有无见到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那处菜园？），用斋饭毕，又穿过东街，想去崔中书家拜见同僚夏龙溪。就这么七转八转，最后转到一个巷子中来了。
不用说，这条巷子正是“造釜巷”。
写到这里，气氛顿时就变得有点阴森可怕了。西门庆接着往前走，即看到了昨夜梦境中所见到的那个“双扇白板门”。隔壁还有一家豆腐店。西门庆当时作何感想，我们无从得知。他悄悄地使玳安（而不是自己）去向豆腐店的老姬打听“此家姓甚名谁？”，想必西门庆与读者一样，也感到毛发倒竖，惊恐万状吧。
那个老姬的回答是“此袁指挥家”，似乎更显蹊跷。袁指挥在《金瓶梅》中实有其人。他那么一个显赫的官员，为何会安一个“双扇白板门”？是没有来得及刷油漆吗？李瓶儿的亡魂飘荡至此，似乎映照了第六十二回中阴阳先生的批书，但一路写来，由实境渐入虚玄幽眇，笔法奇特。
又是何缘故？
这么一来，梦境中的荒诞之事，由于被现实生活的境况明确印证，两者终于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作者的修辞策略有意将梦境与现实加以混淆，这就模糊了虚幻与真实、梦境与现实的幽明之界，从而迫使我们将现实世界看成是梦的倒影。这一独特的手法，对日后《红楼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顺便提一下，《金瓶梅》的鬼神灵异之事，特别是转世投胎、六道轮回的方法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金瓶梅》为作品中的每一位主要人物都设定了投胎转世的处所，且言之凿凿。蒲松龄虽将《金瓶梅》斥为淫书，但他是否从此书中偷师，学到合用的技巧、方法，乃至于写作观念，此处姑且存而不论。不过《金瓶梅》描述鬼神灵异之事的深湛笔力，似乎卓然高出于《聊斋志异》之上。
将梦境与现实合二为一，并让两者于对照之中显出悖论与荒诞感，考之于欧洲文学艺术史，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出现之后，才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蔚然成风。比如说，布努埃尔在《资产阶级的隐秘魅力》、《自由的幽灵》中对梦境的开掘，将梦境与现实熔于一炉的手法，为当时及后来的追随者叹为观止（实际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怎么看都有“超现实主义”的魅影），殊不知，早在十六世纪，这类方法在《金瓶梅》中已经运用得极为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