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文艺理论一向有浓厚的兴趣。东西文论颇读了一些，东西各国的文学作品读得也不算少。中国的文艺理论名著，如《文心雕龙》、《诗品》之类，基本上都读过。诗话一类的书读得更多了。但是业非专务，浅尝辄止，读得多而想得少。所以至今不但没有登堂入室，连堂屋的门也相距颇远，只能仍然算是一个门外汉。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说，自己对文艺理论问题没有看法，没有意见。我的看法和意见还是不老少的。我从门外向门内瞥上几眼，看到了一些情况，也许是门内汉看不到的。原因正在我不在门内，没有为什么东西所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地观察，推敲。我想改一下苏东坡那一首著名的诗：“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
几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的时候，也曾选过几门与文艺理论有关的课，读过一些西方文学批评的名著，比如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之类。选的课主要是两门：一门是吴宓（雨僧）先生的“东西诗之比较”，一门是朱光潜（孟实）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后者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所谓“文艺心理学”，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方的文学批评，重点是近现代。讲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理论，都是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所渴望了解的。孟实先生讲这种西洋理论，引用的例子却多半是中国的古典诗词，讲来头头是道，听来娓娓动听，听他讲课实在是极大的享受，至今难忘。我以前对中国文学理论多少熟悉一点，中国固有的专名词一看便能了解。对西方文艺理论，开始时难免会感到有点陌生，但是一经孟实先生讲解，便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确有非常精彩的东西，它给我增添了观察问题的新角度，我的眼界为之大开。我觉得，这一门课是我在清华读书四年中最引人入胜的课程。
从那以后，我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兴趣一直保持不衰。可惜的是，清华毕业以后，我在德国待了十年，学的完全是另一套东西。在那样长的时间内，除了有时为了消遣读一些德国古今文艺作品外，文艺理论的书几乎一点接触都没有了。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主要从事的仍然是在德国学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兴趣又恢复了。在专搞我那一门十分枯燥的专业之余，又利用余闲阅读这方面的典籍，旁及外国当前流行的文艺理论。只要有机会，就读上一些。当年孟实先生讲西洋文艺理论，只讲到20年代。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内新发展起来的理论，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想补上这一课，但是困难极多。一方面积习难除，浅尝辄止，不想深入，无睱深入。另一方面又有极大的苦恼。介绍外国文艺理论的书，绝大部分都是满篇稀奇古怪的新名词，像是一只只的拦路虎，令人欲进不能。这样的论文或专著，对我这样的凡人来说，简直成了“天书”。我没有吴用的本领，这样的“天书”我参不透。五六十年前朱孟实先生讲的课和写的书，于今直像是广陵散了。
前不久龙协涛同志把他的近著《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拿给我看。说老实话，最初我是战战兢兢，颇怀戒心的：“又是一部‘天书’吧。”我心里想，我实在怕透了这样的书。然而，当我接过厚厚的一摞稿子，准备硬着头皮读下去的时候，我却逐渐发现了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情况。协涛同志介绍的是滥觞于德国而风靡全世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对陌生者来说，这种理论难免有点古古怪怪，不大易懂。然而他引征的例子却是中国古典诗词。全书文字生动，说理清楚。即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不少本来很难懂的新名词，但是它们一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一看就能明白，毫无阻路虎的气味，全书一点“天书”的味道也没有。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句，在中国诗话一类的书中和文艺理论著作中多次出现，现在又被协涛同志引用到本书中。但他不是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解释，而是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用在这里，让我感到真是恰到好处，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有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是我童而习之认为了解决无问题的，现在看了本书中利用接受理论进行的阐释，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才知道自己原来没有了解到点子上，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
总之，这不是一部“天书”，而是一部“人书”，是像我这样的凡人能够看得懂的书。读这样的书简直是一种享受。这让我立刻就想到几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听朱孟实先生课的情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垂暮之年竟又碰到了这样的情景，心中怡悦之情真难以形诸褚墨了。
大家都知道，外国最新的文艺理论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直如蟪蛄不知春秋，转瞬即逝。这些理论，大都能说出一点道理来，至少是部分有道理。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是强词夺理，偏颇之处，昭然可见。在这一些新理论中，接受美学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流行的地区比较广，足征它标举的新说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基础的。它之所以至今仍然流传不衰，是有道理的。
但是，接受美学是不是就是完美无缺了呢？也不是的。这个理论创始于原来的西德，后经原东德的曼加以修正，增加了新的内容，理论体系比原来的精密了一点，说服人的力量增强了一点；但是，仍然不是完美无缺，理论不周到的地方有之，牵强偏颇的地方有之，应该涉及的问题而没有涉及者也有之。根据我自己读龙协涛同志的这一部大著的初步印象，他不但介绍了这个理论——对此我想中国读者是感激的——而且对上述不足之处，他还做了一些补充或者纠正，这当然更有利于中国读者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种理论。所有这一切非读书间观察细致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是一部好书，很值得推广，我乐于为本书写这样一篇序。
1991年7月2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