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今年初看了《世纪末》及《孩子你慢慢来》两本书，我很想告诉你我好喜欢这两本书的内容，让我有一种贴近生命的感觉。过去，我还看了《美丽的权利》及《野火集》，那时最欣赏你清晰的思考与批判的能力，但比起来，我更喜欢在《世纪末》与《孩子》中你所呈现出来的包客与智慧。我是一个老师，一直盼望用宽容的心对待孩子，但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常会有很深的疲倦。如果你也必须在台湾养育安安与飞飞，你会怎么去面对周遭的环境呢？（民雄，樊冰欣）
答：和你一样，《孩子》及《世纪末》也正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如果《世纪末》是用脑和心写的书，那么《孩子》是我用身体和感情写的。喜欢这本书的人真是我的知心。
不必假设“如果”我必须在台湾带孩子——我每年带他们回台湾就已有足够的烦恼：哪里有大片青草地让他们奔跑？能不能让他们单独上马路？电视里他们看见些什么？如果我真住台湾，我想我就迫不得已必须成立或者加入各种教育改革运动，耗尽力气去为下一代改变环境；说迫不得已，因为我事实上是个极懒散的人，愿意写文章，不适合搞运动的。但是作为台湾的父母和老师，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必须是个激进者，行动者，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行动者是得付出代价的。我理解你的疲倦，可是你一点一滴的努力，相信我，都是值得的。
二、当初不晓得你是先生或小姐，但却无损对你《野火集》的迷恋。那时学生的我，到手的《野火》是圆神第五版，读起来血脉贲张。多年后《野火》仍立在书架上，不过当时的激情已荡然无存。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自己已麻木或是本身成长，还是台湾这个社会已改善，或是你的观点已不新鲜呢？（宜兰，陈柏州）
答：你是第五版的拥有者，那算《野火》的元老级了。去年我回国，发现高中生在买《野火集》，大概是第一百六七十版，做第一次的接触。一个社会的共同知识的传承就是这样接下去的，让我想起当年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读罗家伦的《新人生观》的情形。
你对《野火》已无“激情”，应该说是你和台湾社会共同成长，共同超越一个阶段的显示。《野火》针对80年代的台湾状况发声，要的是你当时的“激情”；你的“激情”也共同塑造了台湾今天的面貌。而今天的高中大学生还在《野火》里发现一些东西，表示台湾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至于《野火》观点的“新鲜”，我想即使是十年前我也没说过《野火》的观点是新鲜的。《野火》其实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传统。《野火》之所以鼓励风潮，不在它观点之新，而在它文字的魅力；否则你要问，为什么《自由中国》杂志和《文星》杂志里的作者不曾煽起火来？李敖不久前说，他是木材商，写《野火》的人只是个卖牙签的！他也没看清楚，《野火》的意义就在它文字的魅力，像牙签一样人手一支正是它的目的呢！
三、朦胧眉间，几分清醒几分醉。难得片刻缘逢，或许便是生命迷人处……不善浪漫，却落得一身尘埋。感性的您，是否将泛黄的情事掀起，让心灵有铭心的您的他的心跳时分，入戏入味似梦，此刻此处留点心。另一种创作，与之分享。（嘉义，远星）
答：远星，你的文字太“文艺”，我看不懂，你究竟真心想说什么？
四、从“忠党爱国”的我，到如今心中有一把“野火”，想把这个政府烧掉。国家愈来愈烂，怎么办？（台中，赖彦呈）
答：本来“忠党爱国”的我，在发现自己被党和国用政治神话欺骗，愚弄了之后，我写了《野火》去烧掉它的神话。你对谁生气，就去对付它吧，用正面的，光明磊落的方式。我觉得奇怪的是，第一，国家并没有愈来愈烂，整体来说，今天的台湾比从前的台湾公平。第二，即使如你说“愈来愈烂”，那也绝对不再是“政府”一家的事。民进党不是政府，民意代表也不是政府，他们算不算你“烂”的一部分？还有老百姓自己——卫尔康事件只是政府的错吗？公共安全的严重缺失反映我们整体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绝不只是政治问题。你同意吗？
五、拉丁氏族迁徙至拉丁美洲就完全走了样，懒散成性不求精进，国民所得瞠乎北美之后，难不成真是“橘逾淮则枳”乎？（同样是欧裔，人家美加两国就令人刮目相看，关键安在？）（台中，朱廷章）
答：一个民族的前进或后退（让我们先暂且接受这个词的用法），有极复杂的因素。气候，地理，历史和文化交纵错杂，形成一个大环境。通常，海外移民社会和母国性格本来就有所差异，原因之一，会选择飘洋过海的移民在其母国内就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日子过得好好的，谁要走呢？），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不是母国固有文化的代表人。到了海外又要适应新环境，他的变是必然，而他变的方向，就难免要受制于他的环境。美加的地大物博是得天独厚的。
我倒觉得您的价值观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经济力量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唯一的标准吗？南美人当然比北美人穷，但是您敢断言他们因此比北美人不快乐吗？努力精进的德国人就一定比“懒散成性”的西西里人幸福吗？我觉得不见得。橘逾淮确实变成枳，但是，也许有人更喜欢枳的味道，也许枳比橘更有助健康，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六、您“毅然”下嫁白种的日尔曼氏族，可见是毫无种族歧视而天下一家来看。反观吾辈之省籍意识，地域观念，真教人汗颜。究竟是哪根筋不对？毕竟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足为训呀。（台中，龙斌）
答：我嫁给他的时候，只想到我在跟一个男人恋爱，没想到我在跟一个白种的日尔曼人恋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毅然”的美德。我还可以偷偷地告诉您，上大学时我不曾有过本省籍的男朋友，原因呢——我嫌他们的国语不好听。您说这是不是歧视？所以说，如果下一代的台湾女孩子一定要找闽南语说得地道的才肯恋爱，那也是历史的公平吧。
地域观念其实是人的本性，他寻求同类来加深自己的安全感，优越感。日尔曼人瞧不起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瞧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瞧不起阿尔巴尼亚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被他轻视的目标来巩固自己容易受伤的自我感觉，像阿Q一样。地域观念其实只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并不严重，但是当这种弱点和政治斗争结合，当族群歧视被赋予政治势力而组织化，合理化，它就变成一个吃人怪兽。
台湾的省籍冲突有它的历史成因，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很清楚。一方面，历史郁积的情感发泄出来其实最自然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团体要利用它而使矛盾加剧。头脑清醒的人民就要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民进党的邱义仁就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当他说，已经出头天的本省人应该学习退让，使充满危机感的少数外省族群放松下来，指出的就是事情的轻重。与台湾人有真正矛盾的，不是同属台湾的自己人。受过压迫的本省人应该更清楚被压迫的痛苦，更宽以待人。他的宽厚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收获。
七、看“外遇”时，从一开始的笔触，气氛，心理描写，都注重妻子的惊疑不安以及悬疑，我暗暗期待一个“全然令人意外”的结局，怎样意外呢？比如说，完全是妻子的幻想，先生并没有外遇。当然您的结局也满“意外”的——意外的惊怵。您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一种什么动机？是纯戏剧效果，还是有什么心理成长认知上的转变？和您本……（高雄，林纯瑛）
可惜您的传真只有一半，第二张不知怎么了。
答：您的问题好厉害，马上就要问出究竟这是一篇理论的虚构的“戏剧”，还是我自己的经验与心理的投射，是不是？
这样回答吧！这篇小说当然是“戏剧”，虚构的。我的先生有没有过外遇，我自己有没有当过被背弃的妻子或背弃别人的情人，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但是您说“认知上的转变”，却相当地击中要害，对，我有经过认知上的转变。我想说，女人不见得都是所谓弱者，被害者不见得都值得同情，我想说，女人和男人都有能力做所谓坏人，我们不要在解构的过程中同时不自觉地另构神话……
让我反问您：被背叛的妻子眉香为什么不去杀她的丈夫，却杀了他的情妇？
八、我想和你做个朋友，无所不谈的朋友，吾虽不属知识分子，却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喜怒哀乐愿与你分享，诚意是向你表明友谊的基础。（高雄，张进光）
答：你以为凡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你太高估知识分子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是非观念，有是非观念的又不见得能言行一致。
谢谢你的友谊，但是欣赏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透过文字，而不是实际的接触。文字是作家的精华，他其他的部分，很可能是糟粕，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九、我觉得你非常寂寞。最近，你一直在呼告读者爱你。当一个人视野逐渐辽阔，便不客易再去欣赏谁、崇拜谁。你曾教给台湾人民勇气与胸襟，然而羽翼丰满的鸟儿渐飞渐远，无视你期待的目光。你太强了，让人感觉压迫。我已经离开你。（台北，陈玫玲）
答：你之“离开”我，如果是因为你开始欣赏另一种作家、另一类作品，开始关心另一个课题——我祝福你。
你之“离开”我，如果是由于你到达了某一个年龄，根本不再买书、看书，不再有探索心灵的时刻（我们知道，台湾的主要读书人口不超过三十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什么好呢？
十、泛政治化虽迭遭诟病，不过，却也伴随不少正面效应。女性亟思争取平权，若非透过政治力实难克竟其功。诸如前一阵有前卫人士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或许龙应台登高一呼远比多少平和的女性团体声嘶力竭还够瞧的。嗣因政坛的一席之地影响力，是耶非耶？
答：非耶！龙应台一个人的登高一呼绝对不如许多女性团体的声嘶力竭，更何况龙应台已经少做“登高一呼”的事。
我与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当然在看法上有许多差异，而且向来不加入任何团体，那是因为钟鼎山林，各人性情不同，但我绝对支持像何春蕤、张小虹、李元贞等人所做的努力。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你往往要向前追十步才能达到一步真正前进。
她们很棒。
十一、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迫使她在“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不客否认，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的台湾。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