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
1994年的春天，莫斯科街头有个头戴棉帽的人站在肮脏的残雪中等候买香肠。东柏林一个铜像已被拆走的广场上有个失业的人，两手插在口袋里，无所事事地望着商店橱窗。法兰克福市中心有个人踏出地铁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个人弯腰在地面铺上一张报纸，拉拉裤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东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个人正穿梭着过马路。
这些毫不相关的人之间，在20世纪的尽头，其实联系着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目睹乌托邦的解体、信仰的丧失、理想的幻灭。
五十块！
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体验到破产的意义。汽车在雨后尺深的泥泞中陷住了，进退不得。于是我建议，干脆将车锁上，让它在那儿留一夜，等出了太阳，路面硬了，再来取车。
北京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着我，摇头，不行，收音机会被拆掉，轮胎会被卸走，车子会面目全非。
你们在说笑，我说，这里不是纽约布朗区，这是中国离京城不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前后两三里内只有农村，农村里头只有农民，中国农民——我想说，中国农民不是纽约浮动无根的各色人种，他们是有历史传统，有道德架构的族群社会——
“对，”北京人对我的天真似乎有点儿惊讶，“就是这些中国农民会把车给解体！”
没有一个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辆汽车留在乡间一条荒路上过夜而不受破坏。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坚持，没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动。
七手八脚死推活拉的，总算将汽车拖出泥浆。到了一个村子里，车子终于噗噗停了下来，抛锚了。我们需要一条一两公尺长的绳索将车子拖回北京。饱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们倦了饿了，大人们焦急地一会儿看引擎，一会儿爬进车底。看热闹的农民围成一圈，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到哪去找绳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断地低声警告：把车门锁上！注意看着你的东西！别让孩子走开！
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当陌生的东西。
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冒了出来，“绳子我有，”他说，扬扬手中一截粗绳，“五十块！”
我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和黄土地一样老实的脸。
你是否能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诉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饭店里妓女如何如何地来往穿梭，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说：“你们真奇怪，你们还用‘相信’这个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说，德东的人们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诚档案之后，如何又如何地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最信任的老师、最仰慕的作家原来是公安的秘密线民，或者他们如何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共党领袖豪华奢侈的俱乐部——那些领袖都曾经是掌着理想大旗的热血青年。
西边的德国人不曾经过共产主义的实验，但他们是另一场实验的幸存者，希特勒的乌托邦碎片还踩在脚下，不时要刺痛脚板。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大半的德国人活得战战兢兢，辛苦地拒绝任何信仰的诱惑。如今共产主义实验的分崩离析更加深了他们对乌托邦的不信任。
台湾人呢？在日据时代反抗殖民政权争取民族自决的知识分子，经过1945年对回归祖国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来。这一整代人，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信任任何一个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个人或政权？
至于随着国民党渡海，希冀在台湾卧薪尝胆、实现民主乌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后，还能信仰什么？雷震若活到世纪末的今日，他是否还有热情为任何英雄鼓掌？
战后的一代，譬如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
在莫斯科街上那买香肠的人，在东柏林广场上那游手好闲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农村里走着的人，在法兰克福那西装毕挺的人，在忠孝东路转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还有我，程度或许不同，但我们都认识一个词，英文叫the loss of innocence，德文叫das Verlieren der Unschuld。中文，很别扭的，叫“天真的永远的失去”。一旦看见了国王的新衣，他就无法再回到没看见的状态。人的混沌一开放，就不可复得。
救护车
对某一个神话的怀疑还不算是天真的丧失，因为一个神话可以由另一个神话取代（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列宁取代沙皇、斯大林取代列宁、反对党取代执政党）；看清了神话形成的过程才造成混沌的绝对死亡。任何高贵的理想或真理，为了得到实现，都不得不诉诸群众运动；为了获得群众，真理不得不“神话化”，而“神话化”的过程势必包括漠视全貌性的简化手续。不幸的是，简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乌托邦是一粒不含开花可能的种子，不管人以多浓的热情灌溉。
1930年，亚斯柏斯（Karl Jaspers）在海德堡演讲，说了一句后来被人不断引用的话：
“天下没有不可置疑之事。”
卑之无甚高论，真做起来却惊天动地。
当高贵的政治理想受到怀疑时。道德的乌托邦也开始动摇。20世纪的人走过性解放、妇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质疑，一次反抗。二十岁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纸上的圣贤教诲。三十岁的我，在怀疑政治神话的同时，发现纸上所印的和我眼见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整个圣贤教诲像一场骗局。四十岁的我——有一天开车，后视镜一辆车紧逼近来，镜中映出鲜明的大字：“救护车”。我赶忙靠边，车经过身边时，我看见了车头上的字：“救护车（镜象）”。
四十岁的我，明白了原来孔孟的道德架构不过是那倒写的字，与镜子配合作出实体的呈现；但是谁将镜中的呈现当作宇宙实体，谁就是傻瓜。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驱车经过河北省一个农村，看见所有的墙上、树干都涂着标语：储蓄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水源、不浪费一滴水，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我连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这村子缺水。
原来先圣先贤的道德教诲也不过是涂在墙上树上的标语。
有意思的是，村子离不开标语就好像镜子外的实离不开镜子里的虚，虚实是一个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根本就是现实和理想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违背的运作结果。虚是实的一部分。
曾经觉得被欺骗的我，顿时觉得释然。
不知道这是不是孔丘所说“四十而不惑”的意思？不过，他的“四十而不惑”也可能是个树干上的标语。
矛盾而危险的钟摆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总还得在某种架构中活下去。像一个钟摆，他悬荡在安全和自由的两个渴望之间，安全时他要自由，自由时他要安全，而两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断地向这边那边挣扎摇摆；摇摆的轨迹，是为历史。
毛泽东时代、昂纳克时代、苏联帝国时代、国民党专政时代，人们觉得安全，但他们追求自由。九十年代，毛早逝了，昂纳克逃了，苏联帝国垮了，人们突然害怕起来。这新获得的自由有一个普遍的名字，“乱”，乱的时候，人们开始企盼强有力的领导。
台湾的报纸说，从前虽是强人政治，但强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现在政治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比从前要庸俗而堕落。
德国的报纸说，从前有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现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经理，他会把档案分门别类就算称职，根本没有能力在乱局中为人民指出新方向。
奇怪，这种思维的内在矛盾和危险性难道不清楚吗？矛盾，因为安全和自由是两个绝对对立的品质，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时又掌握强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险，因为枭雄多半蜕变自英雄，对英雄的渴望是产生枭雄的温床。
世纪走向尽头，历史的钟摆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极高，我屏住气，知道那个摆不会停在空中，它会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
自由的宝贵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并不明显。和安全不一样，自由除了游戏规则的共同遵守之外，一无所有，它没有强权的保障。建立游戏规则很难，要破坏游戏规则却不费什么力气，譬如德国和瑞士地铁采取的荣誉制，无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严，但是一旦有相当数目的人不守买票上车的规则，查票势必得执行，荣誉和自由则荡然无存。
游戏规则一旦破坏，强人的机会就来了。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我是谁？
可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称它为社会共识吧，本身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德国的一位历史学者史都默（M．Sturmer）写过，一个没有共识的多元国家迟早要走向内战，而可以发挥凝聚力的共识，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国家认同。历史研究和诠释提供一个团体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历史学者的难处即在于，当他尽他的政治义务——促成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不能够损害他的学术责任，那就是“解构神话”的工作。在促成国家认同和解构神话之间求取平衡，史都默说，是史学家一个重大的任务。
20世纪初期当帝国主义崩溃时，纷纷独立的殖民小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历史的改写来建立国家认同，把“我是谁”的诠释权从殖民者手中夺回。在殖民者的视野角度里，不管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或是“苏丝黄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个性分明的个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蝼蚁大众。改写历史不过是换个焦距，让背景成为焦点所在，认清自己的面貌。
台湾这个殖民地的历史重释，由于国民党的到来，往后延了四十年才发生。解严之后，认识“我是谁”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史都默（还有谈东方主义的萨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必要过程。书店里触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愤、悲情、悲歌、悲哀、愤怒、出卖……被压抑了四十年，不，应该从1894年算起，被压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感情终于得到释放，被残酷的历史活埋的人终于再见阳光……
可是，怎么出土的全是英雄？怎么殖民史变成抗暴史？怎么连皇民文学都变成抗议文学？治史的人在热情地建立国家认同，尽他们政治义务的同时，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说的作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责任——逼视历史、解构神话的责任？
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却对历史的不可妥协的诚实，唉，这个世纪的许多路是自走了。
你看那滚石就要
法文的世纪末（Fin de siecle）其实与时间没什么太大关系，指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一种美学风格。把世纪末当时间观念，当然是荒诞的，“世纪”已是假设，“末”则更属虚妄。德国人比较实际，“世纪末”在德文常说是“世纪转”（Jahrhundertwende），“未”就是“转”，活脱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学理解。
世纪或许无所谓“末”，时代却有它结束的时候。眼看着帝国崩溃、围墙倒塌、主义破碎、神话解体，我深刻体验到一个乌托邦时代的结柬。福山大胆地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而他语音末落，欧洲战火已烧上天空，显然历史无所谓终结，只有转折；但历史是前进的或是循环的，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和中亚各邦为种族、宗教而彼此屠杀，这个转折似乎回到原始的嗜血时代。数代之后，难免又有新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验过我们的信仰的死亡）以满腔热情试图建立新的乌托邦……你不能不想起西西弗斯那家伙来。
世纪末，西西弗斯满头大汗又将滚石推到了，巅峰，你看，那滚石在巅峰上马上就要……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