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海牙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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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中，有多少平民百姓被杀？旅顺大屠杀中，是哪一个人下的命令，有多少人被害？南京大屠杀，究竟是如中国人所说被杀三十万人，或者如部分日本人说，没有这回事？可有人去把万人冢掘出来，清数尸数，核对遗骨遗物、确定名单？可有什么法庭追究过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士兵残杀了强暴了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市民，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地？
没有的。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绝对矛盾的双重行为标准，平时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取人一针一线都要受到制裁，战时讲国家至上目标统一，杀戮奸淫掳掠突然都变成老天爷下雨一样的常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改写了历史：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在战争之后将侵略者的首脑绳之以法，并且为他们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罪名，“戕害人类罪”。可是东京和纽伦堡大审，心中不平的人说，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
那么，有没有不偏不倚的正义这回事呢？南斯拉夫的战争突然给冷战后的世界带来一个新的难题。战争结束了，老弱妇孺回到残破的家园，从废墟中重新燃起炊烟。但是死了的人尚不瞑目，失踪的人尸骨不见，活着的人悲怨不已。联合国所组织的国际法庭在历经三年的搜证工作之后，今年七月开始了世纪末的大审：十一位国籍不同的法官、三百多位幕僚，每年花三千万美元，试图理清战争期间的罪与罚。
7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正式通缉波斯尼亚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依照联合国宪章，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将两人逮捕到案。一个超越国界的法庭对某一国的领袖发出通缉，罪名是“戕害人类罪”，在人类历史上可是石破天惊的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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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出现的塔第契穿着西装，头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看起来年轻英俊。海牙对他的起诉书里头总共有34项罪行：强暴、凌虐、杀人……
塔第契本来是小镇上饭馆老板，同时开班教跕拳。战争一起，他就成了民兵，穿上迷彩的野战军服，手里拿着机关枪和铁棒，管理集中营里的俘虏。所谓俘虏，在平常是街坊邻居，有些是他小饭馆的老主顾，有些是他跕拳班的学生。
在海牙的法庭上，有个证人叫塞得，原来做卡车买卖，是穆斯林。在俘虏营中，他一看见熟识的塔第契就赶紧把头低下来。“为什么？”法官问。“因为塔第契第一个就杀他认识的村子里的人。”
一个建筑工人哽咽叙述塔第契怎么拖出一个村子里的人，用跕拳踢打，最后跳上去用力踩断了那个人的脊椎骨。一天晚上，有四个人被塔第契一伙拉了出去，一个还是塔第契好友的哥哥。“先是完全的安静，”一个农民边说边泣不成声，“然后就听见拳打脚踢的声音、痛苦的惨叫。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厕所墙壁上满满是血……我的朋友的一只鞋还落在角落里。”
塔第契一伙人在厕所里对四名俘虏先施行种种性凌虐，然后将四人殴打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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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伯尼亚是个穆斯林小城，一直在联合国部队的保护区中，却在1995年7月11日落入塞族手里。塞族士兵进城，将男人女人分开，分别驱赶进几十辆大型巴士中，驶往城郊。那些男人，也许是六千人，也许是八千人，从此失踪。
老农夫在海牙法庭上的代号是A，他知道那几千人的下落。他所挤进的巴士来到了一个篮球场，场上尸体早已堆积如山。老农那一车的人在空地上排成四行，机关枪扫射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压在尸堆里，没被射中。他在半夜里脱逃。
去年7月11日到13日间，小城里有多少穆斯林被杀？没人知道。有人说三千，有人说六千。老农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单单那个篮球场，就有两千五百个人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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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家破人亡的被害人一个一个站上证人台，描述自己在家园目睹的暴行。有一个塞族士兵问一个穆斯林女人，“婴儿干嘛哭个不停？”女人说，“他饿。”士兵一刀刺进婴儿胸腔，说，“他不会饿了。”
这些残暴的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在海牙法庭上，有一个“凶嫌”现身说法，就是二十四岁的杜拉胜。
讽刺的是，杜拉胜根本不是塞族人。他是个生长在穆斯林区的克罗蒂亚人。战争爆发之后，他有时被召进克罗蒂亚军中，有时被拖进穆斯林部队。后来发现身为塞族人的妻子有了身孕，于是决定当逃兵，随着妻子到了塞族区。到了塞族区却又变成了塞族士兵，“因为，”他哭着说，“否则就不给我们住房呀。”
杜拉胜的部队驶进一个农场，农场里头停了几十辆巴士，挤满了穆斯林男人。“他们十个人一排，站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开枪。我不肯，我的班长就说，你不肯，可以，过去跟他们站一块儿去！”
杜拉胜眼泪流个不停，“我没办法。连开巴士的司机都被叫下来，每个人都得枪毙几个，算是共犯。我不杀人，人家就要杀我。决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尸首遍野，杜拉胜已经干了一天的活。班长说，还没完，体育馆里头还有500个人。这个时候，杜拉胜无论如何不肯去了。班长于是命令他站在体育馆门口，自己带了部队进去。杜拉胜听见里头传来哭叫声、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然后，就安静了。
“你估计16日那天杀了多少人？”法官问。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胜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自己，”法官继续，“杀了多少？”
杜拉胜痛哭出声，“我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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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夏天并不太热，在树荫里风吹来还有点凉。工人用铁锹挖地，流了汗就到树下吹吹风。他们在7月15日挖出了一个长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里横七竖八的全是骸骨。几根粗大的骨头还插在沾满泥巴的鞋子里，那自然是腿骨。
联合国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坑里挖出来的三百多具尸骸全部是由机关枪在近距离射杀所造成的死亡。土里四处是绳索，人是被捆绑着遇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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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满坑满谷的骸骨啊，谁说不是历史的常态？被秦始皇活埋的读书人，被军阀、被日本人所屠杀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万的数目像死狗一样的暴尸于野？谁为那没名没姓的人伸张过什么正义？
可是相对于人的残暴，人，同时是个有理想的动物。国际法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如果能追究责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谓“时代悲剧”、“制度役人”的烟雾中，或许将来的屠杀会减少。“时代”，是明确的个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个人制定的，谁说找不到罪魁祸首？没有人活该像死狗一样的被抛进万人冢中。
海牙大审开庭了，人们屏息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雀跃。历史的挫折使人们谨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其艰巨，首先是搜证。战争期间，暴行传闻不绝于耳：塞族士兵奉令强暴穆斯林妇女以达灭种效果、士兵令俘虏相互咬断生殖器并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实证为依据。实证？被强暴者噤若寒蝉，被杀害的只留下无声的骸骨，实证得来不易。
有了东京和纽伦堡大审的前车之鉴，海牙大审试图更准确地界定罪与罚的对应：小人物如饭馆老板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松。大人物如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显而易见地有重大政治责任，但海牙的法官们不倚赖那“显而易见”的假定，而力图找出军队暴行的命令下达过程——士兵的集体屠杀俘虏究竟是哪一个个人发出的命令？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正义的执行。法庭已经发出通缉，但谁去逮捕他们？联合国现驻波斯尼亚部队似乎是当然人选，但是他们一有动作，波斯尼亚战火势必立即再度爆发，是正义比较重要？还是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重要？
国际法庭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其实脆弱极了。所通缉的两名主脑如果不被逮捕，所有至今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寻常百姓要继续被侵略者、独裁者屠杀，死狗似地被掩埋。人们屏息注目海牙大审，心中微微紧张。
因为这场世纪末大审“万一”成功了，它的意义多么深远重大：侵略者不再能以两族开战为藉口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他知道，在战后，文明的法律仍旧要制裁他。国家的领袖必须面对国际监督，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利；普通人如塔第契也得知道，他所做的杀人放火，即使受自己国家的支持，还得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所逃遁。
这样的正义，对那受尽折磨、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是多么需要的安慰。如果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这样的大审来清理它的残骸沉冤，我们今天的历史该有怎样不同的面貌？
我们屏息注目这世纪末的大审。清理过去的黑暗，我们知道，不过是为了未来的光明。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