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背弃了我！”刚刚逃离越南的何威在苏黎世机场面对着群集的瑞士记者，很激动的说：“我为美国公司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美国却因为我有一个智障的儿子而拒绝收容我。这个儿子是被一个在他耳旁炸开的炮弹吓坏的，他是战争的牺牲者，美国却要背弃他，我控诉……”
这是1979年，越南难民还在一波一波往外逃命的时候。瑞士这个小国收留了几千名难民，而且特别接纳老弱妇孺残障等等大国所希望淘汰的“品种”。
八年来，那个被炮弹吓坏的孩子逐渐长大，却仍旧是个不能自己穿衣进食的智障人。抚养他的是瑞士的社会福利制度，免费供给他吃住的生活环境、照料起居的护士、启智的特别教师、学习的教育材料。支持这个福利制度的，当然是六百万纳税的瑞士人。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瑞士的国旗形貌，不知道红十字标志的人却可能很少。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相对照的颜色令人联想红十字的象征意义：人道精神。瑞士，是一个以人道精神自许的国家。
它确实也是的。看看数字吧！瑞士对第三世界贫弱国家的各种外援高达国家总收入的2.35％（1981年）。相对之下，比瑞士强大不知几倍的美国只支出0.9％，西德支出1.09％，英国1.59％，法国2.01％。也就是说，瑞士的人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它用来济弱扶倾的钱却是美国的两倍半（在1978年更是美国外援的五倍半）。当然，凡是数据都有它障眼欺人的一面，所谓外援，也不见得都用在济弱扶倾的目的上，但瑞士小国的外援高居世界第一，其基本精神仍旧充分透露出来。
对它自己的国民，人道精神就表现在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上。一对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老夫妇来到瑞士，在苏黎世湖畔看见无数个老人在湖畔小道上倘佯，有的喂天鹅，有的晒太阳，个个显得悠闲安适。听完对于养老金、退休金、救济金、失业金、医药保险金等的解释之后，老夫妇恍然大悟的说：
“我们的报纸老说什么西方人不懂孝道，不奉养父母什么的。现在看起来居然有理。老头子老太婆每个月都有公家给钱，够吃够住够花，为什么还要子女‘奉养’？根本不需要嘛！靠子女奉养，碰不好还要看小辈脸色，还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这简直比孝道还好哪。”
以福利制度来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想，这是人道精神的切实实践了。
可是每回经过这个工厂，我就觉得不安，好像在我理性的思索里出现了一条紊乱的线。
这是一个著名的武器工厂，制造高度精密武器，卖给外国；这个工厂，也生产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材，也卖给外国。不论是武器或医疗器材，都具有瑞士人引以为傲的条件：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当然，还有最昂贵的价钱。高超性能的武器使战火中的国家更有效率的互相残杀，品质优秀的医疗设备使战火中苟活的人们获得再生，重新投入残杀的游戏；而这一杀一救之间，负责制造供给的瑞士人更忙碌的数着自己的钞票。
钞票，总不能塞在布鞋盒里藏在床底。美丽的苏黎世有举世知名的银行，向世界上的豪杰巨贾独裁者提供另一种高度精密的产品：保险箱。把钱放在瑞士银行的密码户头中，不管那钱是抢来偷来搜刮来的，不管那钞票是否还浸着寡妇的泪水、沾着人民的血迹，瑞士银行都会帮你妥善的保管。苏黎世的保险箱也有最优秀的品质、最高超的性能。黑手党的头子、香蕉共和国的国王、华尔街的魔术师，都是买主。苏黎世的街道是用黄金与钞票铺成的。
不安归不安，我并没有谴责的意图，原因极简单，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道德立场一致的呢？我举不出来，那么，何独苛求于小国瑞士？只有当那个志得意满的瑞士佬以天下第一等公民自居的时候，我会谈谈的告诉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视他人为鹬蚌，捡尽便宜算不了什么人道主义！
连制度化的人道主义都有它讽刺的一面。
一场冰雪，把人行道都覆没了，几天没有人清扫，过路的行人颇受跋涉之苦，我觉得奇怪，问瑞士邻居：“为什么没人清扫？瑞士没有法令规定屋主必须扫门前的雪吗？在美国，要是行人在你屋前行道上摔断了腿，可是屋主要负责赔偿呢。”
“当然有法令呀！”邻居带点鄙夷的说，“可是，谁在乎！每个屋主都有保险，摔断了腿自然有保险公司赔偿，扫不扫雪根本无所谓！”
啊，原来是这样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人道主义还不曾制度化，所以灾损理赔全看个人运气。张三在李四家前因冰滑而摔断了腿，李四可能大笑说“张三活该”，也可能诚惶诚恐把心都捧出去赔罪，但是没有钱。张三与李四若开车相撞，两人可能在大街上吵得面红耳赤，为自己争取不赔偿的立场；李四也可能感激涕零，因为慷慨的张三一口答应赠送新车。
在先进国如瑞士，两车相撞之后，肇事车主下车来，互递保险号码及姓名地址，事罢分手。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有人在屋前跌闪了腰，打开窗户看一下，拨个电话叫救护车，再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窗户就可以关上，冷静从容，连眉毛都不需要皱一下。制度，会负责。
这些当然是最恶劣的假想情况。绝大多数的瑞士人都很尽责的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就好像人人都会买票搭公车，即使公车上没有收票查票的人。一个制度可行与否，要看是否有大多数的人照规则行车。如果许多人试图白搭公车，如果许多人在行道上摔断了腿，公车的荣誉制度势必要停止施行，保险制度势必也要崩溃。瑞士人规规矩矩的维护他们人道的制度；瑞士人，表面亲切礼貌，也以对人冷淡闻名于西方世界。外国人很可能在瑞士寄居数年而从来不曾受邀进入一个本地人的家门（为瑞士辩护的人必须马上说：“可是瑞士人一旦把你当作朋友，那就是一辈子的忠诚友情！”问题是，那个“一旦”很难发生）。令我沉思的是，他们人道的制度化、效率化，与他们人情的冷淡，有没有关联呢？
是不是因为有制度供养老年人，所以儿女觉得没有承欢膝下的义务，而父母觉得没有要求含饴弄孙的权利？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辅助未婚的妈妈，所以离弃母子的男人不必觉得过分的愧疚？是不是因为有制度花大量的钱重建外国难民的生计，所以个人就不需要对言语不通的难民表示特别关切？是不是因为联邦政府已经给予第三世界极高的外援金额，所以个人对埃塞俄比亚的饿殍不必再动感情？
是不是因为有红十字会、外援基金、福利设施等等，在有效率、有组织、有制度的实践人道主义的理想，所以个人的心门不需要再敞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倒真觉得惶然了。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