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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嘛，还不清楚是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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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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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么，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么，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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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么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么面对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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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