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李翰祥，三十年前，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1982年9月28日的国民党《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编者略）一年下来，李翰祥的戏拍好了，轰动海内外。李翰祥的戏能够拍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当年因我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传去逼问，愤而离开台湾，从此不再同国民党合作。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这样的回忆：
我一生最恨的是“无名信”，也就是所谓的黑信，无名信和做善事的“无名氏”迥然不同。所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方是大恶。“无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无名信是作恶唯恐人知，属于“无胆匪类”。我在台湾组国联公司的时候，为了催一家公司结账，而使他们怀恨在心。他们一方面支使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可惜他们非但无德，而且无才，有的只是巧取豪夺不义之财而已），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等以后一定要细细地说上一说。
就这样，李翰祥离开了台湾。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李翰祥不在台湾还不要紧，最后，他终于用行动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他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我写过一篇《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曾详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五期）。
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如果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历史剧应有现实意义
李翰祥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我没看过，因为国民党至今还把我扣在台湾，不准出境。不过，电影没看过，电影说明书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特刊》，上面有两部戏的“本事”，里头说英法联军时候，以肃顺为首者劝咸丰皇帝去热河行宫避难，但是以恭亲王奕为首者却“谏阻弃京出走”。“正争论不休时，懿贵妃把越百（位？）挺出，面斥肃顺不当，力除（陈？）迎战洋兵之必要与可能。咸丰举棋不定，终令僧格林沁亲王之骑兵与英法联军大战于京郊八里桥。清军不幸败北，洋兵逼进京师”。咸丰出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咸丰死了，懿贵妃母以子贵，变成了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杀了肃顺，取得政权，“是为‘垂帘听政’之始”。
李翰祥拍这两部戏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为实景。他最近说：
我这次机会非常好，从来没有一个导演在故宫、颐和园、东陵、承德的避暑山庄，像我这样大规模地拍一部历史片，而且是在历史人物生活过的地方拍。譬如说，咸丰皇帝死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我们就在西暖阁拍。多年以来，我拍古装戏一直是搭布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过瘾了。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情在过去总觉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但现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这样实景下拍历史剧，它给人们的影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深信好的历史剧都该有它应有的现实意义。李翰祥这两部戏，当然也会照应这一方面。李翰祥说：
我在写历史剧、拍历史剧的时候，总想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我拍的戏里面也许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说的东西。至于人家从镜子里照得见照不见自己，我不知道。我忠于史实，但不完全是依照历史。我觉得历史是现代人的借镜，说是前车之鉴吧。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
基于历史剧应有的现实意义的要求，我关切到李翰祥在这一方面，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面同样成功，我觉得值得深入地讨论。
《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戏，关键人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慈禧太后。李翰祥对慈禧太后，似乎在评价上面有溢美之处，这在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来说，就未免砸了锅。李翰祥聪敏好学，但是历史非其所长。这样大的两部戏，在历史上出了大毛病，在应有的现实意义上发挥不起来，就会“雷声大，雨点小”。因此，我愿写这篇文章，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补一点粉墨。这样一来，看了李翰祥的戏和李敖的文章，就会对这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有双料的了解了。
怪人还是怪制度
慈禧太后既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的关键人物，艺术工作者在处理这种人物时，都容易犯职业病，就是喜欢美化与纯化，乃至过度颂扬（eulogy）。试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历史，完全归罪于慈禧太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并不觉得很恰当。我想，应归罪于整个制度。……为什么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帘听政？还是她利用了祖传的这个宗法制度。她搞了那么多年，把中国搞成那个样子，正是清朝的宗法制度起了作用，这种制度维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
这种话，就未免太有问题了，李翰祥未免太简化了政治斗争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事实上，正确的历史解释正好相反。慈禧太后的“搞了那么多年”，正因为她不断地在破坏制度。这种破坏，最后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铁桶江山”给断送了！
以慈禧太后搞夺权的辛酉政变为例。辛酉政变给肃顺等的罪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咸丰临死前并没要他们接事，“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赞襄名目”乃是他们假造的；一个是说他们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其实这些罪状，都不能成立。第一，“赞襄政务”是咸丰七月十六日下的谕旨，《翁文恭公日记》中明记这一谕旨与立太子的谕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后来《文宗实录》中也记录了“赞襄政务”的话。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是别人假造的？第二，反对垂帘听政乃是维护“祖宗旧制”，因为清朝家法中，从来没有这种制度。顺治康熙时候，有摄政、有辅政，可是从没有什么垂帘不垂帘。王闿运写诗说：“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顾命大臣赞襄新君的。女士们是不能出来辅佐帝王的，“祖宗旧制”没有垂帘听政，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说别人“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后一出道，所作所为，就是破坏制度。她用破坏制度的方法非法杀人关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来巩固她的政权。这样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制度所没有的。
破坏制度的能手
慈禧太后以破坏制度的手段夺权成功以后，她再破坏制度，使太监势力坐大，以为爪牙。远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规定“寺人不过四品。凡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觉察纠参，审实一并正法”。但是制度归制度，慈禧太后照样破坏。最初她用的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宫里闹个不停，最后还闹到外面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荡荡到山东去。船上挂着大龙旗，说“奉旨钦差采办龙袍”。船上有他买来的十九岁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镖的、做饭的、剃头的、修脚的、说书的，还有个和尚，以及和尚的厨子。他们在船上又唱又闹，又雇来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东，上岸换车轿，骡子二十二头、马十七匹，还有一只驴，外带大车轿车，又浩浩荡荡前进。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不过去了，秘密通知了恭亲王。恭亲王认为该给慈禧太后一点警告，就密令丁宝桢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宝桢这种做法，就是公然维护制度。相对的，就无异于证实了慈禧太后的目无制度。
又过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后的势力更稳固了。这年8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此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慈安太后，说我还没死他们就眼里没有我了，若不杀守门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害怕，就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一来守门的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慈安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司法首长（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安太后没办法，只好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廷打守门的，要“廷杖”（当廷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西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西太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份！慈禧太后气得要命。最后恭亲王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上面所举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门案”，只是慈禧太后破坏制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还多着哪！例如立光绪，是破坏宗法制度；修名园，是破坏财政制度；杀戊戌六君子，是破坏司法制度……诸如此类的破坏，还算是粗枝大叶的。其他无微不至的，还更惊人呢！以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的“沈荩案”为例。要处死沈荩，可是因为慈禧太后生日快到了，不愿用行刑来破坏庆典，又不愿等到“秋决”，就干脆在监狱中把沈荩鞭打四小时，血肉横飞后，再予勒毙。这种杀人新招，又哪里有制度？
我的劝告
所以，说罪不在慈禧太后而在“整个制度”，是与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历史剧难免“不完全是依照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离谱了。“本事”中的许多叙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只是普通的清宫戏，又当别论。但是我们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许的，显然有百尺竿头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怀疑李翰祥发挥得是不是少了一点？用这样空前绝后的大戏，做“现代人的借镜”，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点？
说到“现代人的借镜”，李翰祥说：“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以古喻今”的一点——当然是重点的一点——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应该加强垂帘听政的部分。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慈禧太后这一样板意义，我觉得是《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最该刻意串联的现实意义，而正好用来“以古喻今”。……（编者略）
我深信，用电影手法去表达历史剧的现实意义，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给人们更美满的影响。我在台湾，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遗憾。乃特别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一番，以寓爱深责切的微意。同时也给隔水相望的艺术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劝告。
198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