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读《狂人日记》，虽为它那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高妙融合所折服，并且又听说还能用表现主义阐释其风格，但是从小说全篇的有机整体上，并未窥出其中“水穷云起”的所以然来，甚至以为作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逼真地摹写了“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有略具联络者”/'这种典型的狂人思维表达方式，进而归功于鲁迅先生扎实的医学功底。近日重读，稍有意留心于小说的内在结构，不知不觉之间，由作品语句的高容量与多义性，悟出它的结构整体存在着三个侧面，分别构成了小说的双重现实本体和象征本体。这种解读方式不免有点机械论的嫌疑，但作为一种赏析途径，至少是可以成立的。
小说的第一重结构是它的客观结构，也就是作者站在“清醒人”的立场，通过展示“狂人”日记中的所见所思，向“医家”和我们这些“清醒人”透露出的故事的真相，因此，我们用“清醒人”的眼光，用与作者在小序中所表明的同样的立场，透过狂人的那些“荒唐之言”，能够得知故事的“本来面目”大体上是这样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忽然患了“迫害狂”。街上的人们看见他便免不了要“交头接耳地议论”，同时也因为他的精神失常而怕他。一个妇女不让儿子接近他，并且当着他的面打了儿子。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他家负责照顾他的仆人陈老五便把他拖回家中。
家里的人自然把他当做病人看待，把他关在书房里，怕他出去乱说乱动。家里人一面过着日常的生活，如听取佃户的告荒等，一面让他在书房里静养，派陈老五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一天，大哥请了一位老中医何先生来给他看病。何先生让他“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大概还开了副什么药，叮嘱大哥说道：“赶紧吃罢！”
有一天，狂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同他辩论“吃人”的事。
一个大清早，狂人在堂门外向大哥发表他的狂话，劝大哥不要吃人，引来许多人看热闹。大哥很生气，赶人们出去，喝道疯子有什么好看！”陈老五过来把人们都赶走，把狂人又劝回屋里。狂人做了个噩梦，醒来又是满口狂言。家里人便不再让他出去。狂人在屋里又胡思乱想了一些天，病就好了。后来到某地去做了候补官，留下了两册病中的日记，自己题名为《狂人日记》。
以上这个客观结构，只是一个很平常的狂人发疯的故事。据说《狂人日记》发表之初，并未引起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许多读者从；“本文”能指中读出的正是上述这一“所指”。一般的读者不会注意到作品中事实上存在着多个叙述人，一般读者只认同一个叙述人，即小序的述说者。而小序的述说者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正文的主人公，而是作者所假设的一个“正常人”，一个“清醒人”。这个人所操的完全是一套传统社会中正规知识分子的话语，并把这套话语笼罩在正文的“胡言乱语”之上，用这套话语的光圏照射正文的话语，使小序与正文之间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于是，小序好比摄影机，正文好比影片的画面，读者就好比观众，自然而然用摄影机所强加给的视点去观看正文。所得出的印象和结论自然又回归到小序的阅读起点。就这样，建立起小说的客观结构。这个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种常见的转述模式。例如笔记小说，无非是向人展示一些奇人怪事，叙述者暗中与读者达成一种默契，在共同观看中获得一种自我安全感，在非常态的奇人怪事中确认自己的常态。如果小说只有这个单向的一维结构，那么，它就只不过是旧文学中的一个随喜者而已。显然，这个结构并非《狂人日记》的价值核心所在，但它又是确实存在的。把这个问题明确地表述出来，可以说，这个结构是小说的物质基础，是其他结构的承担者。但是这个结构却是寓于另一个结构显现出来的。
小说的第二重结构是它的主观结构，也就是“狂人”把他所看到的世界，用“狂人”的心理意识进行分析、推理之后，以“狂人”的语言所展现给我们的幻象。这里，“狂人”自己以为是站在“清醒人”的立场的，根据这个立场，那么，故事就变成了这样：
有一个狂人发昏了三十多年，有一天晚上望月的时候，猛然觉醒。他发现自己的觉醒已被别人察觉，不禁担心别人要来加害，同时也想起以前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等冤仇。这时人们也正要害他，连家里人都装做不认识他，把他关进书房。他从人们的言行中猜测到人们要吃他，并且从古书上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大哥请来一名刽子手，假扮成医生，以看脉为名，“揣一揣肥瘠”。刽子手说：“赶紧吃罢。”于是狂人发现大哥也是吃人者的一伙。他日夜思考着这件事，决定先劝转大哥改过自新。然而大哥不听，并且说他是“疯子”，这样将来吃他的时候，人们就会给予理解。
此后家人便把他死死关在屋里，他想起妹子的死因，明白是被大哥吃掉了，并且说不定自己也吃了几片。于是他疑问世上还有没有没吃过人的孩子，他在思考中苦苦挣扎着。
小说的这个主观结构和客观结构一起，组成了作品的现实本体。前者建立于后者之上，后者则寓于前者之中。于是，这两个结构便形成了一组既统一又冲突的矛盾系列。兹列下表略作对照：
由以上这两个对立统一的结构组成了小说的双重现实本体。其中的第二重结构——主观结构，是怎样从第一重结构—客观结构中脱颖而出的呢？第一个关键在于“狂人”二字，小说的正文是以狂人的口吻叙述的，在这里，“狂人”既是被看者，同时又是一个“反看”者。他不像一般影片中的人物那样，只是被动地让人观看，被动地在摄影机前表演。他违反了“被看者”的纪律，他在被摄影机观看的同时，也在向摄影机进行讲述。这在电影技术上属于“看镜头”的大忌。但还有第二个关键，便是“日记”。日记是一种“看”的文体，日记操纵在“狂人”的笔下，在这里，他是全权的执行导演。他不断向摄影机前拉来他所选定的场景和演员。在小序中开动的摄影机，到了正文中，处于一种定位状态，它只设定了一幅画框，告诉读者画框中的是狂人，是不正常的。但它定位之后，画框中的狂人却反客为主，通过镜头直接向读者喊道：我是正常的，摄影机才是狂人，才是不正常的。于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受到颠覆。读者只要投入一些情感，就会摆脱小序所设定的画框，从而不把狂人的日记当做笑话看待，而是认真思考，他是不是一个“狂人”，他的话对吗？进而对小序的话语产生怀疑，看出作者的意图既不是向我们讲述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病例，也不是让我们听信一个精神病人的妄语，而是通过似狂非狂的满纸荒唐言，让我们从中听出一种“真人”的声音来，这声音的本体没有直接出现，而是附着于小说的现实本体之上，把一种超越作品表面意义上的思想内涵打印到读者的心中。这便是小说的第三重结构——象征结构。
正是由于这一象征结构的存在，作品的主题才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和高度。在这一结构中，狂人、大哥、赵贵翁、古久先生、赵家的狗乃至月亮、太阳，都变成了一种喻体，一种意象，甚至一种符号。尽管对于它们的具体象征意义不免会产生许多分歧的见解，但读者毕竟能立足于小说的现实本体之上，看出这是一个先觉者反抗黑暗的心理历程。这样，狂人的疯话便又都成了真话。根据这个结构，读者所看到的简单叙述就是：
先觉者终于觉醒了，但他马上就陷于孤立。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异物，不论是富人穷人读书人，连小孩子也是如此，人们对他又怕又奇怪，只能作为“疯子”来理解，先觉者从历史中，从现实中清醒地看出人与人之间自古就是互相残害，互相吞噬，不过害人之前总要搞个名正言顺的名目，比如，把被害者说成是“恶人”、“疯子”等等。大家心里各怀鬼胎，“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然而先觉者反躬自省，发觉自己不但要被人吃，而且也曾是吃人者中的一员，吃过自己的同胞骨肉。先觉者决心向人们揭示出真理，劝世人改过自新，然而这只能招来更深重的迫害。他明白自己无能为力，他甚至对那些从小就被传统思想毒害了的下一代也失去了信心。他万分痛苦地挣扎着。最后不是被黑暗的社会所吞没，就是重新加入到吃人者的行列中去，二者必居其一。
对《狂人日记》的象征结构，还应做十分细致的微观挖掘，从中可以发现许多鲁迅的具体世界观和精妙的艺术手法。这个象征效果的产生，是由于作品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产生了非线性联系，而这种非线性的不稳定特征恰恰是对已有文化秩序的一种动摇。只要确认这种动摇，就同时应该感悟到作品能指的多义性。无论仅从客观结构还是主观结构来理解这篇小说显然都是笨伯，但认定“狂人”就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或者对其进行阶级定性，也同样是胶柱鼓瑟，没有理解它波长深远的颠覆力。象征结构未必就是解读这篇小说的最好方法，但起码可以帮助我们深人思索《狂人日记》何以具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地位，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历史影响。
把这篇小说分为三重结构来研讨，不过是为了一种操作上的方便。小说本身的巨大成功不在于它具备三重结构（或者从其他角度来分析所得出的几重结构），而在于作者能以超人的艺术功力，将这三重结构天衣无缝地结合为一体，宛如一柄精纯锋利的三棱匕首，既刺穿了几千年吃人社会的沉重黑幕，又让人在它精致完美的艺术面前甘心下拜。可以说，鲁迅小说讲究精炼含蓄，讲究结构的内在组合的艺术风格，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