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来信约写《域外随笔》，一时不知从何写起。就像《红楼梦》上说的，咱也不是到国外打过反叛、擒过贼首的，咱不过在外面当了几年穷学生罢了。所以就谈谈在外面的衣食住行吧。
初到美国时，看到楼房很高，汽车很多，大街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于是一辈子没想过的问题涌上了心头：咱们出门去，穿点什么好呢？刚到美国那一个月，不管是上课还是见导师，都是盛装前往。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不自然。上课时，那一屋子人个个衣着随便，有穿大裤衩的，有穿Ｔ恤衫的，还有些孩子嫌不够风凉，在汗衫上用剪子开了些口子。其中有个人穿得严肃一点，准是教授。偶尔也有个把比教授还衣着笔挺的，准是日本来的。日本人那种西装革履也是一种风格，但必须和五短身材、近视眼镜配起来才顺眼。咱们要装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装不出来，第二咱们为什么要装他们。所以后来衣着就随便了。
在美国，有些场合衣着是不能随便的，比方说校庆和感恩节ｐａｒｔｙ。这时候穿民族服装最体面，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男同学宽袍大袖，看了叫人肃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学穿五彩靓丽，个个花枝招展。中国来的女同学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确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么好了。这时我想起过去穿过的蓝布制服来，后悔怎么没带几件到美国来。
后来牛津大学转来一个印度人，见了这位印度师兄，才知道什么叫做衣着笔挺。他身高有两米左右，总是打个缠头，身着近似中山服的直领制服，不管到哪儿，总是拿了东西，边走边吃，旁若无人。系里的美国女同学都说他很ｓｅｘｙ（性感）。有一回上着半节课，忽听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他把个苹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见到大家都看他，他就举起半个苹果说：Ｍａｙ Ｉ（可以吗）？看的人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衣着方面，我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有年冬天外面下雪，我怕冷，头上戴了羊剪绒的帽子，身穿军用雨衣式的短大衣，蹬上大皮靴跑出去。路上的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走到银行，居然有个女士为我推了一下门。到学校时，有个认识的华人教授对我说：Ｍｒ．王，威风凛凛呀。我赶紧找镜子一照，发现自己一半像巴顿将军，一半像哥萨克骑兵。但是后来不敢这么穿了，因为路上有个停车场，看门的老跟我歪缠，要拿他那顶皱巴巴的毛线帽换我的帽子。
我这么个大男子汉，居然谈起衣着来了，当然是有原因的。
衣着涉及我一件痛心的体验。有一年夏天，手头有些钱，我们两口子就跑到欧洲去玩，从南欧转北欧，转到德国海德堡街头，清晨在一个喷水池边遇到国内来的一个什么团。他乡遇故知，心里挺别扭。那些同志有十几个人，扎成一个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东张西望，身上倒个个是一身新，一看就是发了置装费的，但是很难看。首先，那么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样的深棕色西服，这种情形少见。其次，裤子都太肥，裤裆将及膝盖。只有一位翻译小姐没穿那种裤子，但是腿上的袜子又皱皱巴巴，好像得了皮肤病。再说，纳粹早被前苏联红军消灭了，大伙别那么紧张嘛。德国人又是笑人在肚子里笑的那种人，见了咱们，个个面露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见了气得脑门都疼。
其实咱们要不是个个都有极要紧的公干，谁到你这里来受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后，我们也要承认，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国内公出的人在其中最为扎眼，和谁都不一样，有一种古怪气质，难描难画。以致在香港满街中国人中，谁都能一眼认出大陆来的表叔。这里当然有衣着的问题，能想个什么办法改变一下就好了。
到了国外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些很难吃。中国人假如讲究吃喝的话，出国前在这方面可得有点精神准备。比方说，美国人请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红色的。吃完了我老想把舌头吐出来，以为自己是个大灰狼了。至于他们的生菜色拉，只不过是些胡乱扯碎的生菜叶子。文学界的老前辈梁实秋有吃后感如下：这不是喂兔子吗？当然，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发现哪些东西是能吃的。在美国待了一两年，就知道快餐店里的汉堡包、烤鸡什么的，咱们都能吃。要是美国卖的ｐｉｚｚａ饼，那就更没问题了。但是离开美国就要傻眼。到欧洲玩时，我在法国买过大米色拉，发现是些醋泡的生米，完全不能下咽。在意大利又买过ｐｉｚｚａ饼，发现有的太酸，有的太腥，虽然可以吃，味道完全不对。最主要的是ｐｉｚｚａ顶上那些好吃的融化的奶酪全没了，只剩下番茄酱，还多了一种小咸鱼。后来我们去吃中国饭。在剑桥镇外一个中国饭馆买过一份炒饭，那些饭真是掷地有声。后来我给我哥哥写信，说到了那些饭，认为可以装进猎枪去打野鸭子。那种饭馆里招牌虽然是中文，里外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
这种事不算新鲜，我在美国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家饭馆叫竹园，老是换主。有一阵子业主是泰国人，缅甸人掌勺，牌子还是竹园，但是炒菜不放油，只放水。在美国我知道这种地方，绝不进去。当然，要说我在欧洲会饿死，当然是不对的。后来我买了些论斤卖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从欧洲回到美国时，已经瘦了不少，嘴角还老是火辣辣的，看来是缺少维生素。咱们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去，背包里几包方便面都必不可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假如没有方便面，他就饿死在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了。
据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现在出国，一定会饿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国人烤肉时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轻飘飘的，用它们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饭要有好酱佐餐。我待的地方有个叫北京楼的中国菜馆，卖北京烤鸭。你知道人家用什么酱抹烤鸭吗？草莓酱。他们还用春卷蘸苹果酱吃。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们还说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国，假如不带厨子的话，一定要学会吃ｋｅｔｃｈｕｐ，这是美国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酱了。这种番茄酱是抹汉堡包的，盛在小塑料袋里。麦当劳店里多得很，而且不要钱。每回我去吃饭，准要顺手抓一大把，回来抹别的东西吃。他老人家还要学会割不正就食，这是因为美式菜刀没有钢火（可能是怕割着人），切起肉来总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们中国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并且味道调得很正的话，那就哪儿都能去了。除此之外，还能长得肥头大耳，虎背熊腰。当然，到了那种鸡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谁身上都会长点肉。我在那边也有九十公斤，但是这还差得远。马路上总有些黑哥们，不论春夏秋冬，只穿小背心儿，在那里表演肌肉。见了他们你最好相信那是些爱好体育的好人，不然就只好绕道走了。
假如你以为这种生肉生菜只适于年轻人，并非敬老之道，那就错了。我邻居有个老头子，是画广告牌的，胡子漆黑漆黑，穿着瘦腿裤子跑来跑去，见了漂亮姑娘还要献点小殷勤。后来他告诉我，他七十岁了。我班上还有位七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活跃极了，到处能看见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团排练，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间。不过那一天她是捂着嘴退下台来的，原来是引吭高歌时，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拣到了。不管怎么说吧，美国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妈可比不上。
假如你说，烹调术不能决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么也有很大关系，这我倒能够同意。除此之外，生命还在于运动。回国前有半年时间，我狠狠地练了练。顶着大太阳去跑步，到公园里做俯卧撑。所以等回国时，混在那些短期（长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训的首长和老师中间，就显得又黑又壮。结果是，过海关时人家让我等着，让别人先过。除此之外还搡了我一把，说出国劳务的一点规矩也没有。当时我臊得很。现在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躲风躲太阳地养了三年多，才算有点知识分子的模样了。
都是住在房子里，这是不易之理。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住什么房子，恐怕有的人就体会不这么深了，这是因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国，有些人住在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里面，有些人住在ｈｏｕｓｅ里面，这两种东西很不一样。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是城里的公寓楼，和咱们的单元楼有点像。所不同的是楼道里铺了红地毯，门厅里坐了位管理员。再体面一点的楼，比方说，纽约城里五大道（Ｆｉｆｔｈ Ａｖｅｎｕｅ）的公寓楼，门前就会有位体面的老先生，穿着红制服给客人拉车门。这样的地方我没去过，因为不认识里面的人。从车子来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门前有网球场，楼顶上有游泳池。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只说明有钱——盖房子的花了钱，住房子的更有钱。钱这种东西，我们将来会有的，我对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阳台上没有堆那些破烂——破木头、破纸板、破烟囱等等，这说明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认识的法国姑娘指着北京阳台上那些伤风败俗的说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这些楼盖得也不坏，住在这里的人应该很有体面。怎么这些房子弄得像贫民窟一样？我没接她的茬。说到了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楼房。那里面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点像公寓楼房。灰白色的石块砌的，铅皮顶，镂花的铁窗栏，前面是石块铺的街道。到底好在哪里说不出来，但是确实好看。据此你就可以说，巴黎是一座古城，是无与伦比的花都。北京原来也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于城墙。在美国遇到了一位老传教士，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一见我就问起北京的城墙。我告诉他已经拆了，他就露出一种不想活了的模样。至于ｈｏｕｓｅ，那是在郊区或者乡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单层，或者是两层，里面住了一家人，ｈｏｕｓｅ这个词，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没有院墙。我向你保证，假设门前绿草成茵，屋后又有几棵大树，院墙那种东西就是十足讨厌。不但妨碍别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碍自己看风景。几摊烂泥，几只猪崽子，当然不成立为风景，还是眼不见为净。不过我没在外国的ｈｏｕｓｅ附近见过烂泥和猪崽子。当然，这些东西哪里都会有，但是欧美人不乐意它在家附近出现。假如我对这类事态理解得对的话，ｈｏｕｓｅ这个词，应该译为家园，除了房子，还有一片开放的环境。会盖深宅大院的，不过是些有钱的村牛罢了。美国的ｈｏｕｓｅ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几百亩，小可以到几平方米。不过大有大的坏处，因为草坪必须要剪；邻居有个家伙实在懒得弄，就用碎树皮把它盖起来，在上面种几棵罗汉松。这样看上去也不坏，有点森林气氛。绝对没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来，叫它下雨时流泥汤子。谁要动土盖房子，就要先运来卵石把挖开的地面盖上。这是因为边上有别人的ｈｏｕｓｅ。有的人的ｈｏｕｓｅ有池塘，还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来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过这些就越扯越远。美国也有的地方地皮紧张，把房子盖在山上，但是不动山上的树，也不动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后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属人、鸟、兽共有，不像咱们这里把什么都扒得乱糟糟，像个乱葬场。这样的事和贫富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看你喜欢住在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小松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热爱家园方面，美国佬又何足道哉。欧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样。世界上最好的ｈｏｕｓｅ是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的山区，房龙就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造起这些房子的不是什么富人，不过是些山区的农民罢了。我去看时，见到那房子造在枫树林里。但是有关这些房子的事不能细讲，一讲我就心里痒痒，想到奥地利去连树林带房子都抢回国来。只能讲这样的一件事：我在林子边上见到一条通到农民家的小路，路上铺了一种发泡的碎石头，一尘不染。那条路铺石板或铺别的东西就农民家的小路，路上铺了一种发泡的碎石头，一尘不染。那条路铺石板或铺别的东西就没那么好看了。不过我以为荷兰的牧场，风车、沟渠、运河等等，也是一片美丽的家园，不在奥地利之下。德国的海德堡在内卡河畔，河上有座极美丽的桥。有个洋诗人写道，老桥啊，你多次承载了我！再接下去就说他要死在桥上。剑桥镇边有个拜伦塘，虽然只是“慕家巴”的一个小池塘，但是连棵草都没有少。到处绿草茵茵，到处古树森森，人到了这种地方，就感到住在这里的人对这片环境的爱心，不敢乱扔易拉罐。而生在这里的人也会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挖动一片泥，移动一块石头都会慎重。人不爱自己的家就无以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门里那一点地方。
我们（我和我太太）在美国做学生时，有一年到欧洲去旅行，这需要订美国到欧洲的来回票，还要订欧洲的火车票。这件事说起来复杂，办起来却非常简单。我们俩到学校办的旅行社去，说明了我们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电话听筒来说，你们是要最便宜的票，对吧。然后就拨了几个电话，一切都订妥了。去时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飞机，回来时到比利时乘美国的＂人民快航＂，在欧洲用欧洲铁路通票。我们只消在约定的时间，前往美国和欧洲的几个旅行机构，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证，完成经过十几个国家，历时一个月的旅行。这种订票的方式还是最麻烦的，假如我们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学校的旅行社，在家里打几个电话把一切票订好。这是六七年前的事，现在大概还是这样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具体开的什么会，去了哪个国家，在这里就不说了。会议的议题很重要，参加会议的也是高水平的学者和活动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议的质量很高。但要说会议的组织，恐怕就不能这样评价。她认为自己做了一次艰巨的旅行，我也同意这种看法。首先，前往开会的地点就很不容易。这是因为来回机票都是会议组委会给订，对方来了一个电传，告知航班的日期、换机地点等等，却没告诉是什么航空公司。给非洲的组委会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于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听是否有这么一张票，当然重点怀疑对象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没有打听到。然后她又给非洲的组委会打电话和电传，还是打不通。从这种情形来看，她后来能够出席那个会议，纯属偶然。
等到她从非洲回来之后，告诉我当地的电话的情形是这样：当地是有电话的，比方说，她们开会的会场——一所大学，就有唯一的一部电话在门房里。假如有人给会议代表打电话，在理论上就会有一个人从门房出来，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间叫她去接电话，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小时，与此同时，对方手拿听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电话的话，电话费就要达到天文数字。但是门房里根本就没人专管听电话，所以这种事不会发生。而从非洲发出的电传看起来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图案一样，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象传到那里的电传也是这样的。这就使别人几乎无法和他们联系。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你不会在凌晨五点被叫起来听一个由你付款的电话，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学打来的，他忘了交论文或者交学费，总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坏处是外面的人没法和他们做生意。我太太说，那地方虽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却没有什么工商业，好像一个大集市。我想这不足为怪。
那张机票的事是这样的：组委会是给我太太订了票，但却和别人订在了一起，并且用了别人的名字，所以怎么查也查不出。
考虑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一现实，我太太最后找到了这张票并且去了非洲，实属奇迹。但是因为票来得太晚，种的疫苗还没生效，所以是冒着生霍乱和黄热病的危险去的。到了当地，一面开会，一面为回程机票而奔忙。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一些和蔼可亲的非洲大婶，不管你问到谁，都告诉你应该去找另外一个谁。
机场的工作人员则永远说，你明天再来吧，问题肯定能解决。所有这些大叔大婶，工作都很辛苦，热汗直流。那些来自亚非拉的代表们，个个也是热汗直流。我不知最后她是怎么回来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学者和作者，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对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话，她还会去那个国家。但假如是一位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恐怕就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老婆学会了一句非洲话，不知是哪一国的，反正非洲人都能听懂：＂哇呀哇呀哇呀！＂据说是进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进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风舞时，就这样喊着。看起来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们国家的通讯、旅行条件，大概比东非国家好，但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是很差。让我们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
出门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经历。匹兹堡虽然是一座比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学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报上看到抢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们在那里留学的头两年，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遭劫。根据可靠消息，我们都在李小龙的庇护之下。这位仁兄虽然死去好几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谁都能看出李小龙的厉害之处——在银幕上开打之前，他总是怪叫一声，然后猛然飞出一腿。那些意图行劫的坏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妈！遇上这么一腿，手里有枪也不管用。外国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他们一样，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黄，细微的差别一时不能体会。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像李小龙。
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起因是１９８４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天我们中国留学生全体出动，占住了学校的大厅，做了饺子、春卷等等食品来招待美国人。吃完了饭，人家又热烈欢迎我们表演节目。工学院的一个小伙子就自告奋勇，跳上台去表演了一套＂初级长拳＂，说是中国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还可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过和李小龙的功夫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场我就看到在人群里有几个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这种迹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后来它就发生了。
我们那座楼里住了七八个中国人，第一个遭劫的是楼下的小宋。这位同学和我们都不一样，七七年高考时，他一下考取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成都体院，一个是东北工学院。最后他上了东北工学院，但是他完全有资格当运动员。因此他就相当自负。
晚上到系里做实验，他完全可以开车去，但是他偏要走着去，穿过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边上还有树林子。我们都劝他小心点，他说不怕，打不过可以跑。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几，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里一点多钟，他跑回家里说遭劫了，劫匪是两个人，一个个高，一个个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点离家很近，这两个家伙估计还没走远。我们楼里也有四五个男人，听了都很气愤，决心出去找那两个家伙算账，甚至还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着去。临出门时我问小宋：你跑得快，怎么不跑呢？
他说那个个高的家伙手里拿了一支手枪。虽然他又补充说，那枪不像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认为不该冒险出去。除此之外，还抱怨小宋为什么不早说对方有枪。大家离家好几万公里，家里人对我们又寄予厚望，千万别有个好歹。
过了几天，我也遭了劫。劫匪只有一个，手里也没有枪。他是个白人小伙子，身材没有我高，身体没有我壮，还有点病歪歪的。按说该是我劫他才对，但是我的确被他劫了。对这件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他劫了。当时天还没大亮，我到公园里去运动。公园在一个山谷里，要经过一个木制的扶手梯，我就在那儿遇上了他。他对我说：伙计，给我点钱。我告诉他说：我没带钱。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钱包。（混账！你凭什么看我的钱包？）我说：我没带钱包。他说：那你兜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岂有此理，你管得着吗？）我说，那是一盒烟。他说：我就是要向你要根烟。我就给了他烟，借这个机会他也看了我的口袋，里面的确没有钱包。分手之后跑了一百多米，我才想到这是打劫。顺便说一句，括弧里的话都是我后来想起来的。我当时很胖，所有的腰带都不能用了，正在跑步减肥，所以心没往别处想。当然，你要硬说我胆怯了，没敢嚷嚷，我也没话可讲。后来知道，那个公园里有人卖毒品。所以我见到的那家伙十之八九是瘾发了，想找我要钱买根大麻杀杀瘾。还有人说，遇上那种瘾急了的家伙，最好给他点钱，否则他会扎你一刀，或者咬你一口。我想这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以后我早上跑步都绕着那个公园。
后来有一阵子，匹兹堡的坏家伙专劫中国人，因为他们听说中国学生没有信用卡，身上总有现金。遇劫的人越来越多，工学院的一位兄弟被劫时，还想给劫匪讲讲理想、人生之类，打算做点感化工作，结果被人家打了一拳，口眼歪斜。不过那班家伙从来不劫女生，这说明盗亦有道。但是后来出了例外，被劫的是医学院的小夏，她是匹兹堡最美丽的花朵，中国人的骄傲，也就是说，她长得漂亮极了。这件事的经过照她讲来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和丈夫在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等公共汽车，忽然从黑地里闪出了三条黑人大汉，手持亮闪闪的手枪，厉声喝道：这是打劫！然后就要看他们的钱包。把两个钱包都看过，把钱取走之后，公共汽车来了。那三个劫匪挥舞着手枪上了车－－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当然没兴趣上同一辆车接着看热闹，就坐下一班车回家了。根据这种说法，他们被劫实属无奈。她丈夫是个白面书生，不是三条黑人大汉的对手。更何况对方有枪，就算是穆铁柱被手枪打上一下，恐怕也要有损健康。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时有一个中国人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汽车站候车，据他说情形是这样的：晚上十一点多，电影散场了，那条街上没有什么人。小夏和她丈夫在那里候车时，站上有三条黑人大汉，没有藏在黑地里。那三个人穿得是有一点流气，但没有手持手枪，肩上倒扛了个长条状的东西，但既不是机关枪，又不是火箭筒，只是一架录音机。人家在那里又唱又扭，但是小夏他们没来由地发起抖来，隔着马路就听见牙齿打架。我想这和当时有很多人遭了劫有关，也可能和汽车老不来有关。总而言之，又过了一会，小两口就开始商量：去问吧？等一会。还是去问问，好吧。于是小夏就走到那几位黑兄弟面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不是要打劫？那几个人愣了一会，就阴阳怪气地笑起来：对了，我们是要打劫！小夏又说：那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的钱包了？那些人笑得更厉害：对对，把你们的钱包拿出来！！
小夏说：钱包在这儿。人家把钱拿走，把钱包还给她，说一声：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就又唱又扭地找地方喝酒去了。这两种说法里我相信后一种，因为那个电影院离警察局很近，警车没地方停时就停在电影院的停车场。美国的警察大叔屁股上总挎着枪，见到劫匪可以朝他们身上打。谁要在那里打劫，一定是身上很痒，想被短鼻子左轮打上一枪。但是你要一心想送钱给人家，人家也不便拒绝。我想自打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不但有了身上有现金的名声，还有了非常好劫的声誉，所以遇劫的人就越来越多，仿佛全美的劫匪都到了匹兹堡。但是被劫的情形却越来越少有人提起。这就使人很好奇。匹兹堡的中国留学生里有一位老金，这位仁兄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老大学生，比我们大很多。所以他一听说有人遭了劫，就说：你们年轻人不行！另外，他是朝鲜族，所以有时还说：你们汉族同学胆太小，净惯那些人的毛病。要是碰见我，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些话叫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是谁也不能反驳他。老金有一项光荣的记录，他在欧洲旅行时，有次遇上了持刀劫匪，他就舞动照相机的三角架和对方打了起来，把劫匪打跑了。但是光有这项记录还不能让人服气。我不能说自己盼着老金遇上持枪劫匪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我的确希望，假如遇上了那种人，老金能在劫匪的枪口下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一个不畏强暴的典范。后来果然有一天，有人在一家超级市场门前见到了老金，只见他手抖得一塌糊涂，嗓子里咯咯乱响，完全不正常。
那人就把他搀到车里坐下，弄筒可乐给他喝了。然后一打听，老金果然遭了劫。不过情形和我们指望的不大一样。当时他正在店里逛，口渴了，就到自动售货机去买杯可乐。那地方挺偏僻。忽听＂乒＂一声响，售货机后跳出个劫匪。那是个小黑孩，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手持一把小小的螺丝刀，对准了老金，奶声奶气地叫道：打劫！掏钱！！老金脑子里一炸，只听见自己怪叫了一声：滚蛋！滚回家去！吓得那孩子＂哇＂的一声跑了。吓退了劫匪，老金还气得要命，几乎发了羊角风。
后来匹兹堡的警察抓住了两个劫匪，在大学里开了新闻发布会，以后劫案就没有了。这两个劫匪就是当初劫了小宋的那两个家伙。被劫了的人都说是被这两个家伙劫了，但我不大相信。就我个人而言，我遭劫那次，就不是这两个人所为。现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无愧于人生一世。这一条我还差得远。另一条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这一条我差得更远。这一条我们都差得太远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住的地方（我早就回国来了）门前一条马路，所有的阴沟盖全被人偷走了。这种毛病完全是我们惯出来的。
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中国人，就会有中国餐馆，这是中国人的生计。过去在美国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餐馆有关系。现在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是编软件的，有的人可能是教书的，但是种类还是不多。物理学说，世间只有四种力：强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中国人在外的生计种类也不比这多多少。这些生计里不包括大多数中国人从事的那一种：种地。这是因为按照当地的标准，中国人都不会种地。刚到美国，遇到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叫沃尔夫，就是大灰狼的意思。她是个农民，但是不想干了，叫我教她中文，她要到中国来教书。我教她中文，她就教我英文，这是因为她拿不出钱来做学费。但是这笔买卖我亏了。我教了她不少地道的北京话，她却找了几本弥尔顿的诗叫我抑扬顿挫地念。念着念着，我连话都不会说了。沃尔夫老太太有英美文学的学位，但是她教给我的话一出口，别人就笑。这倒不是因为她的学位里有水分，而是因为时代在前进。在报纸上看到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老师出个论文题：论《仲夏夜之梦》。学生不去看莎翁的剧本，却去找录像带看。那些录像带里女孩子都穿超短裙，还有激光炮。沃尔夫老太太让我给她念杨万里的诗，念完以后，她大摇其头，说是听着不像诗。我倒知道古诗应当吟诵，但我又不是前清的遗老，怎么能会。我觉得这位老太太对语言的理解到中国来教英文未必合适。最后她也没来成。
现在该谈谈沃尔夫老太太的生计——认识她不久，她就请我到她农场上去玩，是她开车来接的。出了城走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远看郁郁葱葱的一大片。她告诉我说，树林子和宅地不算，光算牧场是六百多英亩，合中国亩是三四千亩。在这个农庄上，总共就是沃老太太一个人，还有一条大狗，和两千多只羊。我们刚到时，那狗跑来匆匆露了一面，然后赶紧跑回去看羊去了。沃尔夫老太太说，她可以把农场卖掉。这就是说，她把土地、羊加这只狗交给别人，自己走人，这是可以的。但是这只狗就不能把农场卖掉——换言之，这只狗想把土地、羊加沃尔夫老太太交给别人，自己走掉就万万不能，因为老太太看不住羊。这个笑话的结论是农场上没有她可以，没有它却不成。当然，这是老太太的自谦之辞。车到农场，她就说：要把车子上满油，等会出去时忘了可找不到加油站。于是她把车开到地下油库边上，用手泵往车里加油，摇得像风一样快。我替她摇了一会，就没她摇得快，还觉得挺累。那老太太又矮又瘦，大概有六十多岁。我是一条彪形大汉，当时是三十五岁。但是我得承认，我的臂力没有她大。她告诉我说，原来她把汽油桶放在地面上，邻居就说有碍观瞻。地方官又来说，不安全。最后她只得自己动手建了个地下油库，能放好几吨油。我觉得这话里有水分：就算泥水活是她做的，土方也不能是她挖的。不过这话也不敢说死了，沃尔夫老太太的手像铁耙一样。后来她带我去看她的家当，拖拉机、割草机等等。这么一大堆机器，好的时候要保养，坏了要修，可够烦人的了。我问她机器坏了是不是要请人修，她就直着嗓子吼起来：请人？有钱吗？
后来我才知道，沃尔夫老太太这样的农妇带有玩票的性质，虽然她有农学的学位，又很能吃苦耐劳，但毕竟是个老太太。真正的个体劳动者，自己用的机器坏了，送给别人去修就是耻辱。不仅是因为钱被人赚走了，还因为承认了自己无能。后来我们到一位吊车司机家做客，他引以为自豪的不是那台自己的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吊车，而是他的修理工具。那些东西都是几百件一套的，当然我们看了也是不得要领。他还说，会开机器不算一种本领，真正的本领是会修。假如邻居或同行什么东西坏了请他修，就很光荣。而自己的家什坏了拾掇不了要请别人，就很害臊。总而言之，这就是他的生计。他在这方面很强，故而得意洋洋。在美国待了几年，我也受到了感染。我现在用计算机写作，软件是我自己编的，机器坏了也不求人，都是自己鼓捣。这么干的确可以培养自豪感。
沃尔夫老太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混得很成功，是个大公司驻日本的代表。这位女儿请她去住，她不肯，说没有意思。我在她家里看到了男人的袜子，聊天时她说到过还有性生活，但是她没和别人一块住。照她的说法，一个人一只狗住在一个农场上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不过她也承认，这几年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首先，要给两千只羊剃毛，这件事简直是要累死人。其次，秋天还要打草。除此之外，环绕她的牧场有十几公里的电网，挡住外面的狼（更准确地说是北美野狗）和里面的羊，坏了都要马上修好，否则就不得了啦。等把这些事都忙完就累得七死八活。当时正是深秋，她地上有十几棵挺好的苹果树，但是苹果都掉在地上。她还种了些土豆，不知为什么，结到地面上来了。晚饭时吃了几个，有四川花椒的味道——麻酥酥的。我很怀疑她的土豆种得不甚得法，因为土豆不该是这种味道。远远看去，她那片墨绿色的牧场上有些白点子。走近了一看，是死羊。犄角还在，但是毛早被雨水从肢体上淋下来，大概死了有些日子了。面对着这种死羊，老太太面露羞愧之色，说道：应该把老羊杀死，把皮剥下来。老羊皮还能派上用场，但是杀不过来。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只羊。因为那些羊不但在自己死掉，还在自己生出来。好在还有Ｃａｎｄｙ（她那只狗）知道。Ｃａｎｄｙ听见叫它名字，就汪汪地叫，摇摇尾巴。我在沃尔夫老太太农场上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样的。
在美国我结识了不少像沃尔夫老太太这样的人——个体吊车司机、餐馆老板、小镇上的牙医等等，大家本本分分谋着一种生计，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不成功的人就想再换一种本分生计，没有去炒股票，或者编个什么故事惊世骇俗。这些人大概就叫人民吧。美国的政客提到美国富强的原因，总要把大半功劳归于美国高素质的人民，不好意思全归因于自己的正确领导。回了中国，我也尽结识这样的人。要是有人会炒股票，或者会写新潮理论文章，我倒不急于认识。这大概是天性使然吧。
到美国第二年上一个人类学课，要交个ｔｅｒｍ ｐａｐｅｒ。教授要我们去调查一群人或是一类人，写个故事出来。我跟教授说，想调查一下广东人。他说这不好，你又不是广东人。他还说有不少中国人在餐馆打工，何不写写这个呢。开头我不大想去，后来一想，去看看也好，就到一家餐馆干了两个月，老板叫周扒皮。后来我和老板吵翻了扬长而去。这篇ｐａｐｅｒ得了好几个Ａ，教授叫辛格顿，当过全美人类学主席。我扯这一大堆，是要说明自己到餐馆里打工是去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交代了这些以后，就该书归正传。我去的那家餐馆，叫做×厨，我在厨房里洗碗。那家店当时生意好得不得了，雇了三个厨子，大厨炒菜，二厨耍嘴皮子兼带欺负三厨，三厨整天长吁短叹。后来我和三厨混得蛮熟，我俩还搭点老乡。这老家伙当时有五十岁，经常喝酒，一副潦倒相，在美国也有二十多年了，一句英文不会讲。他的故事是一个匹兹堡中国男人的故事。匹兹堡不是曼哈顿，男人不是女人，所以这故事一点不浪漫。不仅不浪漫，还有点悲惨。这个三厨姓李，是山东人，从小就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径直拉到了台湾，在军队里最大干到了司务长。
×厨的餐厅有点古怪，一进门就拐弯，先往左拐，后往右拐，简直像肠子在肚子里的模样。但是总面积可不小，能放三四十桌。装潢也是蛮好的。我说设计这餐厅的人有大学问，这叫做曲径通幽。我那位老乡说，这儿原来是个破仓库，把门口拦起来，做了春卷店，有门面没桌子。干了一些年，挣了一点钱，才装修一小片，卖起炒菜来，再卖一些年，才有钱又装修一小片。这么曲里拐弯，是要遮住后面的破烂。要是满墙烂纸被人看见，谁还来吃饭？十冬腊月在街面上卖春卷，呵气成烟；白天炒一天菜，半夜里再当木匠、泥水匠，这滋味可不好受。所以，什么曲径通幽，叫蚯蚓打洞更正确。这个店是我老乡花了近十年时间白手起家练出来的。他真的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话说回来，在美国创业，谁不吃苦头。我老乡又说，吃苦他不抱怨，就是这辈子苦吃得太多了一点。原来他退了役在台北开店，日子蛮不坏的，忽然来了老客，说是到纽约混吧，可以发财。绿卡包在我身上。于是我老乡拿了个旅游签证就去了。到纽约下了飞机，连时差还没转过来哪，就被按到灶上炒上菜了。人家还告诉他：可不敢出门呀！移民局正逮你这样的哪。于是白天炒菜，晚上看店，一干十几年，别说逛街去，连日头也很少看见。
这故事讲到这里，基本上算明白了。原来这×厨曾是他的店。至于他从纽约怎么到了这儿来，也不难想象。他在纽约干了十几年后，人家给他一张绿卡说，瞧，我给你办来了，咱们两清了。我们山东人是憨厚，但不傻，知道十几年血汗换张纸片不值。所以再不能给那种人面兽心的家伙干，一定要自己闯天下。纽约中餐馆太多不好混，就到匹兹堡来了。在这里当大厨，但是给自己干。
有关我自己，还没有给你做个介绍。我插过队，到过兵团，当过工人，什么活都干过。照我看在美国当厨子是最累的。假如他做两顿饭的话，上午九点多就到店里了，收拾厨房，备菜，忙忙叨叨，到十点多就开炒，一直炒到一点多，收拾厨房，给员工做一顿饭，就到夜里两点多了，这是顺利的一天。假如有个把客人屁股沉，坐在店里不走，也不能撵人家走，顶多去多问几次：先生，您还要点什么？这样准弄到早上四点。假如卫生局来查店，那就要通宵挑灯大战。卫生局的还老来，逼得你撅着屁股钻到灶台下面用钢丝刷子刷油泥。据我统计，这些厨子每天总要干十五个钟点，烈火烤，油烟熏，而且没有星期天。要是给别人干，每月还可以向老板请两天假。给自己干就什么都没了。虽然外面是花花世界，也没工夫去看。与此同时，什么生命呀，青春哪，就如一缕青烟散去了。这么苦熬总要图个什么吧。×厨里三个厨子，大厨快七十了，现在不是给儿子攒，是给孙子挣学费。一说起养活了一大堆儿孙，也蛮有自豪感。二厨坚持到月底，请了假就驱车直扑新泽西赌场，把钱输光了就回来。不管怎么说，这么活着也算有点刺激。只有这位老乡，前李老板，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熬下去。
李老板说，他到匹兹堡来创业时，是三十多岁，光棍一条，上无父母，下无妻儿，一辈子苦惯了，也不觉得干活苦。这话有点不对头，他哪里来的这么高觉悟？我还不明白的是他开餐馆，不懂英文成吗？一说到这里，我老乡就有点羞答答。原来他开餐馆时，是和个意大利女人搭一伙。有一阵他还能讲点意大利话，是在纽约学的。纽约唐人街就靠着小意大利，中国大厨认识意大利姑娘不稀奇。也不知怎么的，人家就和他私奔了。这件事有点浪漫色彩。奔到了匹兹堡，我老乡拿出毕生积蓄和吃奶的力气开起店来，那娘们只管收银。原来是爱情的力量支持他创业。除此之外，他还开了洋荤。我老乡说，就甭追问了，女人都是毒蛇，色字头上一把刀。
对于意大利，我也略有所知。意大利风光秀丽，意大利姑娘漂亮。我们到意大利去玩，被人偷走了钱包和相机。找警察报案，他说偷了就偷了，不偷你们外国人偷谁。咱们的同胞杨传广，到罗马参加奥运会，本来该拿金牌，被一个意大利姑娘瞟上，破了他的童子功，结果只拿了铜牌，金牌被意大利拿走了。这说明意大利人惯使美人计。杨传广是中华田径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号称十项铁人，着上了还一败涂地，何况区区李老板。李老板说，开头那个意大利女人是真心跟他好，满嘴都是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谁都知道中国饭好吃，厨房里难闻。炒一天菜，一身的油腥味，怎么洗都洗不去。再说，在美国做久了的厨子，脸色全惨黄，和熟透了的广柑皮相似。我很怀疑油烟会和脸皮起化学反应，产生深黄的生成物。再加上他一天要干十八小时活，到了床上准不大中用。假如有浪漫爱情，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店里生意虽好，却缺少现钱。甚至到了没钱买菜，去买便宜货的地步。在美国干餐饮，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一片烂菜叶就能毁一个店。不像现在北京的小饭馆，见到农民大哥来吃饭，就把筋头筋脑大肥肉往菜里炒。到了这个地步，他该打听打听了。一打听就打听出来，这女人在外面开了个ｐｉｚｚａ店，店里还有个意大利裔的小白脸。我对我老乡说，这小白脸没准是从纽约跟来的。我老乡一听就翻了脸，差点拿菜刀砍我。
我在×厨做了两个月，却好像有好几年。因为总是没完没了地洗盘洗碗倒垃圾。除此之外，还有个虐待狂二厨，刻薄无比的老板周扒皮，老憋不住想啐他们一口。我每周只做两晚都度日如年，更何况李老板整天待在他以前拥有的店里。他未老先衰，手脚都慢；周扒皮说，收留他是做好事，所以不能给他太多工钱。因为以上原因，我老乡又来找我聊。我俩下了班要去等公共汽车。黑更半夜的，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车不来。他发誓说，那个意大利姑娘原来对他是真心的，后来才变了。后来那个姑娘说，要离开他了，但是不要他的钱。除此之外，她还给他找了个老婆，是个秘鲁人。这女人也说不上是白人、黑人还是红种人，因为南美人血统最杂。他听不懂西班牙文，她听不懂中文，而美国通用的语言英文，两人都一窍不通。有件事不说话也能干，他们就干起来，孩子接二连三生出来。一个个黑又不黑，黄又不黄，简直奇形怪状。还有一桩古怪，那些孩子全讲＊＊＊话，一句中文也不讲。他一回家，就陷入无言的围观之中。这种气氛叫人毛骨悚然。只有揍哭几个，心里才能好受一点。他告诉我说，看着一屋小崽子，简直不知自己干了些什么。
我老乡告诉我说，那个意大利女人给他介绍了老婆，就离开了他的店，果然没拿一分钱。底下的事也不难想象，过了些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就拿了有他本人签字的有效文件出现了，那女人以×厨李老板的名义借了许多钱，把店卖了也还不清。这些字是他签的，可是他并不知道签了是干什么的。到了这地步，他还爱着她，觉得为了爱情损失了毕生积蓄，也算是个题目吧。直到有一天灵机一动，找了个懂西班牙文的中国人来盘问了一下他老婆，结果不出所料，这秘鲁人原本是个难民，没有绿卡，和李老板结婚同时才拿到的。为了撮合这桩婚姻，那位可爱的意大利女人收了不少介绍费。知道了这件事后，他才不爱她了。
我离开×厨不久，李老板就被周扒皮开掉了。后来他就蹲在家里喝闷酒，因为他的确老了，没有中国饭馆肯雇他。这个故事也是老生常谈，我一直懒得把它写出来。现在忽然写了出来，乃是有感于坊间的各种美国故事。这故事的寓意是提醒诸君：假如你想到美国发财，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顿，千万别去别的地方。
前面提到×厨的老板叫周扒皮。这位仁兄长一张刀子脸，一看就是个刻薄人。他舍不得给员工好东西（当然也舍不得多给钱），大家恨他恨得要命。有人跑到厨房里，抓起生虾生鱼就吃，理由是不能便宜了周扒皮；但是结果是往往把自己泻到脸尖尖的。据说还有人在×厨的厨房里生吃鸡腿，连骨头都嚼成渣咽下了肚，但是我没看见，不能确认。有一回他去纽约几天，不在家里，门上被人用黄油漆大书＂周扒皮＂。那家餐馆后来变得七颠八倒，没个生计的模样。我在那里干得不长，就和周扒皮闹翻了，换了一家餐馆来干。这一家算是个老字号，有十来年的历史。老板和我岁数差不多，姓Ｙ。他那家店在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一点也不繁华。他也不做广告，所以除了住在那个社区的人，别人都不大知道。那是一座黑色的玻璃房子，假如门上不写那几个中国字，就不像中国餐馆。店里雇的人也杂得很，有中国人，韩国人，还有高鼻梁的美国人。原来他那家店是谁想去干都可以的。有一回一个韩国女孩子，本人是艺术家，不缺钱的，却发现Ｙ老板是个光棍汉，狠下心来到他店里刷了几个月的碗。但是Ｙ老板装傻充愣地不上钩，气得那女孩背地里咬牙切齿地说他是ｐｅｒｖｅｒｔ（性变态）。又过些日子，发现他还不来上钩，她就不来了。
老板的店堂里有一幅宣纸写的波罗蜜多心经。这段经文最通俗了，《西游记》里全文抄录，我十六岁时一张嘴就能带出几句来：＂揭啼！揭啼！波罗揭啼！＂等等。所以看了那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觉得Ｙ老板怪逗的，还把它写了出来。后来有一天，有个新搬来的老犹太到店里来吃饭，Ｙ老板炒完了菜，就跑出去和他聊起来，说起大家共同的地方——都要挣钱、吃饭等等。最后说，大家都信教，只是你们信犹太教，我信佛，这经就是用我的血写的。该犹太一听，马上起来，对着经文立正，请Ｙ老板给他念了一遍。临走时还和他握手说：Ｙ老板，我很尊敬你，过几天介绍几个朋友来。后来才知道，这经还真是用Ｙ老板的血写的，而且是舌头上割出的血。写完了经还剩了半碗，又写了几个大字＂身为中国人而自豪＂，挂在旁边。这里面没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就是这么挺严肃地告诉洋人：作为中国人，我和你们不一样；但是作为人，和你们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信任。这也是一种生计。
这位Ｙ老板同时也是大厨，炒四川菜和北京菜。我祖籍四川渠县，北京长大，依我看他炒得相当像川菜，又有点像京菜。就是这样，还常有客人说宫保菜里辣椒糊了。所以美国那地方把菜做地道了行不通。每天从早到晚，也是要干十五个钟点。据我所知，虽然入了美国籍，他在台湾也算个干部子弟哩。何况他在美国拿到了建筑学硕士学位，蛮可以找个建筑师的事干干。说实在的，给我他那份钱我要，让我干他的事我不干——在此顺便说说我自己，过去我也极能吃苦，十六岁就跑到云南去开荒，一天干十六七个钟点的时候都有。如此干了几年，临走时一看，没开出什么田来，反而把所有的山全扒坏了。一下雨又是泥又是水，好像在流屎汤子。从此就相当的懒。从不给钱也拼命干变到不缺钱就不干——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干这个餐馆是应该的。有这么个店，就帮了好多人，当然也帮了他本人。当时在那个店里干活的人可真不少，还有国内名牌大学来的副教授呢。不过这个帮字听起来还是蛮别扭。Ｙ老板也知道剩余价值学说，所以他想让我说说在×厨的遭遇，就这么说：小波，谈谈你在周扒皮手下是怎么受压迫的－－他就是不说受剥削。不过应该给他个知耻近勇的评价，因为他干起活来身先士卒，炒完了菜，就帮二厨倒垃圾，帮我刷碗，同时引吭高歌。当时他手下国内来的颇多，你猜猜他唱什么吧——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了还说：这歌不坏，有调。晚上打烊后，大鱼大虾炒一顿给大家吃，并且宣布：我是Ｙ老板，不是周老板。他就是这么笼络员工的。
不管Ｙ老板怎么看自己，我还要说他有一切老板的通病。假如没有客人来，前厅的女招待（都是留学生）找个地方坐下来，掏出课本来看，他就阴沉着脸。这种时候你必须站着，对准店外做个翘首以望的样子，他看了才喜欢。这是他小心眼的一面。也有手面大的一面：每年总有一天，他到公园里租一片地方，把一切在他店里做过的人和一切熟客、邻居都请来吃顿烤肉。他还能记住好多熟客的生日，在那些日子里，献上他免费的敬菜。他是做熟客生意的。所以每位客人都是他生活里不能忘记的一件事——他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店成为别人生活里不被遗忘的一件事。这是他的生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礼待人，还要本分。
附言：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我亲耳听来的，我来担保到我耳朵以后的真实性。至于杨传广在罗马被人破了童子功以致痛失金牌，是在纽约的华文报纸看来的。我对体育一窍不通，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了。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