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

　　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

　　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

　　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

　　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

　　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兵。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兵。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

　　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

　　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

　　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

　　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

　　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

　　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

　　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

　　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

　　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

　　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

　　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

　　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

　　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

　　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

　　子午谷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

　　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

　　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

　　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

　　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

　　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

　　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

　　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

　　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

　　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

　　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

　　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

　　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

　　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

　　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

　　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

　　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

　　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四天。

　　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最后的帅才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

　　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满，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映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是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放他去！

　　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用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不知是他太过得意，还是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

　　他很清楚，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

　　对此，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

　　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

　　等着他的，只有喀嚓一刀。

　　有句俗语：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

　　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

　　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

　　曹化淳，是知名人士，我依稀记得，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

　　在当时，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

　　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

　　但钱谦益认定，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

　　凭什么呢？

　　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

　　我讲过，很久以前，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

　　成功了。

　　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

　　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