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

　　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刘綎，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綎，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綎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

　　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

　　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揣，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才是失败的真相。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

　　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

　　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