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
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捨瑁ツ茏越薄Ｕ饫锼岛鹚淙荒艹幽歌 *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世纪评论》第２卷第２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