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水洼新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我终于找到了方子洲的影子――那个何大爷。由于喜迁新居的原故，他的衣着比过去讲究了，人也比过去精神了。几缕稀疏的白发竟然被他梳理得整整齐齐的。
　　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方子洲是不是到您的宿舍住了？我跟他说好的，我的房子让给你们，您的宿舍我去住！他可倒好，从薇洲回来，一出门就没个影儿了！”何大爷的唠叨勾起了我心中的痛，我不想把方子洲遇害的事儿告诉他。因为，我明白何大爷与方子洲共处了多年，感情有如父子，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我不希望让他额外体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于是，我强忍住酸楚与泪水，撒谎道：“没错。他的确在我那儿。我的宿舍挺好的，是个一居室，比你的房子小不了多少。所以，你就听我的，以后，咱们就不必再换房了！”
　　何大爷并不理解我的苦衷，听我这样说，不高兴起来：“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么瞧着，这儿子嘛，亲的后的一个德行！”
　　我继续撒谎：“方子洲不是不来看你！他¨¨¨出国去了！”
　　何大爷不愧是一个朴实而敦厚的老人，他听了我的话，没半点怀疑，异常高兴地说：“子洲出国了！谁带他遛达出去的？”
　　我只好把谎言进行到底：“他在京兴大学找了一份工作，这是派他进修的。”谎话说到这儿，我眼中的泪水终于无法控制，扑簌簌地流淌下来。
　　“不对呀！我咋听子洲的意思，他以后就要到安全部门干了！”
　　何大爷的话让我一惊，莫非自打方子洲在薇洲与那个不知名的干警相遇之后，他的行动就已经纳入了安全部门的行动计划？也许他真的从此完全了从民兵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转变？但是，这些都未免来得太晚了！
　　为了不使何大爷悲伤，我只得顺坡下驴地继续撒谎：“反正，以后他就稳定了，有人给工资，也不用一天到晚到处瞎跑了！”
　　何大爷的确是老眼昏花、智力受阻了，我异样的表情，我无声的泪水，竟没引起他的注意。他颤颤崴崴地给我倒了一杯茶，不停地唠叨着：“这样好！这样我就踏实了！一天到晚跟这个斗、跟那个打的，事儿是好事儿，老百姓得利了，可自己个儿呢，总不是个常事儿不是。”
　　我问起方子洲有没有在这里存放东西的问题，何大爷却没说话，起身到卧室去了。而后，他很吃力地提出一个大箱子，连呼哧带喘地告诉我：“都在这儿呢？这回，您提拉走吧，放你们自个儿家里得啦！”
　　箱子里竟是方子洲的全部摄像器材，而后，就是他认为值得记念和收藏的登载着他摄影作品的报纸和杂志。在一本摄影杂志里，我意外的发现夹着一张孤零零的照片，照片里面的一对男女行为上是搭肩搂腰的，情感上是甜甜蜜蜜的，如果不是曾经有过那么一腿的情侣，绝不会有如此的表现。对这对男女，刚开始我只是感觉面熟，而后不禁让我大吃一惊：这女人分明就是已经香消玉殒的李雅菊小姐！而这男人竟然是我亲自见过一次面、现在经常在电视机里出镜的京兴市市委第一副书记、代市长谢庄严！
　　我不明白这张照片只是政客谢庄严与商人李雅菊小姐的应景之作，还是另有什么深意。方子洲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他从来没有交待过。
　　“他有没有叮嘱过你，把啥子东西交给啥子人？”我想，从事多年打假揭黑活动的方子洲一定会备份一些关键的材料。这材料一定可以置某些人或某些组织于死地，否则，这些人或组织也不至于对他下如此黑手。
　　“有！有！瞧我，真是老糊涂了！越要记着的事儿越得忘！”何大爷说着，重新进了卧室，不一会儿就提拉出一个纸口袋来，“子洲出门儿前跟我说，这是重要材料的备份品。如果他不回来就把这个纸口袋交给您！如果您不回来就把这个东西交啥安全部门！”
　　我明白方子洲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一定就在这个纸口袋里。看着这个纸口袋，我的心已经开始颤栗了，手也在无法控制地发抖。我努力让自己平静，努力强颜欢笑，问何大爷：“走之前，他没说去啥子地方吗？”
　　“他就说到啥安全部门送材料！”
　　“是公安部门还是安全部门？”我问。
　　“咋？咱这儿搞案子的，还有两个部门吗？”何大爷糊涂了，打岔道。
　　我肯定地点点头。何大爷努力思索和回忆着：“还是安全部门！我知道派出所是归公安局管的，可在我的印象里，他要去的地方，好像和派出所不沾边儿呀！”
　　我决定把方子洲的提箱暂时存放在何大爷的新房子里，因为我想这儿应该是方子洲遗物最安全、最稳定、也是最亲切的寄存之所。当我拿着纸口袋准备出门的时候，何大爷终于有所警觉了，他提醒我道：“我估摸着，这东西挺重要，不行您换个箱子拿着！”
　　我懂得方子洲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反而放在纸口袋里的用心，因为，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越是安全的，因此，我最终还是按照方子洲的决定办了，没采纳何大爷的意见：“不，就这样！这样更安全！”
　　刚一走出门，何大爷忽然又叫住了我，老脸上满是莫名其妙的喜色：“不知您瞧报纸了没有？”
　　我不知道何大爷要告诉我什么，我的内心也没半点喜庆可言，就默默地摇了摇头。何大爷回房取了一张报纸，兴高采烈地说：“子洲与袁博导的官司出结果了！”
　　我接过何大爷手里的《京兴晚报》，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法院捍卫正义，博导丢人赔钱》，文章写道：
　　“京兴大学袁博导状告民间打假者――方子洲先生侵犯名誉权一案，经区级法院宣判不予支持之后，袁博导又向京兴市二中院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多方取证，驳回袁博导的诉讼请求，除维持原判之外，并判原告赔偿原著作权人经济损失二万元人民币。”何大爷笑呵呵地唠叨：“子洲可帮了他同学的大忙，他起码也得得一些钱吧！这也多少能解子洲的一丁点儿饥荒呀！”
　　望着何大爷善良、单纯的样子，我想说点什么，但是，终于没开口，只是对着何大爷强颜欢笑一下，就按照何大爷希望的那样，收起了这张报纸，默默地走了。
　　回到我的宿舍，我就把房门紧锁了。好在现在有了黑贝犬“方义”陪伴，我感到安全了许多。它刚见到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时，摇着黑黑的大尾巴走上来，对着纸口袋闻了闻，发出了低低的哀鸣。我想，也可能它见方子洲用过这个纸口袋，也可能这物件携带着方子洲的气息，这些也勾起了它痛苦的回忆吧。
　　方子洲的材料，起名为：《“噬金案”调查》，是一本厚厚的书面打印稿，另有数十张照片和几盘录音带、录相带作为附件。这份材料终于把我所有的疑惑解释清楚了，我的关于王学兵、耿德英、赵自龙之流的所有疑惑之点，在研究了材料之后，也终于连接成了一个链条。我的心灵终于豁然开朗，恶势力的屎屁股也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方子洲的书面材料这样记叙道：
　　“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鲸吞国家金融资产的特大案件，以下简称“噬金案”。
　　“噬金案”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犯罪嫌疑人是通过银行账外经营侵吞国家资金；二，犯罪嫌疑人是利用银行核销不良资产之机，低价出让国有资产，再次侵吞国家资金；三，犯罪嫌疑人利用现有企业帐户，与境外非法资金组织勾结，以开办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原来，苟连生在远飞歌舞厅曾经要帮着我拉的存款，也是欲洗的黑钱！)、生产摩托车的名义大肆进行跨国洗钱交易。同时，每一阶段都伴随着巨额的行贿受贿犯罪。
　　“噬金案”涉及的人员结构复杂，既有政府、银行、企业高官、高管，也有境内外的无业人员及黑社会分子。主要涉案人员有爱农银行京兴市分行王学兵、现任分行副行长；京兴市政府耿德英，现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薇洲摩托车集团赵自龙，现任董事长，泰国籍华人；薇洲摩托车集团公司孟宪异，现任总裁助理，一个有作风问题前科的人；京兴市高尔夫球场高大年，现任总经理，与境内黑社会分子交往甚密；远飞集团公司葛浩，现任薇洲摩托车集团公司顾问；无业人员，谢莉娟，美籍华人；境外黑社会分子史笑法，泰国籍华人。”
　　我对“噬金案”的调查是从远飞集团公司、京兴伟业公司、爱农银行沆瀣一气通过银行账外经营套取国家四亿元信贷资金在东北天海、东南薇洲投资房地产开始的。当时，我在天竺支行信贷科工作，正巧分管京兴伟业公司的这笔贷款业务。由于京兴伟业公司就是远飞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个部门，而且，贷款用途含糊不清，我即以京兴伟业公司不具备贷款主体资格、担保单位实际上即是贷款单位、贷款用途不明三项理由否决了此笔贷款。而后，时任天竺支行行长的王学兵通过时任副科长的栾国庆找我做工作，说这笔贷款实际上是帮助分行银鹏公司解决房地产投资的资金问题，这家公司当时的董事长是分行的副行长孙德融。但是，我没为之所动，依然不同意发放此笔贷款。时隔不久，人事科张科长突然找我谈话，她说经支行领导研究决定，鉴于我经常上班不穿行服、蓄胡须、迟到早退次数过多、言谈举止给银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等问题，决定对我进行劝退处理。我明白这是由于我阻止支行放款，防碍了分行通过账外经营搞房地产投资而招致的报复。
　　我找了王学兵，他不动声色地给我找出了银行的制度条文以及我的过错、问题记录，说他自己无权凌驾于组织决定之上，绝不能因为与我的私情而网开一面。我又找了分行人力资源部的余主任，他几乎拿出了王学兵曾经拿出过的全部资料，也几乎和王学兵同置一词，唯一不同的是，余主任把对我的处理上升到提高爱农银行管理水平、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高度来认识。于是，我在无依无靠，无处诉冤屈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面子，只得被迫辞职了。
　　我的“噬金案”的调查，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恩怨而进行的报复行为，而是我就此发现了他们的犯罪线索。因为，我离开天竺支行不久，这笔四个亿的贷款便通过栾国庆和王学兵之手强行放出了！”
　　读到这儿，我的眼睛由于泪水的浸泡，视线变得模糊不清了。我没想到，方子洲也在爱农银行遭受过与我同样的命运！他也看过分行余主任的脸色！想必他也领教过余主任刻骨铭心的讥讽！只是方子洲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些，他总是把打碎的牙齿咽进肚子里，永远让我看到的是一张顽童一般朝气蓬勃的脸。
　　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哀和愤怒，我站起身，在房间里焦躁地转圈。我真想对着窗户，对着王学兵、余主任居住的方向学着苟连生的语言粗鲁地大骂一声：“他妈的贪官污吏，我操你们丫头的妈！”
　　“方义”始终爬在我的脚下，静静地陪伴着我，在我起身、愤怒地来回度步的时候，它就用一对黑黝黝的圆眼睛注视着我，发出低沉的哼鸣。
　　方子洲在他的《“噬金案”调查》中，还详尽地叙述了他对这个复杂案件不断深入的了解过程。方子洲在开始的时候，只是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账外经营加行贿受贿、侵吞公款的案子。他为了取得涉案人员的证据，不惜长达数年跟踪在王学兵、耿德英、孟宪异、葛浩左右，取得了许多照片、录相证据。由于我的出现引动了王学兵一类的涉案人员，无异于给方子洲的取证工作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也就自然成了他跟踪的目标。比如，我第一次发现他时，他站在王学兵家对面的公寓楼上，竟然拍到了王学兵、孟宪异、赵自龙的交谈镜头，而且有一张大特写照片竟然拍下了王学兵收下赵自龙一个大信封的情景！比如，我去东北天海时，我在办公室苦等公司人员接待的时候，他却拍到了耿德英、孟宪异、高大年一伙在公司办公室如何密谋对付我的录相。再比如，我第一次到薇洲的时候，我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墙头上看到的人影，原来就是方子洲。那次，他不但录下了开发区内的车间和厂房，居然还录下了李雅菊对我详述的公司情况。
　　方子洲是我到了京兴市摩托车公司之后，从我的嘴里旁敲侧击，从章总那里直接接触，才把自己的视野又进一步引向深入的。于是，他也发现了赵自龙一伙除了利用账外经营的历史遗留问题低价收购国有资产外，还大肆进行跨国洗钱的勾当。“别问我是谁”的材料也为他的判断提供了详实的佐证，从而使他对此案的认识达到了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