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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印度空运新兵的工作是从一九四二年岁末开始的。当时中国远征军惨遭败绩不久，委员长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利用空运租借物资的返程飞机向印度增派部队，以便在次年旱季反攻缅甸时驻印军人数不低于三万二千人。但是后来千里迢迢空运到印度的壮丁却有三分之一被退回中国。因为经过检查，美国医生认为这些骨瘦如柴的中国新兵不应该上前线而是应该住进医院。
“开罗会议”后，受到鼓舞的中国委员长终于爽快地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同意向印度大量增运新兵。
次年，驻印军总人数激增到十万。
学生军在重庆集结完毕，就开始分批南下，南下的目的地是昆明。当时四川没有铁路，汽车公路也屈指可数，学生队伍就先登上木船，溯江而上到了宜宾在换乘汽车出川。
南行前，学生军每人领到一套灰布军装，一条灰棉被。为表示对学生服役的特殊优待，军令部决定将学生的军衔一律定为上等兵，每月军饷十七元法币。法币是一种中国纸币，法定货币的意思。这些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等。在黑市猖獗的重庆，十七元法币大约可以买到二到三盒外国香烟。
当时中国不仅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亦贫乏，文盲率高得惊人。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懂得起码的科学卫生常识。在军队里，从士兵到军官都不重视防病治病。他们习惯喝生水，随地拉屎撒尿，不懂得疾病和讲卫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懂得勤洗澡理发勤换衣裤不是奢侈讲究而是一种基本的卫生需求，因此军官普遍都把挖厕所和烧开水视为浪费。
那时候军营里最流行的疾病是腹泻和伤寒，最普及的寄生虫是虱子。而人虱正是传播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媒介之一。
一九四三年，重庆政府曾经下达一道为军队设立灭虱站的命令，但是由于各级军官对此均不重视，命令未能贯彻执行。这样，一九四四年初某日，当我的新兵父亲首次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陌生而丑陋的小动物并因此感到周身不适的时候，他心中便对未来军营生活的前途产生了某种本能的畏难情绪。当然，这并不足以减弱他对另一个南亚古国印度的激情与向往。很快，他发现周围许多人对此并无不适并且心安理得，他又开始批判自己意志力量的薄弱与动摇性，调动所有的理性力量与自己的阔少爷作风进行不懈的斗争。斗争结果是患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身性皮肤病。
在经受虱子的严峻考验之后，学生军的队伍便浩浩荡荡移动起来，一路水陆并举，步行车载，沿途民众热烈欢送。学生兵个个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这种场面与后来的步行大串联有相似之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因此日子过得飞快。
跋涉月余，春暖花开时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学生在这座著名的高原春城只停留一日，便集中在市郊的巫家坝机场等候登机。不料美国人节外生枝，登机前还要体检，原因是不大放心中国医生提供的体检报告。于是学生兵再次在一排平房前面排成单行，每人发一张表格，由美国大鼻子军医逐科检验。
头一关目测，我可怜的父亲就不幸称谓美国佬铁面无私的牺牲品。他被查出患有砂眼，鼻炎，还有四颗蛀牙。被淘汰的学生将被收容在国内部队，这就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梦想归于破灭。印度湛蓝的天空，热带风情，美妙歌舞，现代化战争，飞机轰鸣，金戈铁马，一切激动人心的未来都将与这些不走运的人无缘，他们只配永远呆在国内同讨厌的风沙，灰蒙蒙的天空，爬满虱子的军营和老式步枪打交道。
我父亲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他仔细观察后发现，那些幸运者的表格被逐科打了“//”，最后在一个美国佬那里盖图章。图章不是盖在表格上而是盖在体检者胳膊上，这种盖章方式很难说是否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反正很象我们在自由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检疫合格的猪肉。我父亲灵机一动，他从美国佬大大咧咧的办事作风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首先，弄到一支笔并且依葫芦画瓢并不困难，然后在盖章处外面拉住一个喜不自禁的幸运儿，不由分说将他的新鲜图章往自己胳膊上一按，于是一个代表通往印度的天蓝色登机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样伪造的图章自然足以乱真，但是只要细心立刻就能发现，它的每个字母刚好都是反的。
我的得意洋洋地父亲将他的小聪明至少传授给一个加强连的落选同学，其中也包括他那个雄心未泯的大朋友龚壮丁。于是两小时后，大多数学生都顺利通过体检，如愿以偿地登上飞往印度的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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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时，我父亲偷偷看过手表，他记下的时间是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七分。这个细节对我将来的另一部小说很重要。因为我也是在十七岁那年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且用同一块手表记下列车开动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我父亲手腕上悄悄藏了一块瑞士金表，据说当时在重庆要值几百块大洋。我的祖母之所以亲自给她的上等兵儿子戴上这样一块名贵手表，其用意不在于告诫儿子珍惜时间，而是为了让他在今后山穷水尽时候好变卖成路费回重庆。这只表后来一直跟着我父亲走上战场，出生入死，见了许多世面，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下乡时才跟我到了云南边疆。后来被我劈柴时不小心摔成两瓣。
我父亲和他的同学被指定搭乘一架C—47运输机。这种飞机主要被设计用来运输货物而不是载人，所以机舱内并不考虑人的要求，甚至连座位也没有。学生好像被依次塞进罐头的沙丁鱼，直到实在塞不下为止。棉衣棉被全都留在地面，每人只穿一件单衣，发一只呕吐的小纸袋，所以机舱内居然奇迹般地挤进了百十个人。
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就是说，诀别的时刻到来了。机舱内的气氛沉重起来，大家全都默不作声。飞机开始滑动，机舱只有几个舷窗，大家再轮流看一眼窗外的祖国。有的人突然后悔了，抽抽噎噎哭出声来，于是又引起许多小知识分子感情冲动。
我父亲努力不去想他的母亲。他觉得鼻子直发酸，眼泪险些就要涌出来，但是他不想哭，不愿意与别人同流合污。龚壮丁却不知羞耻地放声嚎啕，据说他良心发现，自责不辞而别，对不起祖宗和孩子。
感情的暴风雨很快就过去，雨过天青，飞机继续升高。不久，学生们的注意力就发生转移，他们不再留心窗外，而是集中精力对付机舱内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
飞机上升到一万英尺，美国飞行员都穿上翻毛皮夹克，学生们却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有一个飞行员出于同情，扔出一些帆布，于是学生们就好像越冬的狗熊一样，争先恐后钻进帆布把自己裹起来。
飞机继续爬高。到一万三千英尺，机舱出现缺氧，气温骤降到摄氏0度，舱壁上的水汽结了冰。帆布完全不足以抵御寒气的侵扰，学生们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昏昏沉沉进入半休克的冬眠状态。
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空中飞行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们后来才被告知，当他们被冻得不省人事的时候，飞机正在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边缘。但是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每个人都巴不得快快结束这种该诅咒的空中旅行。漫长的煎熬随着一声剧烈的颠簸和刺耳的摩擦声结束了。歪歪倒倒的学生毫无诗意地爬出机舱，然后跌倒在草地上，好像冻僵的大蜥蜴那样摊开四肢吸吮太阳。残酷的空中旅行耗光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把他们变成一根根毫无想象力的冰棍。南亚的太阳好像一只大火炉凶猛烧烤着草地上这些手脚僵硬的人们，把冰凌和寒气一点点从他们的血管和骨头缝里剔出来，然后再把生命和热情重新注入他们的躯体。
这种类似十八世纪贩卖黑奴的残酷空运险些要了我父亲的命。它初步扫荡了小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把他们对于坐飞机的美好期待变成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直到四十多年后，当我为写作这部作品收集素材的时候，我终于替我父亲和千千万万抗战学生找到这种非人运输方式的罪魁祸首。
虐待中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抗战期间，重庆政府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支，就把运往印度的士兵的棉衣裤扣下来装备国内部队。中国驻印军原副总司令罗卓英上将热情更高，他建议说：“让他们光着身子，一架飞机至少可以多装五十个。反正空中时间只有四个小时。“这个可怕的建议幸好由于美国顾问的反对才没有成为现实，否则我的父亲很可能早就变成一条冻带鱼，自然也就没有我了。一九四二年底，首批从国内运往印度的两个作战师中，就有不少体质羸弱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空中。
我可怜的父亲昏昏沉沉地躺在清香四溢的草地上，亚热带太阳好像一位伟大的异国母亲热烈拥抱来自异乡的婴儿，于是过了半个小时，婴儿渐渐恢复了知觉。我父亲最先恢复的意识是“我还活着”，这个发现使他感到无比欣慰，接下来的感觉就是呕吐，胃痉挛，鼻窦炎急性发作，还有重感冒和高烧也开始折磨他，使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整整一星期。
美国军官及时帮助这些萎靡不振的中国新兵树立信心。他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到一座特设的卫生清洁站，依次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等。脱下的衣裤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干净以防传播寄生虫。经过一番修理，新兵仿佛卸掉许多包袱，个个觉得轻松愉快。
清洁毕，开始分发军需品，军需官按名册清点，逐一领取。我父亲由于对美国人的物质奢侈感到极大惊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物品计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纽扣的咔叽布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上衣一件；棉质内衣内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水壶、手电、遮光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等。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长长的运兵车队开过来，面貌一新的中国士兵依次登车，他们将依照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命令，被送入一座正规化的军营接受专门训练，然后投入收复缅甸的战斗。
这个军营就是后来常常被我父亲提到的那个著名的盟军大本营——兰姆伽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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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伽原来只是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偏僻小镇，小镇四周除了干旱的河滩和荒凉的山谷，还有一座上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战俘营。一九四一年英国人还在这里关押过两万名从北非战场俘虏的意大利战俘。后来盟军在缅甸遭到失败，亚历山大将军根据英美两国达成的协议，将兰姆伽及其周围数百公里山区划出来供美军使用。中国远征军先期入印的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及其随后败退的杜聿明第五军残部共约两万人在这里整训了一年，后来从国内空运来的三个整编师和大批从军学生也陆续开到这里接受装备和训练。
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比如战车学校、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指挥学校等等，还有专门训练炊事兵的后勤保障学校。步兵训练主要是通过各种训练场地来进行。在兰姆伽，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翻译由学生担任。中国官兵分开受训，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来进行。由于美国教官执教严格，不徇私情，中国军官往往难以接受，因此怨言颇多。这就是郑洞国将军在回忆录《中国驻印军始末》中所说“受尽美国人的气”的重要原因。但是据我父亲回忆，士兵却较少类似的感情包袱，他们认为美国教官似乎更通情达理，不似中国长官来得粗暴和作威作福。
步兵受训的主要内容包括：队列操练、体格训练、战术理论、武器操作、单兵射击、格斗术、丛林作战、夜间作战、侦察捕俘、反坦克战斗等。军官受训内容有：队列操练、体格训练、单兵射击、战术指挥、沙盘演练、无线电联络、步炮坦协同、地空协同、反空降等等。通过受训，中国官兵不仅对武器战术有了系统学习，同时也逐步接受了现代作战的理论和观念，这对于他们在今后的战斗中打败强大的敌人无疑补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还应该指出的是，大批从军学生的到来不仅充实了中国驻印军的数量，而且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质量。事实证明，只有同时拥有现代武器和现代文化的军队，才能日臻强大和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驻印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开支全部由美国政府提供，其标准略低于美国作战部队。史料记载：“……每师步兵三团，炮兵两营，工兵、辎重兵、通讯兵各一营，卫生队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作战开始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跑各一连，另有通讯连、卫生队和特务排，全团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五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化学兵和重迫击炮兵各两团，骡马辎重兵一个团，另有战车七个营，每营坦克装甲车若干……”（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
中国士兵在这里头次扔掉老式“汉阳造”，换上美制“M4汤姆式”冲锋枪，头戴防弹钢盔，配发进攻型手榴弹。每个步兵班配发轻机枪若干。同时，步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得到来自空中的强大火力支援和后勤补给。这样，中国驻印军在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上已经达到当时发达国家军队的A级标准，步炮比例达到三比二，第一次从武器和火力上压倒日本人，从而使打败和消灭这些不可一世的东方强盗成为可能。
截至一九四四年末，在兰姆伽基地服役的美国军人累计已达七千人之多，而先后在该基地受训的中国士兵则有十万人，国内师以上高级军官有三分之一在这里进行过短期轮训或者合成训练。
我父亲和龚壮丁，还有博学中学一位姓卢的同学一起被分到特种兵Z部队。那时候所谓特种兵，大约除了步枪连，其余都可以算作特种兵。将从军学生优先编入特种兵，这也可以看作重庆政府对知识分子寄予的某种厚望吧。
Z部队是一支重炮部队，直属总指挥部。该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火炮——155榴弹炮，因此部队的团徽很凶，“┌55—”，形象地传达出该团拥有155榴弹炮这一充满自豪感的主题。我父亲就满怀希望地走进这样一支威武雄壮的Z部队。不幸的是，他的自豪感没能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他被分配当一名炊事兵。这个打击曾使他一度一蹶不振。龚壮丁交了好运，分去当瞄准手。姓卢的同学因为父亲是重庆的兵役署长，权力很大，不久就调到军医队，过了几个月又扛上一块中尉的肩章。学生兵分到部队，先要经过团部军士队新兵训练一个月，然后进入美国人开办的特种兵学校，毕业方可授予军衔，正式编入战斗序列。“军士”英文缩写为“N·C·O·”意思是未授衔的军官。军士制度源于英美军事操典，与俄国或日本的士官生相似，中国国内尚无先例，因此只好在驻印军中实行。新兵每十人编一班，每班有一名老兵当班长（军士长），军士队长则由团长担任。对于所有初出茅庐的学生兵来说，军士队的生活才意味着残酷的军营生活的开始。
第一天清晨，集合号响过之后，学生们才纷纷从帐篷里跑到操场上集合。不了操场上早已站了两名凶神恶煞的班长，手执皮鞭，迟到者每人重赏一鞭。直到集合完毕，上校队长才皱着眉头宣布：今后号音一响，所有军士必须赶到操场站队，号音落时未入列者按迟到处罚。我父亲摸了摸背上火辣辣的鞭痕，心里对这种不讲道理的野蛮处罚感到不大服气。
不料惩戒并未结束。上校队长为了使这些自命不凡的小知识分子对森严的军队纪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命令全体跑步。沿操场每跑一圈，做一次卧倒起立的机械动作，如此周而复始。起初，学生都不甘示弱，努力把动作做得既标准又规范，因为跑步和立卧伸乃是上体育课的重要内容。渐渐地人们便觉出不妙，因为椭圆形的跑道和枯燥的动作似乎永无止境，而那位上校队长已经不再站在操场上，而是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了树荫下。
这就意味着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头。
烈日当空，操场上尘土飞扬，几百人的队伍喊着口令，把坚硬的泥土踏得震天响。室外气温很快上升到摄氏四五十度。印度的太阳仿佛垂得格外低，它简直就是一只扣在人们头上的大火盆，不消一刻钟就能把人烤成滋滋作响的煎肉饼。内地来的学生哪里经受过这般锤炼，于是没过多久，队伍里就开始有人跌倒爬不起来。
第一个钟头，中暑三人，被拖出场外。第二个钟头，栽倒的人数增加到七十名；第三个钟头，勉强跟上口令的新兵还剩下三分之一；最后，一直坚持到下午一点没有趴下的只有两名前线回来的老兵。
我的意志薄弱的父亲是在跑步进行到第九十六分钟的时候像太阳低头认输的。龚壮丁比他顽强，又坚持了十分钟也败下阵来。初次较量，没有一个学生能在印度操场上逞好汉。入伍第一课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每当集合号一响，学生们全都好像屁股着了火，唯恐迟到受罚。
军营是只大熔炉。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他们带着各种复杂动机和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汇聚在一起，自然就要发生许多令人难忘的生动故事。
每日开饭，由值日班长掌勺，分派饭菜。掌勺也是一种权力，同其他掌笔、掌刀或者掌印一样，能够主宰或者暂时主宰别人的命运。关于驻印军的伙食有一首英文歌，流传甚广，作者已不可考。每逢开饭，学生便敲着饭盒，唱得沸沸扬扬，颇似现在唱流行歌。歌词大意是：
“Pork（猪肉）四两,Beef（牛肉）四两,Vegetables（蔬菜）半磅,Rice（大米）二十两,不及Cans（罐头）有营养。哎呦呦，士兵官长都一样。都——一——样！”
歌词生动记录了驻印军的伙食供应和营养状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歌词结尾则明扬暗抑，寓贬义于颂扬之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机智和不满。因为事实上官长士兵总是不大一样的，队长每顿四菜一汤，士兵每顿肉菜烩一锅。即使这样，同国内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重庆，学生兵每顿只有三两米，一勺青菜，逢单周打一回牙祭，还是重庆政府特别优待的。
军士队的班长多是前线回来的兵油子，行伍久了难免染上许多恶习，相沿成痞。兵痞们一到军士队立刻各显神通，拉帮结伙，争夺势力范围。
第一周，由一个姓贾的山东班长值日。贾班长相貌很凶，络腮胡，很像梁山泊的绿林响马。因为他打人最狠，所以学生都怕他。分菜的时候，凡山东籍的学生每人分两勺，其余人一勺。但是这种公开排斥异己和拉拢乡党的做法被一连默认了一周，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第二周。轮到一个姓查的四川班长值日。他也如法炮制，川籍学生每人两勺，其余人一勺。贾班长立刻出来干涉。那个可怜的四川人刚刚争辩一句“我也是班长……”，就被劈面一拳打得跌倒在菜盆里。川籍学生眼看班长挨了揍，如同自己受了欺负，感情冲动，于是发一声喊，冲上去揍山东人。山东学生自然不肯袖手旁观，他们同样把老乡义气看得高于一切，于是一场混战就在食堂里展开了。到处碗盘乱飞，桌椅相交，有人嫌拳打脚踢不过瘾，就去拖出训练用的木枪来挥舞。一时间操场变成战场，米饭菜汤泼了一地。
伙食大战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川鲁两派旗鼓相当，互有胜负；贾班长头上开了花，查班长脸上挂了彩。因为川鲁之战乃地方派系之争，所以其余人都乐得保持中立，观而不战。为双方喝彩助威。上校队长气急败坏地赶来制止，却被人兜头扣了一盆菜。后来特务队架起机枪，才把肇事学生统统抓起来关禁闭。
队长是山东人，原来执意要把四川人送军法处，罪名是“异党分子”。我父亲后来才知道，所谓异党分子就是共产党，要枪毙的。幸好副队长是四川人，事情才有了一个平衡。但是学生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后台，长官们考虑无论怎样处理都对自身不利，于是才决定从轻发落，以维护军士队的声誉。
第二天，值日官吹哨集合后，军士队在操场上列队完毕，摆出一个“┌┐”字形。
在当时军队中，长官对士兵的惩罚手段很多，最常见也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当属打板子。
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讲究艺术效果，比如烹饪，绘画，饮酒，作诗，等等。打板子也不例外。
板子有五六尺长，青竹或楠木制成，宽半尺，厚寸许，重约一二十斤。挨打的人被按翻在地，打板子的人两边夹住，单腿跪下，于是喊口令，“一、二、三、四……”地打下去。节奏铿锵，声音抑扬，其生动场面绝不逊于任何舞台戏剧。
我父亲先被喝令出列，然后跪在“┌┐”的中间相当难为情地被剥下裤子。开头他还试图充充英雄好汉，自以为流血牺牲尚不足惧，何况板子乎？他只对脱裤子的做法持有异议，觉得当众展览屁股的做法有辱斯文。事实上很快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就不复存在。两名彪形大汉不由分说挥动青竹扁担轮番猛打，还有一个班长担任裁判大声报数。只几下，我父亲一生一世的优越感就被板子拍得烟消云散。尖利的痛楚好像许多利爪攫住他并把他的脑子变成一片空白，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被抽打成碎片，飞散到空中去。只熬了半分钟，他就觉得天坍地陷，终于可耻地放开喉咙，将杀猪般的疼痛嚎得到处都是。
好在队长有令从轻发落，所以青竹扁担只在我父亲的瘦屁股上结结实实亲吻了三十个回合就停下来。随后被人死猪一般拖回帐篷，趴在床上直哼哼。
肇事的川鲁学生各挨五人，战个平手，双方从此结下仇怨，直至军士队解散。
不公平的是，肇事班长却相安无事。但是班长对挨板子最有经验。他差人找来黄裱纸和鸡蛋，先将黄裱纸铺在伤口上，抹上蛋清，然后一下下在纸上轻轻拍打。蛋清不久就拍干了，于是再抹，再拍，直到纸上拍出一层乌黑的血渍为止。据说不将淤血拍出来屁股就会烂掉，甚至丢命。父亲说，班长的土办法的确很灵验，大约过了三五天他就能到处走动，一周后完全康复，并不影响战斗力。这是我父亲头次为任性和感情冲动付出代价。后来他慢慢才知道其实挨板子也有许多学问，倘若你与长官关系好，就一定不会挨打；倘若你事先买通值日班长，那么扁担落在屁股上就轻；如果你在班里没有老乡或者朋友关照，挨完打就不会有人替你治伤，更不会有人照顾你和替你分担痛苦。
军士队生活四周，胜似我父亲读书十年。他初步懂得了在个人意志之外还有许多更加冷酷强大的意志力量存在，这就是长官意志、权力意志、军队纪律、人际关系，等等。
我父亲是作为炮团炊事兵进入后勤保障学校学习的。
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来说，如果抗日救国的宏愿仅仅意味着在军队里烧火做饭，这个下场未免令人沮丧。我父亲眼睁睁看着他的同学兴高采烈走进坦克学校、炮兵学校、汽车学校、工兵学校或者无线电通讯学校，只好埋怨自己命运不济。
在兰姆伽，炊事兵亦为特种兵之一，设有野炊、烹饪、汽车驾驶、单兵射击、防空防弹等课程，并须经过八至十周学习和考试方可毕业。美国教官执教极严：考试不及格者补考，成绩优异者晋升军阶，补考仍不合格者不许毕业，调出特种兵使用。连步兵也须通过训练场地的严格考核，考试不合格者将不得提拔和晋升。
幸运的是，我父亲在这里遇上他终身难忘的教官施奈德·威廉。
威廉教官是德国后裔，来自美国西海岸，入伍前是加州大学地质系学生。威廉有一脸金色的大胡子，看上去十分神气，很像那位风靡世界的姓马克思的犹太人思想家。
初识威廉，始于一次相当出格的事故。
在炊事兵课程中，学员们最有兴趣的是汽车驾驶和射击，最不喜欢战场野炊和烹饪。但是令人讨厌的野炊课偏偏花样百出：从山谷、丛林演练到河滩、平地，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天天打洞挖灶摸爬滚打，简直没完没了。
因此事故就出现在山地野炊课。
那天规定，学员每人必须完成五座无烟灶，十分钟完成一排人的快餐，然后匍匐通过敌人火线。当威廉教官亲自驾车送学员上山的时候，我父亲脑子里就钻出了那个胆大包天的坏主意。
他趁威廉中途停车的时候，在油箱里搞了一个小动作，于是吉普车就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你们就地作业，不许离开，我很快就会回来。”同多数美国兵一样，威廉也是只会开车，不会修车。于是教官就徒步下山去搬救兵。
“来呀，上车！”英雄登高一呼。
“Ramgarh!Ramgarh!(兰姆伽)”在众人有节奏的欢呼声中，吉普车就歪歪扭扭地驶往十几英里外的兰姆伽去兜风。没想到吉普车偏偏在中途抛了锚，因此直到夕阳西下他们才慌慌张张赶回作业地点。远远看见威廉叉开两条长腿，拦在路当中，所有人的心都不跳了。
“这是一次严重的事故，”教官怒气冲冲环视垂头丧气的士官，“你们比我更清楚事故的原因。有谁愿意承担责任吗？”
我的头脑发热的父亲只好再次战战兢兢地充当一回英雄角色。他不知道美国人是否也偏爱打板子。
“我明白了，先生。”教官厉声下达命令，“既然你们已经不恰当地预支了休息和娱乐，那么现在开始工作——每个人必须完成十座无烟灶，直到我认为合格为止。”
我父亲刚要暗自庆幸，教官转向他。
“至于你，先生，”教官冷冷地说，“因为你比别人更富有创造性，所以你必须多完成五座。”
玩弄小聪明的人往往落得更悲惨的下场，我父亲就是一个证明。到了下半夜，山沟里只剩下一个自作自受的中国人和一个铁面无私的美国佬。中国人吭哧吭哧地挖土，美国佬无动于衷地吸烟。
晨光初露，当我的歪歪倒倒的父亲挣扎着将最后一铲土抛出土坑的时候，威廉平静地从吉普车上走下来，扔给他一袋快餐。
“看来你的确比别人能干些，Sergeant（军士）。”
“如果我不干这个倒霉的差事，也许会更能干些。”我父亲一面狼吞虎咽，一面委屈地嘟囔。
“别说蠢话！我可不想让你们将来在战场上送命。”教官满意地笑笑，点燃一支烟。
“长官，能给支烟吗？”我父亲大着胆子说。
教官扔给他一支。“莫尔德斯”牌的。
“还想开车吗？”
“报告，不想了。”
“不行，下山由你来开。”
于是一路无语。到了营房，教官拍拍他的肩头，让他下车。
“明天你将被关一天禁闭，Sergeant。”教官警告说，“你会有机会开车的，将来你们国家还会自己制造汽车。但是你必须先成为一个好兵。”教官说完，把车开走了。
我父亲走出几步，才觉得肩头上硬梆梆的有块东西。原来教官在他的软肩章里塞了一盒香烟，“莫尔德斯”牌的。
从此他与教官成为好友。后来他们把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上战场。
十周之后，我父亲以优良成绩通过毕业考试，回到炮团成为一名陆军上士。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试一试野炊和送快餐的技术，因为他很快成为一名驾驶和修理汽车的专家。这段经历对他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他在战争结束后选择了金陵大学机械制造系，后来又转到华罗庚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数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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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英国人选择把兰姆伽划给史迪威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兰姆伽位于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恒河流域以北，与西藏和尼泊尔毗邻，满目荒凉，人烟稀少。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滚滚恒河恰好把这片不毛之地夹持其间。以前在这里设战俘营能够有效地防止战俘逃跑，现在将十万中国大军隔离在此，也能防止他们觊觎印度内地，起到良好的天然绝缘作用。
因此兰姆伽就变成大兵的世界，除了兵还是兵，没有别的色彩。
驻印军在印度的薪饷由美国人支付，上等兵每月津贴十二个卢比，约合三美元；而一名美国上等兵每月薪饷则高达一百一十美元，约为中国人的三十七倍。在当时，一名印度工人的月薪通常不超过四卢比，一卢比可以买到一百五十支香烟或者三十磅大米。对于习惯节约和精打细算的中国士兵来说，三美元月薪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不仅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印度也可算得高薪阶层。因此那时中国士兵在印度人面前都扬眉吐气，颇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每逢星期日或休假，学生兵就到处找同学或老乡，凑在一起聊天，打扑克，能弄到汽车就开出去兜风。兴致高的时候还下馆子，或者弄架手风琴来唱歌。只是没有女同学，个个感到寂寞，无论做什么事都兴致不高。有时也单独呆在帐篷里咀嚼孤独，写一些伤感的书信或者诗歌，读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来填塞空虚。如果碰上有电影，那就是一天的盛事。军营里放电影，银幕竖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满人，并不影响效果。那时候同美国人在一起，空气比较民主，娱乐不分国籍军阶，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分享艺术的魅力。学生兵都是电影迷，早早去占好位置，影片自然都是英文版的由好莱坞摄制。于是，查理·卓别林，克拉克·盖博，格丽泰·嘉宝，还有费雯丽，琼·芳登，都成为兰姆伽最受欢迎的大明星。每次电影之后，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都会成为人们好几天谈论的内容。
与学生兵相反，更多的中国老兵既不多愁善感，对电影也不感兴趣。他们早已习惯了单调的兵营生活，处之泰然，麻木不仁。因此他们更宁愿呆在兵营里打发多余的时间，要不就出去找女人鬼混。
在军营里，具有永恒魅力的话题只能属于女人。
兰姆伽小镇有几家妓院，专为军队服务，美国官兵不受限制，中国人禁止入内。但是对于大多数久经沙场的老兵油子来说，禁令归禁令，寻欢作乐却没法禁止，于是公开或半公开到山寨或村子里找“卢克尼”（穷女人）就成为老兵中很普遍的事。当时在军营中还流传一首很下流的歌，歌词是：“卢克尼，two卢比，上床睡觉，下床脚踢。”学生们多数将此视为堕落，公开表示厌恶。
在兰姆伽，囚徒般的兵营生活过久了，理想的火花便渐渐黯弱，心中难免惆怅苦闷，都巴不得快快上前线，早日打回国去。有一天，一位姓顾的同学拿着一封从大使馆转来的信件来找我父亲，原来顾同学的父亲从美国回重庆，途经印度时托使馆办好了护照，要他到美国去陪伴母亲。顾同学为此很难过，怏怏不乐地抽了许多烟，众同学一时无语。最后还是他自己拿主意。他谁算了，大家一道从重庆来，你们上前线打仗，我一个人走掉多不好，等打完仗回去也不迟。说着就哭起来。当时大家感动极了，陪他坐了许久，同学的友谊又加深一层。
后来顾同学参加了著名的八莫之战，表现很英勇。抗战胜利后回美国与家人团聚，他的母亲在机场才发现儿子少了一条腿。
就在那次顾同学悲而不壮地流了许多眼泪之后不久，一阵凄厉的军号声响彻兰姆伽空旷的河滩和山谷，小镇被惊醒了，惊慌地竖起耳朵。
史迪威总指挥从前线匆匆飞临兰姆伽。
命令下达了。枪刺林立，尘土飞扬，战车咆哮，铁骑怒吼。十万大军提前结束了训练，气势汹汹地开出兰姆伽，开出印度。这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军队，他们同时受到祖国核战争的双重召唤，因此他们把仇恨和信心一起填进枪膛，然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奔赴印缅边境。
战争爆发了。
5
公园一九四三年三月，第一支受训完毕的中国军队开出兰姆伽军营大门，它的番号是中国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少将。这个师的任务是推进到印缅边境的小镇利多，掩护另一支从美国本土开来的美军施工部队修筑一条通往中国的战略公路。这条公路西起印度利多，向东翻越野人山，经缅甸北部胡康河谷到达密支那，最终联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中印公路。
盟军在修筑中印公路的同时还将架设一条大口径输油管道，油管起点在印度加尔各答，终点在中国的昆明，全长两千七百英里。这样，当工程完成后，中国抗战的心脏重庆就将同西方的反法西斯阵营紧紧连接在一起。历史证明，这是美国盟军在战争条件下帮助中国进行的一项举世罕见的艰巨工程，其工程之大，耗资之巨，在整个二次大战中都属绝无仅有。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仅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两年，美国投入的机械化施工部队就多达五万余人，同时还动员了相同数目的印缅民工参加。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由于该工程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敌人绝不允许公路从缅甸通过，因此这场酝酿已久的中缅印大战便一触即发。
同年十月，随着缅甸雨季的匆匆结束和筑路大军跨出利多边境，与日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的中缅印大战再度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