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次谈话
吕月月：我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回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竟像追赶末班车似的冲向街头的这个电话亭，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但在听到他的声音时仍觉似梦。在拨电话前我确实犹豫过是否要先向队里报告一下，但手指一触到电话的键钮，哆哆嗦嗦按下去的，却仍是这个刚刚呼叫我的号码。我想也许他是用一个公用电话在呼叫我，不能久等；我想他呼我一定是想跟我道一声别吧。他应该明白警方已布下罗网，如果我迟迟不回电话，他不会毫无戒备地久等！
我拨通了电话。听得出果然是个街边的公用电话，我按捺着剧烈的心跳，竭力平心静气地问：
“请问谁呼……”
“是我，月月。”
我心慌得无法出声。
“是我，月月。”
“你，你在哪儿？”
“离你不远。”
“你在哪儿？”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着问他在哪儿。他准以为我也和我的同事一样，正在处心积虑地探寻着他的方位；他准以为我们会像哥伦比亚警察追捕大毒枭埃斯柯瓦尔那样，正开动各种仪器等待天空中出现他的声音。我料想他这几天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必是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可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平稳，不带一丝急迫和焦虑，他说的话和他的口气都沉着得令人吃惊！
“月月，我要见你。”
“什么，你要见我？”
“对，我要见你！那天我们的话没有说完！”
“你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见我？”
“随你。”
他居然让我说地方，他居然让我定地方，他不会是要自首投诚吧？他的无畏和镇定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一种莫名的征服，我立刻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我也以对等的沉着和不设防的姿态，说了一个看上去极为随意极为顺路的地点。
“我今天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就在那医院的门口吧。”
我说了那医院的地址，提醒他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知道那地方的。我告诉他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在城里算得上非常幽静的街心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将将成林的小树……
事后我想，潘小伟如果有经验，如果有戒心，他应该拒绝这个地点，因为那树林里通常没人，四周易于埋伏，他一旦被围就找不到掩护，也无法脱身。可他毫不犹豫地说：
“好的！”
“你这就去吗？”我不能不怀疑地盯问一句。
“当然。”不过，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式的条件：
“月月，我当然希望你只是一个人去。”
我反问：“你也是一个人吗？”
他说：“当然，我向你发誓只有我一个人。”
“你不会是要我也发誓吧？”
“随你，你要我死，也可以。”
我说：“好……我也发誓。”
挂上电话以后，我足足地犹豫了几分钟，那是极痛苦的片刻，最后，我还是拨了队里的电话号码。队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六七声，没人接，我又拨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占线。不知为什么听着那嘟嘟的忙音，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拨队里电话时我心里乱极了，好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刺痛！我觉得我正在对一个我喜欢的也信任我的人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诱骗。如果这电话拨通了也许会使我抱愧一生，会使我一辈子灵魂不安！
我在电话亭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没再继续拨电话，鬼差神使地走出电话亭，叫住了一辆“面的”。
我一步跨出电话亭时同样全身都在震颤，因为这一步也许就标志着背叛，背叛了我自己的事业和同伴的鲜血，以及队长的爱护和母亲的期望，也许这一步就标志着我将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有一瞬间我甚至异想天开，我能不能说服潘小伟投案自首呢？可如果他为了我而真的向警方自首受缚坐进监狱的话，我又能拿什么去回报他？
大概命运已经注定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无论我去见他，洒一掬离别之泪，道一声好自为之，纵他逃生而去，还是不去见他，报之于我的上司，设伏于相约之地，拿他归案受审，两种选择，都会让我无地自容！
那一天的天空好像着意表现出北京初夏特有的明朗，不见一丝浮云。那个街心花园也像往常一样空寂安静，而那片小树的枝丫，却比以前粗壮繁茂了许多，无意间流露出卓然成材的渴望，在微风下故作老成地一动不动。这使我在走近它时能够那么清晰不受干扰地听到一支优美的小夜曲，那不算熟练的旋律当然是从一把小提琴的弓弦间发出的，优美中有点伤感，甚至余音若泣。我循声步入林中，很快看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宽宽薄薄的肩头，绷着洁白的T恤，腰部细细地收进淡蓝色的牛仔裤里，勾勒出干净利落的线条。我在琴声中悄悄止步，潘小伟回了头，黑黑的眼睛多情地看我，依然从从容容地拉下去。我走近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中的那把虽然老旧，但依然是光可鉴人、精致华丽的小提琴。
不用怀疑，这就是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轻风拂面，阳光温暖，我像飘在雾中。
曲毕。潘小伟停弓说道：“我拉得不好。”
我垂下眼睛不看他，我说：“你拉得很好，我没想到，你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潘小伟忏悔般地沉默片刻，回避地问：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抬眼，盯住他，说：“假使我带了人来，你怎么办？”
潘小伟未即答话，笑了笑，他笑得那么单纯，他杀了人可他的笑居然还像中学生那样单纯，他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弦声像是一种旷古亘久的历史回音那样幽深，他说：
“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毁掉。”
他这么一个文文静静的人居然能如此暴殄天物，我不禁问：
“这是无价之宝，多少人为它生生死死，毁掉不觉得可惜吗？”
“如果你欺骗我，这世界就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东西了。”
“你大概以为我没有带人来，否则你不会这样轻松。”
“不，你带没带人，我不知道。我都想过了，我到这里来，已经把一切想过了，早就视死如归！”
我看着他的清澈的目光，诚实而无矫饰，甚至还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我不动声色，而内心却感动得发抖。“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带人来。”
他低了头，过了片刻才抬眼，看我，说：“我相信的。”
我问：“你见我，是想要和我说什么吗？”
他又拨了一下琴弦，出人意料地，把琴递过来，“我想把它，送给你。”
“送给我？”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它吗，这把可是真的。”
我怎么能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疑疑惑惑地愣着，没有接。
“为什么，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你救了我，因为我爱了你，因为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就决定不离开你了。”
我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明白但我只能摇头。
“不不，小伟，你不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能。琴你尽可以交给你们的政府，但你要跟我走。这把琴价值至少两千万港币，难道你真的那样倾国倾城？”
“可你要我跟你去哪儿？”
“先去香港，然后，我们到加拿大或是欧洲去。”
“我们的人都在抓你，你走得了吗？”
“我大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能走的。”
“你大哥？他也在这儿，在北京吗？”
“对，他在北京。”
“在哪儿？”
“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很快会见到他。”
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潘大伟竟然也在北京，他显然也参加并且指挥了美高夜总会的谋杀案。这一刹那我似乎对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发生的一切都洞悉无余了，我真感到害怕。也许我脸色发白，也许我全身打抖，潘小伟上前把我搂住，他没有亲我只是把我像小妹妹似的贴在他的胸膛上紧紧搂住。我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听他在我耳边喃喃不停。
“跟我走吧，求你跟我走吧……”
“不，不，”我想推开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依然坚决地把我抱在怀里，“因为你是我一直幻想中的那个女孩。”
“可我们并不能靠幻想生存！”
“可幻想中的东西突然出现了，我怎能放过？”
“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熟悉的环境，都在这儿，离了他们我无法生活！”
“可你有了我。你会熟悉新的环境，我发誓让你一辈子快乐！”
“可我不能抛下我的妈妈，你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样养育的我。”
“我们以后可以接她出去，我们一起生活，我发誓让你们都快乐。”
海岩，你如果见到潘小伟你就会知道，他好像一团火！他那时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让我像燃烧起来一样浑身发热。
海岩：你当时怎么表示呢，答应，还是拒绝？
吕月月：你猜呢，依你看，我会怎么说？
海岩：按理你当然不能答应，你应该明白如果真的跟他走将会承担什么后果。但我猜你是答应了。
吕月月：为什么？
海岩：因为你的年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也许大多数人无力抗拒初尝禁果的诱惑，山盟海誓会压倒一切，明知飘渺得难以实现却依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年龄的局限。为了爱，你们不计后果。我猜的对吗？
吕月月：你猜对了。
海岩：所以爱情有时候真是一种鸦片，这下问题可就真麻烦了，除非潘小伟的大哥真的神通广大，能安全地带你走。
吕月月：潘大伟他们确实还没有离开北京，他们藏在密云县境内一个外商住宅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那别墅是一个台湾老板买下的，那老板和潘家有很深的交情。潘大伟在美高夜总会用来接应潘小伟的那辆面包车就是向这位台湾老板借用的。他们在美高得手后，回马天龙饭店取了宝物，然后直接把车开上京密公路，夜里零点左右，开进了位于白龙潭不远的这个外商休闲的别墅区。
这儿没人管，没人查户口。在这里拥有这栋私人房产的外商来了几个朋友，在这依山傍水、树林环抱的地方一住，神不知鬼不觉，没人觉得不正常。
海岩：他们不至于真的想在这里疗养吧。
吕月月：但至少并不行色匆匆。他们本来就计划在这里窝藏几天，避开警方封堵的锐气之后，再伺机南下，所以吃饭睡觉，倒也踏实。
二十六日早上，别墅的主人因为要赶回城里处理公司的业务，所以早早就走了。潘大伟醒来后就听广播，他想听听新闻是怎样报道昨晚美高夜总会的血案的，想听听大陆的警方对这个事件都做了什么障人耳目的分析。听了半天，电台里除了各行各业像广告一样的成就报道之外，就是国家政要人物的外交往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新闻，对冯世民的死更是毫无反应。他有点扫兴，就像英雄打擂时亮出一手绝招而台下竟无人喝彩那样寂寞无趣。
他关了收音机，懒洋洋地冲了一个澡，感到全身轻爽，之后就对着镜子刮胡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脸，依然年轻，不由心里笑笑。冯世民幸而一死，天龙帮的内部，多年以来盘根错节，山头林立，矛盾深重。冯世民最亲信的白头阿华毕竟保镖出身，志大才疏，匹夫之勇，在帮内积怨甚多，不能服众。如果冒大不韪取而代之，必起内讧！只要天龙帮群龙无首，无心旁骛，潘家当然就是一片好山好水好风景了。
几个随从已经备好了早餐，潘大伟叫他们一起坐下来，他问：
“小伟呢，还没起来吗？”
随从答道：“在阳台上，已经傻傻地坐了几个小时了。”
潘大伟问：“为什么？”
随从们互相看看，没人回答。
潘大伟笑笑，一副过来人的口气：“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三天没睡着觉。阿强，去叫他来吃饭。”
那个阿强起身去了，一会儿，潘小伟面色灰灰的，跟在他身后来了，在餐桌前重重坐下，对大哥和众人不理不睬，低着头一匙一匙地喝粥。潘大伟咳嗽了一声，亮着嗓子对大家说：
“我们先在这儿一动不动地住几天，这地方很美，在香港也难得这样清静一下。等住够了，再往南走，按原来的计划从海路回去。你们听清了，在这儿谁也不要往香港打电话。”随从们诺诺连声说：“懂了，伟哥。”
潘大伟这才转脸看一眼依然低头喝粥的弟弟，安慰道：
“小伟，你放心啦，我出来的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潘小伟没等哥哥说完便站起来，说了句大哥你来一下，便走到客厅里去了。
几个随从面面相觑，潘大伟放下手里的咖啡，站起来，跟到了客厅。弟弟还未开口，他便先问：
“小伟，早上没睡好吗？”
潘小伟说：“大哥，你的心腹大患没有了，你该满意了，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潘大伟愣了一下，说：“好，你不愿意跟我做事，我决不勉强，你以后要做什么完全由你，这次就算你帮了大哥一次。”
潘小伟说：“昨天我按你说的做了，可你答应我的事，也要守信用！”
潘大伟装糊涂，“什么事？”
潘小伟不答，他用目光逼视着他大哥。潘大伟恍然一笑，“噢——是那个女人啊。”他随即把脸往下一沉，用一种长辈训导的口气冷冷地说：“小伟，现在大家都在逃命，生死难定，你还谈什么女人！”
潘小伟的脸涨红了，咬牙切齿：“大哥，你知道我脾气的，你不要逼我！”
潘大伟把眼一瞪：“那你要我怎么样！”
潘小伟说：“你要不管，我就自己去找她！”
潘大伟给了弟弟一拳，“你疯了！”
潘小伟说：“对，我疯了！”
潘大伟怔怔地瞪了半天眼，不得不缓和下来，“好好，就算我答应过你，替你办就是了，可这事也得慢慢商量嘛，性急是没得赢的。不过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啦，不然的话，我死了谁罩你呀！”
二十六日一天，潘大伟和几个亲信关在屋里商量事情，无非是议论冯世民之后的天龙帮该是何走向，以及潘家今后的鸿图好运。潘小伟无心去听，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大哥给他一个答复。可在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大哥都像全然没有这回事一样和几个亲从杯觞交错，谈笑风生。潘小伟强忍着，耐心等待。二十六日一天过去了，大哥对这事闭口不提。二十七日的中午，潘小伟再次向大哥提出这事，大哥说：“莫急啦，这种事急没有用啦。”到了二十八日的晚上，潘小伟说：“大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给我一句明示。”大哥瞪眼说：“总要我们自己先出得去，才好谈你的那个情妇！”大哥居然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潘小伟的心一下子闭住了，他这才断定大哥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这件事。
他早就听说大哥在黑道上是个出名的冷血动物，但多年以来，大哥，以及整个儿潘家的人——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对他这个小弟弟备加呵护，他没想到大哥现在会如此自私，不讲情谊，没有信用。
他在大哥脸上用力抽了一掌，返身走了。潘大伟摸了摸被抽热的腮帮子，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也走开了。
二十九日一天，潘大伟仍然像前两天那样，除了吃饭睡觉外，便和手下人一起打麻将。虽说牌局面前无父子，但手下人都很乖巧，尽量让他和。他兴致极好，晚上一直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意犹未尽地去睡。
三十日早上八点多钟，他被人用力推醒，睁眼一看，是阿强。从阿强那张胖脸的表情上，他本能地猜到发生了意外。
“老板，小伟不见了！”
“什么？”
他从床上一蹿而起，知道事情要糟了，但仍然侥幸地提醒道：“你们找了吗，在不在花园里？”
“他们在找，我先来叫醒你。”
“快找！”
他吼了一声，自己也急忙低头找鞋。然后衣冠不整地跟着手下人在别墅的里里外外搜了一圈，确实不见潘小伟的踪迹。他心里发冷，弟弟能上哪儿去呢？
这时阿强畏畏缩缩地跑来，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小提琴也不见了。
潘大伟急忙跑回房间去看，放小提琴的箱子敞开着，垫在里边用作防震的衣物乱七八糟地摊了狼藉一片，小提琴果然不见了。
他把琴拿走干什么？阿强和几个手下人马上把问题的性质估计到最严重的地步——潘小伟已经带琴投向警方了！
“老板，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小伟这几年在外面读书读呆了，警察要是哄他几下吓他几下，他说不定很快会带他们找到这儿来！”
潘大伟见弟弟偷了琴不告而别，本来怒火万丈，但他看到手下人惶惶然的样子，马上镇定下来，断然摇头：
“小伟不会去找警察的。我们不能丢下他自己走！”
他知道，如果不把弟弟带回去，如果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恐怕不会答应。
可阿强们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老板，他不去找警察，为什么要把琴带走？这么多天他一定让大陆警察洗了脑了！”
“不，”潘大伟依然摇头，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找警察的，他是去找一个女人，他拿了琴去博那个女人的欢心！”
于是，他们没有走，依然留在别墅里潜伏不动，但是谁也无心再来推麻将。潘大伟派人轮换着到别墅外去望风，他自己和其他人枪不离身，备好了汽车和食品，看好了突围路线，做了最坏的准备。
到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潘小伟依然没有回来，潘大伟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他想也许胖子阿强的分析是对的，弟弟和大陆的警察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种初出茅庐的孩子就算没被赤化，恐怕也多少会和他们建立一些共同语言，共产党那套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爱国不分前后等等等等的说教，弄不好会咸鱼翻身，让弟弟这种热情有余阅历不足的青年入迷。他想如果小伟真的进城投向警方的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警方应该是有所反应了，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计先走为上，假使弟弟不仁，做大哥的也只有不义了。
于是他跳起来，大声吩咐手下人拿好东西立即上车。阿强们的满面忧虑和怨气为之一扫，发一声喊，飞快收拾东西往门外走，一个手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几分轻松地问了句：
“不等小伟了吗？”
这一问又把他问犹豫了，他迟迟疑疑地上了车，车子发动起来了，他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我们先出去转转，别走远，到晚上再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潘小伟正并肩走进北京公安医院的大门。
我的手里，拿着那把传奇式的意大利小提琴！
第19次谈话
海岩：月月，你不是答应和潘小伟一起走吗？怎么又进了公安医院呢？难道在这种——请原谅我用一个难听的词——在这种带有极大叛逆性的私奔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看老焦的病吗？你是想和他告别吗？你是想通过他，和你的亲人和你的战友告别吗？
吕月月：直到今天为止，你是第一个用“私奔”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走的。我不否认这个词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它至少包涵了我当时的某种内在的感情和突发的冲动。在那一刹那间我真的爱上潘小伟了，我承认在那个刹那我确实是产生了一种以身相许的激情。他那么漂亮，他的个性那么有魅力，这样一个年轻英俊而且富有的人竟能如此义无反顾地追求我，冒着坐牢的危险来找我，这确实是个童话，是个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童话。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地方来的女孩，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幽会的时刻，我的精神防线就瓦解了。我无法使自己拒绝他的拥抱，他的热吻，他的海誓山盟。
海岩：一个二十出头的，什么都还没有尝过的女孩坠入爱河时的心态，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不客气地问一句，你跟他走，对你的身份来说，是不是一种背叛呢？或者我说得再深一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种犯罪呢？
吕月月：好像这个事情的性质后来并没有被人看得那么严重，你不要忘了那把小提琴已经被我拿在了手里。如果说，面对潘小伟我是个昏了头的女人，那么，在面对这把小提琴时，我仍然是个清醒的警察。
我是一手执琴，一手拉着潘小伟，走进公安医院大门的。
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焦长德正熟睡着。我俯身端详着他的面容，竟比十几天前苍老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仿佛睡中也有无尽的心事。一个同室的病友告诉我，老焦自上次发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比发病前大大地下了一个台阶，在病房里常常一睡一天，还是胸闷疲劳。那病友以前见过我，于是主动帮我叫醒老焦。他说嘿，老焦醒醒，醒醒，你看看是谁来啦。
老焦醒了，睡眼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没有表现出我预料的那种兴奋，口齿不清地说：“啊，是月月呀，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着老焦，心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于是眼里不由泪花闪闪。可潘小伟就站在我的身后，我不能拖延。我把小提琴放在老焦胸口上，以为老焦会一眼认出它来，因为他几年前就已经从照片和资料上熟知了这琴的每一个细部和每一个特征。但是老焦只是看了它一眼，糊里糊涂地完全没有反应。
“老焦，你多保重，把这个带给伍队长。”
“啊，是给伍冬冬买的吗？你要上哪儿？他是谁？”
潘小伟上来拉我，催我走，我转身又对老焦说了一句：
“老焦，我要出一趟远门，告诉家里，我会和他们联系的。”
焦长德此时像是渐渐清醒了，他怔怔地看我往门口走，疑虑地问了一句：
“月月，你这就走了吗？”
我永远都能记着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解的、抱怨的、关切的、依恋的……
我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回头，我像个不懂事也没礼貌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地推门而去。
病房外的走廊是漫长的。中午送饭的车子哗哗作响地推过来了，送饭的护士取饭的病人看护的家属们都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一种说不出的气息。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用一种和这里的节奏极不相称的快步疾行，穿过人群穿出走廊，一直走出医院那令人压抑的晦暗和窒息，一直走到明媚的蓝天和太阳刺痛我们的眼睛。
那时我满心里都洋溢着异样的轻松和希望，由于提琴已经回归祖国，我们这个案子终成正果，得以善终了。死去的人可以瞑目，活着的人可以卸责。我祈求一切人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胜利而原谅我、忽略我、饶恕我！
海岩：那么，这琴老焦后来认出来了吗？他是怎么把琴交给伍队长的？
吕月月：这琴有非常明显的标记和特征，老焦当时没有认出大概是因为实在想不到。我们走以后他清醒了，回想刚才的情形，恍若一对金童玉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送来这把提琴，梦境一样。后来我们听那个同室的病友说，老焦先是坐起身来看着小提琴发愣，后来突然喊了一声，就连滚带爬从床上滚下来，像发精神病一样抱着小提琴跑出去，冲向值班台上的电话机。走廊上很多人都听到了他兴奋的呼喊。
“啊——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
他们还看到了老焦眼中那回光返照似的亢奋的光芒，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他冲向电话机的步伐突然蹒跚，突然踉跄，站在电话机旁的值班医生愣愣地大声问：“焦长德，你这是干什么？”可老焦已经无法回答，他磕绊了一下就向前扑倒了。他倒得那么重，以致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砰”的一声闷响，几个离他最近的人伸手要扶都来不及了。
小提琴护在老焦怀里，安然无损，他倒下去时抱着它没让它受到半点磕碰。
焦长德死了。
等伍队长他们赶到公安医院时，形式上的抢救工作早已停止，老焦的家属也刚刚赶到，急救室内外正是一片嚎啕。抢救的医生把伍队长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情况。
“……他发病的时候，值班医生刚好在场，所以基本上没有耽误，马上做了抢救。抢救的方法和措施都是恰当的、及时的。应该说，医院是尽了力的……”
伍队长作为死者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希望从医生这里了解更详细的死因和病情，以便对家属有个交代。
“他上次发病抢救以后，不是恢复得还可以吗？”伍队长问，“上次你们不是说病情还可以稳定一段时期吗？怎么这样快就又恶化了呢？”
这话在医生听来，多少有点指责质询的味道，于是医生马上正色道：
“这种心脏病就是这样，可能几年不犯，也可能朝夕不保。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突发性心肌梗死，一般很难抢救。病人这几天恢复得是不错，我们估计可能是受了意外的刺激，你看，他死的时候就抱着这把小提琴，而且死前还不停地在走廊里冲别人喊：‘小提琴，小提琴……’”
医生把放在椅子上的小提琴拿给伍队长看。
海岩：伍队长怎么反应？
吕月月：具体怎么反应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
海岩：在惊奇之余，恐怕他还想不到这琴究竟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吕月月：恰好这时处里来了不少同志，居然在这里看到小提琴，无不惊异得目瞪口呆。队长就叫小提琴专案组的刘保华、薛宇几个人暂时不要忙乎老焦的后事和家属工作，组织他们立即着手开始了现场调查。
他们在医院里临时找了个办公室，把和老焦同室的那位病友请了来，先是长吁短叹地说了些为死者惋惜和遗憾的话，然后介入正题，队长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了。
“这把提琴您见过吗？这琴是老焦的吗？”
那位病友几乎都没有再辨认一下就说：“这琴是别人送给他的。”
“什么时候送的？”
“就今儿上午呀。我就琢磨这琴跟老焦准有点什么故事。你们是没看见，老焦一瞅见这琴就跟疯了似的。”
“是谁送他的，送琴的人您见过吗？”
“我当时在屋啊，来的是一男一女，琴是那女的送给老焦的。”
“男的多大岁数，什么模样您还记得吗？”
“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挺精神。”
“不是北京人吧？”
“看着不太像，那男的一句话没说，所以也听不出口音来。”
“女的呢，多大岁数？”
“也二十来岁，差不多吧。哎，就是以前每次来给老焦送工资的那个，以前常来。”
大家全都傻了，连队长也愣住了，几乎中断了询问，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半天薛宇才哆哆嗦嗦地从自己的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我的照片，送给病友。
“是她吗？”
“没错，就是她！”
所有人都震惊了！
薛宇慌了，不知是反驳那位病友还是向队长证明，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队长，不会的，我昨天晚上还和她在一起，我们还约了今天一起去您家给伍冬冬过生日呢。对，她说过要先到医院来看老焦……”
对这个说明，伍队长未置一词，谢了那位病友，送他走以后，才转身厉声责问薛宇：
“你是不是把前天咱们开会的情况告诉吕月月了？”
薛宇一头冷汗出来：“我没告诉她，我什么都没说，昨天我走的时候她情绪挺好的。不过……”薛宇迟疑了一下，“不过，她早知道会议的情况。”
伍队长环顾在场的人，特别狠狠地看了刘保华一眼，“谁告诉她的？”
没人吭声。
就在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这场调查的时候，我和潘小伟乘坐的出租车已经全速开上了京密公路，带着激动和恐惧、幻想和不安、充实和迷惘，开始了我们危险的逃亡之旅。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离开大路，拐进一条树木掩映的山间小径。除了车轮沙沙的响动，路上静得只有树叶的婆娑，越往前走越见山深林密，道路崎岖。经过十多分钟的辗转盘旋，我们到达了潘氏兄弟的那个临时藏身之所。
这座乳白色的别墅在槐杨郁郁的簇拥之下，宁静而又一尘不染。潘小伟付了司机多一倍的钱，然后领我跳跃着踏上台阶。别墅的大门意外地锁着，潘小伟用力敲了敲，无人应声。他匆匆地围着房子绕了一圈，发现那辆面包车也不见了，不禁疑惑。愣了一会儿，他翻上阳台，阳台的门是虚掩的。他拉着我爬上去，从阳台进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