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百祥率先开始，话题还是从今天的寿宴扯起：“梅书记，你是不知道，今年这个生日可是我们硬逼着吴总过的。以前吴总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们是把你梅书记抬出来了，说你也要来，吴总才办了这顿饭。”
梅启良笑笑，说：“我也一样，基本上不过生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动不动狠斗私心一闪念，到现在都落下毛病了。”
郑百祥滔滔不绝：“这是观念问题，实际上私心不是坏东西，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搞企业管理，也是先要解决好职工的个人利益问题，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就好比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浮财分给农民个人，才会组织起数百万支前大军，那些农民出身的解放军战士才会拼死而战。农民战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泽东不实现不承诺他们的个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蒋家王朝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到现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坏东西。现在咱们国家的宪法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宪法那样开宗明义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确提出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历史的觉悟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迟钝上。他说：“哎，宪法这么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即便是现在，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部门，你们长天这种大企业，可要带头搞出点经验来。”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依我看，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说，国企没有业主。它的投资决策、利润回报、长远发展，对企业各级经营者的奖励和控制，这些业主职能还真没有人来投身进去操心劳力地负起责任。现在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儿，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祥正色道：
“我们要当褚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吴长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缓缓地拨回来：“我们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长天集团的主要创始人，始终是把公司当做是自己的。长天集团是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艰苦奋斗，从小到大拉扯起来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几个干部，政府给足了投资来搞的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梅启良在节骨眼上倒是一点不糊涂了，毫不迟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国企有不少家，大多数都是市委任命的干部，政府投的资，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错嘛。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在有的国企确实是存在的，可你们概括出的结论，还有你们那个观点，可有点问题。”
话既然说开了，而且说到了这么深的层次上，吴长天当然不能退回去了。他不疾不徐地争辩道：
“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赶上了好市场，有的是借助了某种垄断体制，有的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质。可是研究问题不能光从特例出发，而主要应该去研究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动力，离不开一个‘私’字，这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形成的，不可视而不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伦。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就是这么现实：一个人，做事情也好，尽责任也罢，都是先以自身为中心点，再一轮一轮地看出去，看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然后再决定怎么做、怎么尽这个责。忠君是忠自己的君主，守孝是孝自己的父母，爱孩子先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子女有吃有穿了，再管别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及他。如果这件事不是为他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甚至仅仅是为一个空洞的主义、精神或者机构而做，那就不一样了。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为了个人而不顾家庭，为了家庭而不管团体，为了团体而损害国家损害民族损害天下的事，还少吗？！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在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天平上，一般来说是自己的利益更重。雷锋叔叔不是没有，但现在可不是雷锋辈出的时代了。宏扬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不过是惩恶劝善，提倡公德和爱心，可不是在社会分配的机制上加速进入共产主义。”
吴长天的这套理论观点想说明什么，其实已经表达得相当露骨，但他有意地，并不联系自身的实际。梅启良听罢哈哈一笑，笑得更其老辣，他索性引带着吴长天和郑百祥二人，直奔主题，说道：
“你们说了半天，不就是想说长天集团的产权界定这件事吗？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国，理论上允许探讨的事，在现实中不一定马上能办。现实中能办什么，还是要看具体的法规政策怎么说，啊。”
吴长天知道落实此事最终必然要归结到政策法规上来，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梅书记是一直关心我们长天集团的。关于产权界定问题，我们最近搞了些法规政策和财务方面的依据，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正想先送到您那儿，听听您的意见呢，明天我让李大功给您送到党校去。”
梅启良点了头，他点头的神情是认真而又会意的，给了吴长天极大的宽慰。梅启良也就自然地，适时结束了这个还难以马上表态的话题。他站起身来说：“李大功呢，他是不是一个人在和那两个女孩子跳舞啊？”
吴长天和郑百祥也站了起来，说：“他们都在后面游泳呢，梅书记现在还坚持游泳吗？”
并没有谁提议，但他们一行人还是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书房，向后面的游泳池走来，梅启良说：“我哪还有时间游泳啊，我可是只有公没有私，全部时间都忙着工作了。”郑百祥揭发说：“游泳是过时的运动，现在梅书记改打网球了。我听说梅书记打得不错呢，反手尤其好。”梅启良也不否认，说：“我是左撇子，右手又强，所以难防。”吴长天马上把话接过来：“明天梅书记有空的话，我来安排一场球好不好。咱们两个，正手对反手。”梅启良说：“明天晚上我约了人谈事的。”吴长天说：“白天也行，上午下午都可以。”郑百祥在一边提醒吴长天：“明天上午特种材料公司梁总工程师的遗体告别，你不是说要亲自参加嘛，已经告诉家属了。最近家属对因公死亡的名分闹得很凶。”梅启良听了便说：“你们忙你们的，打球有的是机会。”
后面的游泳池里，李大功与那两位第一次来的女孩儿正在互相打水仗。李大功采取集中一点，各个击破的战术，专攻那穿黑衣服的女孩。而那位叫艾丽的女孩则敌我不分，攻几下这边，打几下那边，机会主义，两面树敌。那位黑衣少女终于招架不住，登岸而逃，脱去了黑衣的身子倒是很白。李大功意犹未尽，上岸去捉。他刚才席间大概多喝了几口酒，挺着发福的肚子在那位苗条女孩儿身后穷追不舍，见到吴长天、郑百祥陪着梅启良过来，也不顾忌，颇有些丑态。当着梅启良的面，吴长天也不好喝止，怕坏了气氛，只好用话替他遮掩：“今天梅书记来了，大家都高兴，李大功今天也就让他喝尽兴了，我平时是难得让他们这么轻松一下的。”
梅启良并未介意，应景地笑笑。郑百祥则更是凑趣，居然不怕有失身份，竟帮李大功截住那沿岸嘻笑奔逃的女孩，一人抓手，一人抓脚，拖到池边，像荡秋千似的一、二、三喊着，要往水里抛。吴长天喊了一声小心！话音未落，两人配合失误，抓手的李大功已松了手，抓脚的郑百祥还抓着脚，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女孩的脑袋重重地碰在池沿上。郑百祥下意识地把女孩的双脚往水里一抛，女孩一下子就沉下去了。
惨事发生得那么突然，近在咫尺，所有人都没有半点准备，除了水中另一个名叫艾丽的女孩惊骇的尖叫之外，岸上的人个个呆若木鸡，郑百祥更是面如土色。李大功不知是酒醒了还是依然醉着，还傻傻地冲着水中喝问：“哎！怎么啦你？”直到吴长天大喊了一声：“快救人！”他们才如梦方醒地跳了下去。
吴长天看到他们手忙脚乱地把那女孩拖上岸，手忙脚乱地为她做人工呼吸。他惊呆地看到她头部渗出了点点鲜血，染红了泳池边上的块块瓷砖。他说了句：“得赶快叫救护车去。”便往楼里走，他听到身后艾丽哑哑的哭泣，夹杂着李大功故作镇静的安慰：“没事没事……”
梅启良也跟进楼里，跟着吴长天走进书房，默默地看着他查电话号码簿往急救站打电话。打了半天打不通。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拨112服务台。吴长天见梅启良一言不发的样子，便说：“梅书记，我看你先回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好的。”梅启良没有说话，吴长天便跑出去叫了在前边屋里独自看电视的郑百祥的司机去送梅启良。那司机还不知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毕恭毕敬地开来了车子。和梅启良告别时，吴长天低低地说了句：“抱歉了梅书记，他们真是胡闹。”梅启良没有多言，只说：“还是快送医院吧。”
送走梅启良，吴长天退至书房继续打急救站的电话，终于打通，刚说了半句，电话就被突然进来的郑百祥按断了。
“怎么了？”
吴长天疑惑地看着全身湿透的郑百祥。郑百祥狼狈的脸上说不清有多少复杂的内容，他抖着说：
“别打了，她死了。”
吴长天头皮一紧，他几乎要喊起来：“死了也要叫医院来人呀！”
他再次拨电话，但电话再次被郑百祥按掉了。
他瞪着郑百祥，他想看看他是不是疯了！
郑百祥的表情、声音，都发着抖，恰恰是这点颤抖，说明了他还正常，还知道害怕。他说：“吴总，你先别急着打电话，反正人已经死了，早送医院晚送医院是一样的。这事很麻烦，你得给我们拿个主意！”
“麻烦？你是想保你自己还是想保李大功，啊？”吴长天生气地厉声质问。
“这事是我们惹的，我们有麻烦。可吴总，你也有麻烦、公司也有麻烦！”
“有麻烦是当然的！我早就告诉李大功少喝酒少喝酒。他不听。这件事，李大功是主要责任，你老郑也有责任。当然，我也要承担领导责任。”
郑百祥一脸痛苦不堪的表情：“老吴，这不是我们怕负责任的问题，这种事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咱们二十年打下来的天下，说不定就完啦！”
吴长天这位老搭档的激动，使吴长天自己不得不把语气放缓，话也说得推心置腹：“老郑，这事对你们来说，也就是酒后失手，是过失行为，不是故意的行为。我和梅书记都在场嘛，都可以为你们作证嘛。法律上对这种过失行为是有说法的。另外，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哪个下属单位的人，我可以要求她的所在单位对家属充分补偿，做好家属工作。只要家属通情达理，这个事情不至于闹大。”
吴长天一时混乱的思绪，突然被自己的这番话梳理清楚了。可郑百祥却依然按着电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女的不是我们下属单位的，我刚刚问过李大功了，这两个人都不是我们集团的职工。”
“那她们是干什么的？”
郑百祥的喉咙沉了一下，脸上呈现出一种恨天怨人的懊丧，说：“她们，她们是妓女！”
吴长天只觉得像是有人在他头顶上猛击了一下，有点发蒙。这些年他经历过无数深渊薄冰，自以为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任何事都可处变不惊了，可今天郑百祥的这句话，真的让他看不出前面的深浅了。
妓女？
他吴长天怎么沾上妓女了！
郑百祥进一步点破，“吴总，咱们长天集团现在可是社会性公司，多少人都盯着。公安局一来调查，股市上肯定会有人兴风作浪炒作这个题材，新闻舆论再跟着推波助澜，几天之内就能把长天实业的股票信誉给搞垮！经济上的这个损失是现在就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那就是您吴总多少年树立起来的社会形象、人格声誉，让那些报纸添枝加叶地那么一说，也得毁于一旦。另外，这件事一旦传扬开了，最麻烦的就是梅书记。他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沾上这件事，进常委的安排肯定得放在一边了，能不能在市委原职干下去，也得打个问号。就是勉强不撤他的职，他还敢在长天集团产权界定这件事上再说一句话吗？他不说话，产权就算吹了！”
郑百祥的每一句话，吴长天都感觉他在夸张其词，但仔细一想，每句话又都那么真实和必然。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的股票会为这个意外的事件跌下去，他的名声会被牵连得百口难辩。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精心准备了那么久，已经接近成熟的那个合法取得长天集团股权的计划，就要无端地破产！他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已经可以预见，而且不可避免！
他愣半天，愣了半天才用了一种他以前从未在下级面前流露过的犹豫和无措，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郑百祥张开了口，却欲言又止，只说：“吴总，这事还是你来通盘权衡一下，你决定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吴长天的脑子很乱，他强迫自己镇定，强迫自己恢复往常的持重，他说：“叫李大功来。”
李大功来了，同样湿淋淋的。不知是发冷还是恐惧，站在吴长天面前，始终抖抖索索战战兢兢。
出乎意料地，吴长天没有责骂，只是沉着声音问：“死的那个女孩子，叫什么？”
李大功面色僵硬，答道：“我就知道她叫阿欣，回头可以看看她身上有没有身份证。”
吴长天又问：“跟她一起来的那个人呢？”
李大功说：“叫艾丽，不过，她们这种女孩儿在北京可能都用假名字。”
吴长天盯着自己的这个老部下，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恼火，他压着声音吼道：“你怎么和这种人混到一起去了！”
李大功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她们俩，原来……原来是和林星住在一起的……”
吴长天想起来了，李大功不久前是提醒过他的：缠住吴晓的那个林星，和这种女人来往密切……他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没好气地对李大功说：“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你自己到公安局去说清楚吧。”
他说完，又狠狠地看了一眼郑百祥。郑百祥面色青灰，一言不发，低头而立。脸上闪亮的，不知是汗是水。
李大功眼睛红红的，他说：“吴总，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我现在就拉着尸体上公安局去。我不是考虑我自己，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杀人偿命都无所谓。可这件事要是影响了您，影响了公司，我，我，我李大功……”李大功哽咽起来：“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起郑总……”
在李大功的啜泣声中，屋子里沉闷了片刻。吴长天缓下声音，问他们：“那个叫艾丽的，现在在哪儿？”
郑百祥哑声替李大功答道：“她有点受惊，我们刚把她领到楼上去了，让她安静一会儿。”
吴长天给自己点了根烟，他知道时间不允许他再犹豫。如果不马上把尸体送到医院，不马上让李大功和郑百祥去公安局报案，这一段无端的拖延，今后必会招来方方面面无穷无尽的疑问。他想了再想，还是把烟掐灭，对郑百祥说：
“老郑，这事怎么也遮不过去，没办法了。长天实业的股值，你我的声誉，只能随它去吧。你和大功即便让法院判了，也还可以尽量争取监外执行，这种办法我会想的。”他又转脸对李大功说，“总归是出了人命，你们也不能不承担这份责任。”
他说着就往书房外走，嘱咐郑百祥：“打不通急救站，你赶快准备车，我们自己把尸体送到医院去。”可没想到郑百祥却一步跨上来拦住了他，把他已经拉开的房门又砰地推上了。吴长天不由喊了一声：
“老郑，你不要糊涂！”
郑百祥马上发出同样大的哀求声：“老吴，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还不是一盘死棋，我们得再考虑一下，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
吴长天瞪着眼，说：“对，这正是我怕的。我这时候要是护着你们，其实是害了你们！”
他想拉开门，但门一拉开就又被郑百祥死死地关上，书房厚重的大门被一拉一关弄得砰砰作响。吴长天厉声喝令：“老郑你干什么，你把门打开！”而郑百祥依然压住门，发着狠地说：
“明天，公安局、新闻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都会用最大的兴趣来打听这件事了。用不了多久，报纸上就会登出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了：长天集团总裁五十大寿乐极生悲！啊，过瘾吗？！不过瘾？好，还有：市委书记企业总裁招妓取乐酿出血案！还有：领导干部和优秀企业家糜烂腐败大揭秘！够了吗？啊！我和大功判刑，蹲监狱，没有什么，我们无名之辈，不值得新闻界炒。这件事下一步的主角是你吴总，是梅书记！”
吴长天愣愣地，说：“事情要发展到这一步，我只好承担。”
他这样说，拉门的手却是松下来了。郑百祥说：“吴总，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你没享福，我们也没有。你是出了名了，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为什么还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吴长天已经很久很久没和自己的几位亲信谈过这么深的话题了。他剖心沥胆地说：“集团的产权一旦争取下来，你郑百祥也是有一份的，大功我也会考虑的。”
李大功哭了，脸上的肌肉扭曲得丑陋无比，他哭着说：“吴总，我李大功不要一分钱的股份，我只求一辈子跟着你，只求你别把我给扔出去。”
李大功此时的动情，让吴长天也有几分心酸，二十年风雨同舟，刹那间历历在目。郑百祥说：“产权的事要是真能办下来，我们要不要股份都无所谓。凭你吴总的为人，我们跟着你不怕没饭吃。可今天这事只要一捅出来，梅书记肯定就完了。你吴长天的名声再一臭，谁还敢帮你办这种有争议的事？用不了多久，市委就会派人到长天集团来宣布，长天的资产归招商公司管、归国资委管；干部归组织部管。你吴长天功劳卓著，但晚节不保。就是不撤你职也得加强监督、加强领导班子。你挂名当董事长，市委另派总裁和党委书记来！吴总，我说的这些你不信吗？”
吴长天一步一步从门口退回来，在沙发上颓然坐下。郑百祥关于他吴长天和长天集团大结局的描述，他很清楚，绝不是一部故事离奇的评书演义。现在，确实是梅启良宦海迷航的关键时刻，也是他吴长天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确实容不得半点节外生枝的口舌是非。产权界定的事，关系到他，当然也关系到郑、李两人和集团的很多骨干今后一辈子的身家利益；关系到他们二十年的奋斗，最终能不能获得应有的个人成果。难道真的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功败垂成！
郑百祥和李大功也全身疲惫地坐下来，屋子里这下子彻底安静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李大功压抑的哭腔：“吴总，是我的错，你让我去死吧。这么大的事要是让我给弄砸了，我死了也没法儿赎这份过呀。”
吴长天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慢慢地把它们吐出来，他终于问了一句转折性的话：
“这个女的死了，都有谁知道？”
吴长天的话立即中止了李大功的抽泣，他答道：“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
吴长天下意识地和郑百祥对视一眼。李大功又说：“还有楼上那个艾丽。”停了一下，又说，“还有……梅书记。不过梅书记还不知道已经死人了。”
郑百祥说：“楼上那个女的可以给她钱，这种女的只要给钱什么都能答应。”
吴长天低着头，难下决心。他一会儿觉得，这也是一条路，一会儿又在心中痛问：怎么能走到这条路上去！这时，他们都听到了前边别墅大门传来的门铃声。铃声不大，但三个人几乎同时一惊。
这么晚是谁来了？
很快，住在门房的保姆敲开了书房的门，通报说外面来了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是来找吴晓的。
又是个女孩子。吴长天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到前边客厅去看一眼。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和郑百祥对视了半天，终于说：
“你先去，和楼上那个，谈谈吧。”
这大概是一个决定，一个既匆忙又必然的决定。郑百祥和李大功很郑重地点点头，脸上的表情不知是解脱还是沉重。吴长天独自穿过没有开灯的黑暗的走廊，向客厅走去。他的心里也是漆黑一团。当走进灯光稀落的客厅之后，他才看到，等在这里的原来就是吴晓的女友，那个曾对他进行过理性的采访，后来又爱情至上的漂亮的女孩子！
客厅的空调像是刚刚被保姆打开，屋里的空气一时还有些沉闷，除了茶几上老气横秋地亮着几盏半睡半醒的台灯外，整个房间都压抑在幽暗的阴影里。然而在吴长天的视觉中，林星的面色依然光彩照人。在这位不受欢迎的女孩把他的儿子从这里夺走之后，这大概是她第一次踏进吴家的大门。她的样子使吴长天恍惚记起半年以前，她自报家门闯到他的办公室要求采访时，就是这样的姿势端坐在沙发里故作老练。相形之下，吴长天相信自己此时的模样，比半年前的那一天显然是大大地走了形，他的脸色暗淡，身心疲惫，连声音都失去了正常的光泽。
“你是找吴晓吗？”他问。
林星在他进屋后就礼貌地站起来，然后礼貌地致以问候：“叔叔，您好。”在吴长天的记忆里，这是她第一次叫他叔叔，说不清是让人舒服还是别扭。此时他的各种感触都有些麻木。他糊里糊涂地，又问了一遍：
“你找吴晓吗？”
“对，他在吗？”
“他不在。”
“他说今天回来给您过生日的。”
“啊，他回来了，又走了，他的乐队刚才来电话把他叫走的。”
“是去和电视台的人谈拍MTV的事吗？”
吴长天思绪紊乱，不得不竭力凝神定心，让自己的精力集中：“啊……好像是吧。”
林星一副释然的表情：“噢，那就行了，我就是来告诉他这件事的。”
吴长天应酬地笑一下，问：“你还有别的事吗？”他脸上的疲乏，声音的喑哑，都是送客的意思。他不能让林星在此逗留太久，他甚至都没有请她再坐下来。
林星倒很知趣，说：“没别的事，他去了就行了。我怕耽误他的事才专门跑来的。对不起打搅您休息了。”
吴长天顺水推舟地应道：“啊，我刚刚睡下。”
林星做着要告辞的样子，把沙发上的手包拿起来挎在肩上，她问：“吴晓晚上还回这儿来吗？”
尽管吴晓走时吴长天嘱咐过要他晚上回来住，今晚他本想和儿子好好谈一谈的。但他担心这女孩儿会留下来等他，于是说：“他不会回来了吧，不会回来了。”
林星点了点头，看得出比刚才放松了些。她说了句：“那我祝您生日快乐。”便向客厅门口走去。吴长天在她跨出门时想起什么，又叫住了她：
“呃……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那件睡衣听吴晓说是你挑的。”
林星咧咧嘴，笑得很腼腆，很幼稚。在吴长天以往对她的印象中，一直没有这种孩子般天真的笑容。无论是她对他的采访还是他们的几次交谈，她基本上都是那种矜持严肃和针锋相对的表情。吴长天至此才发现这女孩子竟也有着一份让所有男人都会一见倾心的明媚。她的气质与刚才跳舞的艾丽和死去的阿欣相比，少了一层矫饰，多了几分清纯，是那种越看越好看的类型。要不然一向对女孩子不屑一顾的吴晓，怎么就死心塌地的非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呢，显然就是做了这清纯的俘虏。
女孩的笑容使吴长天对她的憎恨，无意中销蚀了三成。在这一刹那甚至还觉得她与儿子在外表上多少有几分相配。只是眼下的情势，使他不能分心去想儿子的事情。他匆匆送走这个女孩儿，返身又回到后面的书房。他想，应当在儿子回来之前将事情处理干净，但直到这一刻，他的内心依然是犹豫不定的。他仍然感到自己还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似乎每条道路都可能引他走向历史的错失。郑百祥从楼上下来了，问他是谁来了。他说是吴晓的朋友，已经走了。他又问郑百祥：那个艾丽怎么样了？郑百祥就把刚刚和艾丽交谈的结果汇报了一番。
“谈妥了，给她三十万，让她离开北京。”
可吴长天觉得事情哪有这样简单，“她和那个阿欣是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今天晚上她们又是一起来的。阿欣找不到了，别人一定会问她的，她怎么说？”
“就说从我们这儿一块儿走的，到半路阿欣说要去找个朋友，两人就分手了。”
“阿欣失踪，她又马上离开北京，岂不是更可疑吗？”
“这种女孩，在北京没什么亲戚，也没有户口，走了不会有人问的，也没人能再找到她们。她们换一个城市就换一个名字。比留在这里让公安局叫去问来问去的好。”
吴长天不语，看上去是在低头沉思，实际上脑子一片空白。茫然中他想起另一件更为棘手的事情，“那个阿欣呢，咱们怎么办？”
“让李大功去处理，他有办法。”
“怎么处理？”吴长天追问。
郑百祥沉默片刻，说：“只能找没人的地方埋了。可以让大功送远一点儿，离北京远一点儿。”
郑百祥说这话的表情就和他平时谈工作时那么自然，吴长天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说：“老郑，咱们怎么干这种事了，咱们干不来这种事的！”
郑百祥回避了他的注视，半天没答话，好一会儿才说：“这不是没办法了嘛。”停顿了一下，又说，“不是常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吗，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得做。你自己不保护自己，没人来保护你。我们这些年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可一旦出了一点儿丑事，社会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再说，我们也不是有意要弄死谁，可她既然已经死了，你再把她送到医院的太平间，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儿罢了。咱们一起苦干了二十年，就为了这几分钟的良心吗？”
吴长天无言以对，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和郑百祥做道德辩论的场合。郑百祥也不是不懂道德。也许谁都一样，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利害关头，无论什么道德品质，在现实选择的碰撞下，都会分崩离析的，谁也逆转不了。吴长天只有不再说话，他跟着郑百祥走到楼后，看着他和李大功把那女孩的尸体拖到游泳池旁边的更衣室里。他跟着他们，双脚尽量避开拖在砖地上的红线一样的血迹，步步触目心惊。在更衣室里他们用她那身像丧服似的漆黑的衣裙盖住她半裸的身子和脸部。那女孩的脸灰白得像是涂了一层粗糙的蜡，眼睛还半开着，令人不敢直视。他看着他们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条毛毯，将她包裹起来并用粗绳一道一道地捆扎结实。她随身的手包、鞋子，也都捆在里面。吴长天说：“应该看看她的包里有没有身份证，以后可以给她家里寄些钱去，她肯定还有父母。”但他们没理他。李大功扛上那被裹严的女孩儿出去了。郑百祥用拖布擦洗着地上的血迹，一路擦出去。他看一眼呆立在更衣室门口的吴长天，说了句：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吴长天一句话说不出。默默地离开更衣室，独自上了楼。他站在没有开灯的卧室里，透过窗纱的缝隙可以看到楼下，别墅的后门已经打开了，被一束黄色的街灯照亮的小路上，停好了一辆汽车。夜晚的天空辨不出阴晴，星辰依稀，雾气朦胧。李大功吃力地把阿欣放进车子的后备箱里，拉着步履蹒跚的艾丽低头钻进了车子。郑百祥没有露面。车无声地开走了。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带走了。
吴长天这才发觉，自己的五十大寿，是个没有月亮的黑夜。
楼梯响动，郑百祥上来了，把卧室的吊灯打开。吴长天第一次注意到这吊灯是如此的刺目。他说了句：“别开灯。”他不想看见郑百祥的面孔，也不想让郑百祥从他紧蹙的额头上，看到他此时的心情。他此时最渴望的，是躲在暗处，他只想一个人沉默不语地独处。
郑百祥把灯关了，说：“吴总，到书房去喝杯茶吧，压压惊。”
他未置可否，但还是走出了卧室，和郑百祥一起下了楼。书房里还有一盏台灯开着。他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入睡的长夜。他和郑百祥无言相对，在台灯的暗影里，坐了半宿。儿子吴晓，终于没有回来。
幸亏没有回来。吴长天不知为什么，这一晚怕见任何人的面，尤其是他的善良的儿子。
清晨天快亮时他和郑百祥才分别找了个卧室，躺下来休息了片刻。太阳很快出来了，秘书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床头，问他是否还去参加特种材料公司梁总工程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果去的话，需要早些起程，路上车堵得很。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表示要去。放下电话，他起床下楼，无心吃早饭，就叫司机备车。郑百祥也早已叫好了车子，准备回公司参加预定要开的销售经理季度例会。两人心照不宣：在这几天内，任何计划中的活动都不能缺席，任何常规的会议都必须参加，任何该有的应酬都不宜省略；他们的行为和气色，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常和恍惚。
上午九点整，吴长天按时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到来，让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死者生前的亲友同事，都深受感动。他以前没有见过死者的亲属，但家属们不可能不知道整个儿长天集团的这位领袖。他们连哭声都止住了，簇拥在他的身边，脸上露出感激和荣耀的表情，向他诉说着死者生前朴素感人的言论和他未能实现的种种愿望，那些言论和愿望大部分反映了死者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和对企业的一片赤诚。
特种材料公司是个拥有五千多名职工的大型公司，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大家自动让开路，目送着吴长天在材料公司的几位领导和一群治丧人员的前呼后拥下，率先走进告别室。吴长天在遗体前默哀良久。他和这位梁总工程师并不熟悉，只记得曾经听过他的一次汇报，声音相貌都已印象模糊。那化了妆的遗容与生前相差几许，更无从判别。他的目光滞留在那张像蜡人一样的面孔上，脑子里的全部空间突然被昨夜死去的那个妓女强行占据。那同样像是涂了蜡的灰白的脸孔，那半开半闭的凝固的双目，放大了数倍在他眼前顽固地浮现出来，挥之不去。以致他在这位梁总工程师灵前的鞠躬致哀，都恍若是在向那个阿欣叩头谢罪，他的整个身体都禁不住摇晃起来。工作人员见状及时上来搀住，以为他是心情哀痛所致，连忙扶他离开遗体，一一和哀立一侧的家属握手慰问。家属们亲眼目睹了大名鼎鼎的吴长天灵前痛悼的真切一幕，无不为之涕零。吴长天木然地和他们握手，然后走出告别室，在特种材料公司领导的陪送下，走向自己的汽车。
上车前，他对特材公司的几个头头儿说：“老梁的家属和朋友联名给集团写了信，要求按因公死亡对待，我没有批。因公死亡的条件是有明确规定的，老梁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我不好批。但是，老梁对你们特材公司是有贡献的，我建议你们在丧葬费和抚恤费的发放上，可以参照因公死亡的标准处理，必要时集团可以专门下个文给你们，这样你们对其他人也好交待。”
这番话是他临时决定说出来的，不知为什么他此时突然生出一种特别的慈悲之心。人看见了死亡常常会得到某种启示，吴长天此时想到的，就是世事的无常。千万别陶醉你现在的实权在握、荣誉加身、有那么多人追随和仰慕，让你一诺千金！这些都不可能永恒存在，一成不变。天地宇宙间一定是日出日落阴阳互换盛极而衰的，说不定哪一个黄昏，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自己同样终有日落之时，他就禁不住想对所有人大发善心。而今日事业的辉煌，个人权力的巅峰，注定都会化做一片过眼的烟云。
离开了八宝山灵界，他的思绪也慢慢地重返现实。他让司机把车子直接开到位于西城南长街的紫藤庐茶社。还不到中午，茶社里没有一个顾客。在那些用中国古老的镂格花窗隔出的一个个私密的角落里，摆着的都是些晋式的徽式的古旧桌椅。每一件旧漆驳亮的家具都像是见证了多少秘而不宣的历史，并且学会了老于世故的沉默。花窗和墙壁上，挂着忠、孝、仁、义几个颜体大字，苍劲饱满。吴长天先是坐在忠字之前，等着梅启良的到来。后又换到义字之下，占了那张在整个茶社里最不显眼的小桌。如果说，在忠字之下与梅启良见面有一种君臣气氛的话，那么义字之下的交谈则显然寓意了朋友间的平等相助。吴长天在那桌前的一张梳背椅上正襟危坐，叫了这里特制的招牌茶——一壶极品的“冻顶乌龙”，慢慢地品啜。他是今天早上动身去八宝山之前打电话约梅启良到这里来的。这幽静无人，便于说话的紫藤庐茶社他们以前曾经来过。
半个多小时之后，时值正午，梅启良匆匆赶来了，一脸疑惑。吴长天请茶僮添了茶杯和滚水，便表示不需要任何服务了。茶僮知趣地退避下去，梅启良才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昨天那个受伤的女孩子怎么样了，要不要紧？”
吴长天一点儿也不回避梅启良的目光，缓缓地说道：“她死了。”
梅启良的瞳孔忽地放大了一下，又慢慢地收缩回去，他吸着气，低声惊讶了一句：“噢，怎么搞的嘛。”
吴长天说：“这件事我也没想到。可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有个情况，我也只能实话告诉你了。”
梅启良盯着他的嘴，不知他还要告诉他什么“情况”。吴长天斟酌了一下词句，说：
“这个女孩子，是个妓女！”
梅启良脸色变了，惊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吴，这不是从你们下属单位请来的职工吗，你怎么会找妓女？”
吴长天沉着脸，说：“她们是李大功临时找来的。李大功你是知道的，人很忠诚，就是有这些小毛病。”
梅启良气急败坏地说：“你既然知道他有这些毛病，为什么还让他办这种事！你现在是领导一个十几万人的大公司了，对有些水平不高的老部下，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功劳，档次太低的还是要坚决淘汰的！”
吴长天用手势压住梅启良的声调，说：“这都是以后再说的事了，现在得赶快商量咱们该怎么办。我吴长天是搞企业的，我沾上妓女顶多让社会上的人耻笑一阵，可我不能毁了你老梅。你是党政干部，现在又是你的关键时期，这时候不能出一点儿毛病，我吴长天不能对不起你梅书记。”
梅启良愣愣地，不知是为自己辩解还是为面子掩饰，说：“我没有什么，我又没和妓女干什么事情，人也不是我弄死的，我可以说清楚。”
吴长天做出一脸的诚恳和焦灼：“老梅，你这话要是真心的，我就好办了。可这种事，解释得清吗？你抱着妓女跳舞，眼看着他们几个和妓女拉拉扯扯直到出了人命，这你都在场，你解释得清吗？这种事新闻舆论最感兴趣。就算是疏通关系不做公开报道，可万一有人捅出一份‘内参’来，就能搞死你。你还能进常委吗？你的市委书记还干得长吗？这毕竟是出了人命啊，是多好的新闻材料啊！我吴长天是个老百姓，中国的传统，总归是礼不下庶人，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我不怕。可你老梅是官儿！是党委书记！当了官儿就不能沾上这种事。美国人搞性解放几十年了，可克林顿还是不能出这种事，出了这种事总统都差点做不成。咱们中国老百姓自己可以乱来，可还是最恨领导干部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件事要是捅出来，群众准能说你腐败透顶！”
梅启良低了头，半天不说话。一开口，语气怨天尤人：“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
吴长天不去解释了，盯住他问：“你昨天回去，和什么人说没说这件事，路上和郑百祥的司机说了吗？”
梅启良看了吴长天一眼，没好气地说：“我说它干什么，又不是什么好事情。”
梅启良的表情已经非常恼怒，吴长天便住了嘴，以便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个措词的片刻。他现在与其说是要设法保护梅启良，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过关。因为尸体已经被李大功送走处理，和艾丽也已达成收买协议。现在他表面上像是在与梅启良通报情况，商量对策，实际上整个事件的走势，早在昨天夜里就已经确定，可谓箭已出弦，覆水难收。今天紫藤庐的这场秘晤，吴长天虽然以商量分析的口吻作为开始，但最后所要得到的结果，早就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必须胁迫梅启良与他们冒险同行。尽管刚才他等于把话都说得很明了，但从梅启良的反应上，他目前只想到了这件事对他可能产生的后果，一点儿也没有往如何遮掩的方面去想。这也难怪，出了人命，如何遮掩呢，谁敢遮掩呢！
还是梅启良自己，承受不住吴长天的沉默，他脸上流着汗，低声道：“你说说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吧。”
吴长天知道，要拉梅启良同路，必须把既成的事实说清，于是他说：“尸体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些妓女都是那种到处漂泊的人，丢了也没人会找。和她一起的那个我们已经谈好了，她拿了钱会离开北京到别处去，换个名字继续干她的生意。在任何城市里，她们都是一群历史复杂面目不清的人，而且，也不怕她们喝醉了到处乱说，谁都知道这种女人嘴里没一句真话。”
梅启良抬眼看他，像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他压着声音，说：“老吴，你怎么糊涂啊，这样不行的，瞒不过去的，你的胆子太大了。”
吴长天反而镇定了，他狠狠地说：“我这是为了你！梅书记，我不为了你我干吗要这样！人又不是我找来的，又不是我弄死的，这件事情没有我任何责任，最多让外界舆论攻击两天，我吴长天还是吴长天。我是怕，你要是真为这件事丢了官，我吴长天就算欠上你的债啦，我就欠了你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梅启良不知是强烈反对还是心里没底，低声叫道：“可这种事总有一天要瞒不住的，你们这么做性质就变啦！”
吴长天想了一下，感到不能再这么一来一往地拉扯下去了，他说：“我告诉你吧梅书记，我、百祥、大功，我们商量了一晚上，是为了你才决定这么做的。这事除了那个活着的女孩之外，只有咱们四个人知道。百祥和大功跟了我二十年了，我吴长天对他们，既当做事业上的部下，又当做情义上的兄弟。我对你梅书记也是一样，你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这么多年看下来了，你老梅对我还不相信吗？”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梅启良也迫不得已，点头说：“你老吴我信得过，百祥我不是最了解，李大功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又爱喝个酒，喝多了嘴里什么都说……”
吴长天说：“这种事他不会胡说的。而且这两个人倒是讲义气，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回报，可你要是对他们不仁，他们也会不义。这事既然木已成舟，也只能顺水行船了。你要真把他们送到公安局去，他们能合起来反咬你一口，说是由你策划掩尸灭迹，他们只是被迫行事。那时候谁来证明你呢？”
这当然是一场露骨的恫吓了，只是被吴长天说得比较婉转，又暗合了梅启良此时的担忧，因此听来竟不觉冲撞刺耳。梅启良用手绢擦着额上的冷汗，用很不习惯的表情，问：“尸体怎么处理的，稳妥不稳妥？”
这已经是一种上路的表态了。吴长天说：“李大功干这种事，还是稳妥的。梅书记你尽管放心，这件事即使今后捅出来了，我们也会说你完全不知情。今天咱们见面，只有老天爷看见了。你只要一切如常就行了，这一段我们长天集团求你解决什么问题，只要不是违法乱纪，万万不可回避，否则反而显得不正常。”
这个话，与其说是一句提醒梅启良如何掩护自己的注意事项，不如说是暗示长天集团产权界定这件事要他务必帮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同样带了些威胁的性质。但梅启良对一切都只能点头，他神情黯然地说：“我会处理好的。”
两人在紫藤庐茶社角落里的那“义”字下面分了手。梅启良先走，和来时一样，在门口叫了辆出租车，回党校去了。梅启良一走，吴长天强撑了半天的镇定，也几乎将他的气力消耗殆尽，身上渐渐透出虚弱来。他抖抖地喝干了杯中的残茶，用手持电话叫来了停在附近一条小街上的汽车，直接回了公司。
下午，李大功也回来了，吴长天不想听，又不得不听他详细地汇报如何送艾丽回家，如何将阿欣的尸体坠上重物沉在河北省境内一个很深很偏僻的河里。郑百祥也鬼鬼祟祟地走进吴长天的办公室，商量如何向艾丽支付封口的钱。吴长天说：“不要动公司的钱，三十万元的现金提出来不会没有动静，无论用什么名目都得有收支凭证，还能让艾丽签个收条入到账上吗？还是用我自己的钱吧。”郑百祥说：“我也出一点儿，我们三个人分摊这笔钱。”吴长天摇摇手，说：“你的钱你太太看得那么死，别让她再给公安局张扬出一条线索来。还是我出吧。”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张定期的存单，交给李大功，嘱咐他取出来后亲自交到艾丽的手里。对粗心大意的李大功他不得不交待得十分详细：“你不要送到她家去，把她约出来交给她，然后让她赶紧离开北京。”吴长天一再嘱咐：“以后你就再也不要到她的家去了。”李大功拿着那张存单，低头叹气：“吴总，我们挖的坑，让您拿钱给填上。这让我怎么说呢，就算我李大功欠您的吧，这辈子我要是还不上，下辈子我一定接着还！”吴长天沉着脸没有说话。郑百祥说：“当初要真是像褚时健那样弄个小金库倒方便了，咱们以前哪儿想到能出这种事啊。”
吴长天一点不心痛钱，如果能拿三十万块钱摆平此事，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交易吗？但他把那张存单交给李大功时心里还是不能自禁地有点酸楚。这是妻子留给吴晓的钱，这些年他是从没用过一分一厘的。妻子九泉之下怎会知道，如今他竟是这样地，动用了她的这笔血汗遗产。
在这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林星走出京西别墅。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月光”酒吧。
吴晓果然已经在这里了。林星进去的时候，整个酒吧正回响着那首忧伤委婉的《天堂之约》。看来吴晓和他的乐队也最喜欢这首好听的曲子，早不在乎它是否是一支送葬的挽歌。世纪末的年轻人只管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谁有兴趣总去查究每样东西的出处和原意？何况是这种主题无定的音乐呢。而且音乐所产生的反应本来就常常与原意不符，抽去了原意的音乐也许更便于表达那些因人而异的审美含义。林星每次听到这散发着唯美光辉的旋律时，都像是回到了和吴晓初识的那些日子，可惜她那时竟没有意识到被吴晓暗恋和追求是一件多么带劲儿的事。
一曲终了。吴晓和他的乐队一起下了台，围坐在台下一个中年男子的身边，恭恭敬敬频频点头地听他高谈阔论。那人大概就是电视台的编导或制作人吧。看那其貌不扬的家伙被吴晓他们那么虔诚地簇拥着，林星心里真有些愤愤不平。谁让大家都不幸地生在电视霸权主义的时代呢，无论各行各业，见着电视台的人都得俯首称臣。因为电视有权让许多平庸的家伙一举成名，有权让某个艺术门类、某项体育运动以至某件普通商品，风靡世界。当然，也包括了音乐。
那电视台的编导发完议论，起身要走，几个年轻人连忙热烈地将他送至门外。他们在路过林星身边时，她出声叫了吴晓，吓了吴晓一跳。她笑笑挥挥手，说你先去送客人吧。
吴晓送走了那位编导，又返身回来找她。他问：你怎么在这儿？她不答，故意反问：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不是给你爸过生日去了吗？吴晓如此这般解释一通。林星则撒谎说：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演出了所以就来这儿坐坐。吴晓问：为何我不在这儿你才来坐？林星笑道省得你老烦我。
吴晓今晚在这儿的演出显然已经结束了。林星就说我肚子有点饿你能不能陪我去吃消夜？吴晓说行。其实林星并不饿，她只是希望把时间拖晚一点，吴晓大概就不会让她一个人回家而自己回他爸爸的京西别墅了。
他们走出“月光”，当街打了辆车。到了一家做夜间生意很出名的餐厅。林星点了皮蛋粥和几样点心。最近他们的钱有点紧，所以她留意把钱数控制在一百块以内。花一百块钱去享受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消夜的轻松与亲密，在林星目前的心情上，无论再紧也非常值得。
在这间餐厅里舒舒服服地吃了粥和点心，结账的时候，很意外的，他们看见了一向久违的刘文庆。
刘文庆喝醉了，不知为什么事与人争执起来，争到后来一帮人打做一团。几个人架着他连踢带踹地扔出门外。林星和吴晓出了门，还看见他醉得烂泥般地躺在便道上，一脸血污。林星不忍，和吴晓一起架起他叫出租车送他回家，走到半路才想起艾丽和阿欣说过刘文庆和原来住在一起的父母兄嫂因为炒股亏钱的事翻了脸，所以早就搬出来了。林星问他现在住哪儿，刘文庆醉得胡言乱语话不成句。没办法，林星只得让司机把车开到了静源里。因为她有很多东西还都放在那儿呢，所以当初搬出来的时候她和艾丽阿欣说好留了一套大门的钥匙。
送到静源里之后，刘文庆一下车就吐了一地，弄得吴晓直骂脏字，但他还是和林星在一起吃力地架着断了脊梁似的刘文庆上了楼。林星用钥匙开门，发现门是反锁的，敲了半天里边才有响动。门打开了一条缝，里面像是艾丽的声音：“谁呀？”艾丽问得战战兢兢。
林星说：“我呀。”
艾丽又问：“你是谁？”
林星觉得怪怪的，用力推门，“连我你都听不出来啦，我是林星！”
他们进了屋，艾丽惊恐地看了半天，才看出这三个都是熟人。林星问：你怎么没出去？还是今天回来得早？艾丽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没出去。林星也看出她确实是不舒服了，脸色不好，话也不多。以前艾丽见到吴晓总是比较饶舌，今天却一反常态连眼神都没和吴晓碰一下。
林星让艾丽帮忙，把刘文庆脸上的灰土和血迹洗了洗。看他在沙发上躺着呼呼大睡起来，便留给艾丽照顾，自己和吴晓告辞了出来。夜已经很深了，吴晓没提回京西别墅的事，她也没提，两人搭上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到了扬州胡同。
回到了家，草草洗漱，上床以后林星才问起吴晓拍MTV的事怎么样了。吴晓累了，所以答得极其潦草。林星也就没把去见夏卫华的事拿出来细说。两人就这么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林星恍恍惚惚总觉得忘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三天才想起她是把自己的手包丢在静源里了。
正好这天上午她要去医院检查，去之前就先拐到了艾丽那里去找她的手包。艾丽不在。意外的是，刘文庆居然还没走，而且一改前日的狼狈，突然变得容光焕发。林星进门时他正在屋子里吃苹果，用一只过大的水果刀把果皮削得有条不紊。见到林星他显得有几分兴奋，以为林星不知道他前日醉酒的丑态，于是把被打改成了打人，向林星大大地吹嘘了一番，以解释自己额头上那块小伤的由来。
林星懒得揭穿他，只问：“艾丽和阿欣呢？”
刘文庆答：“她们呀，走了。她们不在北京干了。”
林星问：“到哪儿去了？”
刘文庆答：“不知道，可能是去南方了吧，南方沿海比这儿开放，钱也好挣。”
林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刘文庆理直气壮地说：“艾丽同意我住在这儿的，就算是帮她们看房子吧。正好我现在没地方住。”
林星皱着眉毛，越听越不对劲：“艾丽同意，我还没同意呢，这是我的房！”
刘文庆冷笑道：“你不是租给艾丽她们了吗，她们交了一年的租，还没到期呢。你学过合同法吗？新合同法刚公布，要不要我给你买一本？”
林星愣了好一会儿，才白着眼说：“你是说真的还是逗呢，我可没心情跟你逗。”
刘文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很舒适地跷了二郎腿，晃着说：“咱俩现在又没什么关系了，我跟你逗个什么劲儿。”
林星在茶几上找到自己的手包，不想再做逗留。刘文庆的腔调让她很是讨厌。她拉开门，说：“等艾丽、阿欣回来。叫她们给我打电话。我们合同里可是有一条，房子不能转租！”
刘文庆站起来，一直追到楼梯上，说：“干吗呀，不至于吧，我这就快发财了，还怕我占你的便宜？咱们过去好歹也是朋友一场，你总不能连个空房子的门缝都不给留吧。”
林星一路往楼下走，一句话也不答。
离开了刘文庆，林星去了医院，不知是因为自己的尿素氮指标又高了，还是因为刚才刘文庆的那些话，她一路上感到非常恶心。在医院的卫生间里她吐了半天，却没有吐出多少东西。检查之后，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还是主任，一脸严肃地出来找她谈话，医生还没开口她就隐隐预感到不会是什么好的消息。
果然，她被建议将现在每周一次的透析增加到每周三次。医生面无表情但很详尽地讲了她的病情和很多医学专业的道理，还讲了不增加透析的后果。虽然现在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地创收赢利，但从医生们的表情上她相信他们是真的为她负责。可她想的是，钱呢？她没有细算可大概知道要是一周透析三次的话她和吴晓肯定支付不起。
从医院出来，她站在街上想叫出租车回家。车来了她又挥手让它开走。她想她现在绝不是那种可以一抬手就坐出租车的水平了。她知道吴晓上午有事出去中午不会回家，但她还是没敢在街上花钱吃午饭。倒了几趟公共汽车回家之后，自己把剩了多日的一块已经干透了的烙饼，用菜汤烩软胡乱地吃了。然后就一心等吴晓回来。
可吴晓回来她又能怎么说呢，艾丽和阿欣预付给她的一年的房租，已经花得见底了。吴晓一天跑两个场子演出挣的钱，大部分也都花在了她的身上。从外表上看吴晓还是个孩子，这让林星非常不忍。她知道他喜欢玩儿，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去发廊做发型，喜欢和朋友聚餐，喜欢在自己的屋子里变换各种摆设；上街从来都是叫出租车，而且起码是个夏利，连“面的”过去都很少坐……可这半年来他远离了他喜爱和习惯的一切，他必须俭省自己把钱攒下来给她治病。她和他也常常一起逛商场，哪家高级商场新开了张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去逛。但也就是逛逛而已，并不真买东西。她一看到吴晓在那些多姿多彩的家居用品前面流连注目就心疼不已；看到他在那些名牌服装店试穿着种种新款的衣服照完镜子再恋恋不舍地脱下还给服务员，她就无地自容。她不敢想下一步要是真把透析的次数增至三倍，他们该是怎样的窘迫。她觉得她没有权力让吴晓陪着她过那样狼狈不堪的生活。
可她又不能离开吴晓，撇开钱不说，吴晓是她精神上的支柱。如果她对吴晓不是这样生死相依的感受，她其实完全可以接受他父亲的建议——用吴长天的钱治病，然后离开他的儿子。可假使让她这样子离开吴晓，她宁愿这病不治了，去死！
傍晚，她估计吴晓快回来了，就开始做饭。她胃里的恶心越来越难忍，自己是什么也不想吃的，但还是很认真地准备着这顿虽然没什么好东西但品种力求丰富的晚饭。一只西红柿和两个鸡蛋，炒了一个菜还冲了一个汤；拍了一根黄瓜，用醋渍上；把一只土豆很细很细地切了丝，准备用干辣椒爆炒，这是很下饭的菜。还没炒吴晓就回来了。每逢吴晓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传进屋子，她的心就快乐得咚咚直跳，好像身上每一个窍门都张开了。胃在那一瞬间也不恶心了。吴晓进屋看了她一眼，说：你脸色可不好。她想就势把医生的建议说了，但张不开口。她害怕张口是因为不知道吴晓会是什么反应。
吴晓走进厨房替下她，让她回床上躺着去。她没去躺着，就端把椅子坐在厨房门口和他讲今天见到刘文庆的事。她说这事时的口气已经完全是一种家常的闲聊，没有半点生气了。吴晓似乎也没有太在意刘文庆住了静源里的房子，只说他既然住在那儿了你以后就少回去，我也跟我爸说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别再让艾丽和阿欣转了，要不然她们能跟好多人说咱们的事。她们这种女孩虽然有不少挺善良的，但全都是烂嘴。
两人又聊别的，海阔天空。吴晓说他今天不去演出了，所以他们的这顿晚饭吃得很休闲很从容。吃了饭，收拾着碗筷，吴晓才想起来问：
“你今天去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
林星这才把医生的意见说了：“医生让我增加透析，要不指标控制不了。我说我最近怎么老是恶心难受呢。”她故意把口气处理得轻松随意。
吴晓停下手中扫地的扫帚，皱着眉头问：“得增加多少次啊？”
林星看他皱起了眉头，心里说不出有多紧张：“得三次吧，每周。”
吴晓接着扫地，什么话也不说。林星心头怦怦地跳，她说：“我没答应医生。我想还是每周一次吧，反正恶心我也习惯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吴晓闷闷地说：“那哪儿行啊。”
可不行又能怎么着，他也没说。扫完了地，吴晓就在窗前站着，不知是看外面还是发呆。林星也就不再说这件事。她退回到卧室，收拾着堆在床上的衣服。她隐约听见客厅里吴晓在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那手机是他刚刚从家里带出来的。她拉开卧室的门偷偷地听，吴晓背对着她，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她听出他是在和他的父亲通话，他和他的父亲在争吵。紧接着，她又听出他们的争吵是为了她。吴晓说：我的要求很简单，为什么还要过几天当面谈？我知道您在开会，您用半分钟就可以告诉我行还是不行……吴晓的父亲不知说了些什么，吴晓的声音突然软下来：爸，我求求你成吗？求求你成吗？每个月只要再补我三千块钱就行……他的父亲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吴晓听了半天，再也没了声音，他慢慢地挂掉了电话，连再见都没和父亲说。
他转过身，看见了站在卧室门口的林星，他目光回避。林星却盯住他，问：
“你和谁打电话？”
吴晓说：“和一个朋友。”
林星感觉自己的胸口堵住了什么东西，想吐，可她拼命地抗住。她说：“吴晓，你是知道的，我不愿意你去求你爸，不愿意你为了我去求你爸。我知道你是吴长天的儿子，可我，我和你在一起，我也想要尊严，你应该让我也有尊严！”
吴晓想解释：“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我凭什么不能求他？”
林星突然激动起来，她有无数的苦闷、担忧和委屈压抑在胸中，她突然控制不住，不顾时机地发泄出来：“我不会用他的钱的！他这么歧视我，反感我，我能用他的钱吗？！我是人，不是动物，谁来喂食都吃！”
吴晓本来正生着气，让她高声大喊地这么一逼，也冒火了：“好，你有骨气！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对不对！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没钱了！‘月光’酒吧也跟我们解约了，我告诉你我没用，我挣不着钱给你了。你要尊严我也要尊严，你要尊严就别整天跟我说难受！”
这不过是吵嘴的话，过与不过，当不得真的。可林星偏偏最怕的，最敏感的，就是吴晓有朝一日对她不好。吴晓嗓门一大，她的情绪就崩溃掉了，疯了似的跑出门去。她想也许自己真该去死！死了她就不会再恶心了，身体和内心，都不会再难受了。
她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他们的那条小街，走过了扬州胡同的汽车站牌。夜晚的街上车水马龙，她不知去向何方，盲目地抱着双肩在人流中走着。心里实际上盼着吴晓能追出来找她，能像以前那样追出来，哄她，劝她回家。但这回吴晓没有，这使她绝望极了。
就这样孤独地在街上走了很久，这种心情真是生不如死。但真想到死的时候，她发现让她最舍不得的，还是吴晓。冷静下来以后，她反省自己对吴晓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反应得可能是过分了。冷静之后她开始想回家，面子上一时还有些僵持。但在街上呆到浑身再无一点力气的时候，她还是回家去了。
家里的灯黑着，她以为吴晓是赌气先睡了。走进卧室拉开灯，才发觉吴晓已经走了。她哭了，因为那一刻她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她想到吴晓一定是回他的京西别墅去了，一定是不再回来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恐惧把她逼疯了。拖着早已麻木的双脚，她不顾一切地冲到街上，拦了辆出租车就往京西别墅跑。京西别墅的门口静静的，灯光昏暗，周围不见人迹。她按门铃，她想就是死在今夜，也要见他一面。她要告诉他她是多么地爱他，还要告诉他她永远不会恨他，还要告诉他她在阴间也会保佑他……门开了，一个保姆样子的女人出来，问你找谁，她喘着气说找吴晓。那保姆这才想起见过她，说：噢，吴晓一直都不回来住了，而且他爸爸也到吉海去了，现在家里没人。
保姆的回答把林星全身的激动一下子松弛下来，她的胸口立刻缓过一丝活力。她很感激地谢了那位一脸莫名其妙的保姆，又搭车往“月光”酒吧去。到了“月光”她依然未见吴晓。台上有一支陌生的乐队正在鼓噪。她这才想起吴晓说过他们的天堂乐队已被这里解约。她又乘车奔他们演出的另一个名叫“金丝鸟”的酒吧而去，在那里终于看到了天堂乐队，看到了钢琴师、架子鼓和键盘手，但唯独没有吴晓。乐队的哥们儿七嘴八舌地告诉她吴晓本来今天不舒服请了假，可他刚才又来了跟大伙借了点钱说给你治病的。林星听了一边笑着一边热泪盈眶，乐队的哥们儿见状围着她送上一句接一句的安慰和鼓励，说林星这病没什么你别怕有好多人得这病都没事我们认识的人就有治好的。
林星一点都不怕了，她甚至忘记了疲倦和恶心，带着火热的心情回了家。正如她期待的那样，吴晓已经躺在床上了，听见她走进客厅的声音才匆忙熄了卧室的灯。林星走进卧室，没去开灯，摸黑脱衣上床。吴晓背着身不理她，装作睡着的样子。林星静静地躺在他背后，像往常一样轻轻地给他挠痒，挠够了就从背后抱住他。整整一夜她都这么抱着他，一夜谁都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吴晓拉着她去了医院，交了一个月共十二次透析的钱。然后他守着她做了一上午透析。快一点钟他们才从医院出来。吴晓说时间都过了就在街上吃吧。林星却拉着他坐公共汽车回了家，她说还是节省点回家吃吧，我来给你做。
透完析她的体力和感觉都好多了，给吴晓做午饭也就变成了一种享受。晚饭也是以她为主做的。夜里吴晓回来她还给他煮粥当夜宵。她知道他们这种天天晚上演出的人都有吃夜宵的习惯。熄灯之后，他们依然相拥而卧。林星不急于睡，她喜欢关了灯唧唧哝哝地搂着吴晓天南地北聊上一阵。通常他们聊天都是她问他答，问五句答一句林星都习惯了。而这一天林星问了好多问题他一句未答，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林星摸着他问他是怎么了，是不是又不高兴？她没想到黑暗中的吴晓答非所问竟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林星，咱们干脆结婚吧。”
林星吓了一跳，她说：“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了？”
吴晓闷闷地说：“只有结了婚，我爸也许才会帮助我们。我总不能老是跟我的哥们儿借钱花。”
林星打心里不理解吴长天何以这样做长辈，但她不愿当着吴晓的面说他一句坏话。他们毕竟是父子，有天然的感情。在吴长天的企业王国里，他是人人公认的道德领袖和正人君子，也许只有林星才会觉得，在那张道貌岸然的面孔下，潜在着某种伪善。为了让儿子的婚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不惜那么固执和残忍。也许在他那一代人的眼里，她和吴晓的爱算不了什么，胡闹而已，任性而已，年轻人短暂一时的冲动而已。
但此刻，在突然凝固下来的黑暗中，林星把吴晓的求婚确实当成了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对他父亲的一种赌气。即便吴晓确实是为了她的病，她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婚姻，让这种人生最美好的终身大事，成为套取吴长天经济援助的一个手段。尽管和吴晓结婚并且厮守一生是她最迫切的人生之梦，但她还是保持了必要的清醒。“结婚可不能这么仓促，太仓促了你以后一定后悔的。”她说，“而且咱们现在没有一点钱了，要结也没法儿结呀。”
吴晓说：“没钱就不能结婚吗？你从没主动提出过要和我结婚，就是嫌我没钱吗？！”
林星的眼泪一下子破眶而出，她紧紧抱住吴晓，哽咽着说：“我能嫌你没钱吗吴晓，我跟你在一起只能让你受苦，我心里不好受，真的真的不好受，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我能嫌你没钱吗？！”她说着拱在吴晓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吴晓也抱住了她，吻她，说：“那好，我们就结婚！”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默默起床，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悲壮。他们手拉着手，跑到林星户口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去做婚姻登记。登记处的同志告诉他们仅有身份证是不够的，还要有未婚证明，婚检证明，还要签订计划生育保证书等等等等。他们跑了三天，跑来了所有法定应具备的文件。尽管很累很累，但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只是在吴晓到他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开未婚证明时，人家认识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不禁有些奇怪：“哟，你怎么这么小岁数就结婚呀？”吴晓说：“不是够年龄了吗？”他们又问：“跟谁呀？”吴晓答：“跟一女的。”他也不管身后街道干部们的窃窃私语，拿了证明信就走。
在这一天的下午，婚姻登记处快下班的时候，那个象征着合法婚姻的大红印章砰的一声盖在了崭新的结婚证上，为他们盖章的一位中年妇女还怕不牢似的用力压了压，然后抬起头来，例行公事地大声说道：“祝你们生活美满，白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