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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楼万岁》平原下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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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象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象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倍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