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开刀以后，症状很快消失，体力日渐康复，情绪也越来越活跃了。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拄着双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天，医院的王政委在院子里碰上他，愉快地说：

　　“小伙子!我瞧你走得好利索呀!”

　　“人的情绪一好，伤口也长得快了。”郭祥笑着说，“政委，你还没见我过去爬山那劲头呢，几百公尺高的大山，我嗖嗖地就爬上去了。”

　　王政委笑着说：

　　“小伙子，你别急。有个好消息我还忘了告诉你：我已经给上海的假肢工厂去了信，叫他们给你订做一条假腿。虽然做不到爬山‘嗖嗖地’，也能做到行动方便，如果骑上车子也可以来往如飞了……”

　　“真的？”郭祥眉飞色舞地问。

　　“谁还蒙你？”王政委笑着说，“昨天工厂已经来了回信。工人们好热情呵!他们说：为我们的战斗英雄服务，这是无上光荣。我们一定要加工细做，弄得合合适适的，叫他今后飞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郭祥扶着双拐，深为感动地说：

　　“政委，我非常感激党和群众对我的关怀!最近我想问题想得特别多，感到自己过去的贡献实在太小了。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起，过去有些仗，本来还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有些人和事也可以处理得更妥当一些，但是由于自己的水平和学习不够，都没有做到。想到这儿，我是很难过的，现在我既然不能回前方了，就下定决心回农村去!我很想帮助杨大妈办合作社，把汗水洒到家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农村尽一分力。”

　　“你这想法，当然很好。”王政委说，“不过，我听说，组织上考虑到你的功绩，准备把你安置到荣军学校……”

　　“什么?是要把我养起来?”郭祥一惊。

　　“那里也有工作嘛，可以给大家作作报告。”

　　“这可不行!”郭样把拐猛地一蹾，“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去享那个清福。”

　　王政委笑着说：

　　“这是组织的照顾嘛!”

　　“不，我不能接受这个照顾。”郭祥恳求地说，“政委，你赶快向上反映一下，我年轻轻的，就像一支蜡烛，才刚烧了个头儿，怎么能就此熄灭了呢，为了党的事业，我决心一点不剩地把自己彻底烧完!”

　　王政委由于感动，一时无语，沉了一会儿，郑重地说：

　　“好小伙子!我一定把你的愿望反映上去。”

　　一个月后，上级批准了郭祥的请求。不久，上海假肤丁厂派工人把订做的假肤亲自送来。郭祥一试非常合适。这事给了他很大鼓舞，真是处处感到祖国的温暖。他装上假肢，每天勤奋地练习。有时截肢处磨得红肿了，他还不罢休。乔大夯和调皮骡子就经常来找他说说闲话，下下象棋，打打扑克，以免他练得过度。

　　这天，闲谈起入朝初期的情况，就扯起陆希荣来。郭祥说：

　　“这个怕死鬼，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见过他。”调皮骡子笑着说，“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在哪儿见过他？”

　　“就在这里!”调皮骡子说，“自从他自伤以后，就送到这个医院。医院的王政委看他参军比较早，还想挽救他。伤好了，就留他在这里当管理员。谁知道这家伙旧习难改，还是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我入院的时候，他还在这里。有一天，我看见病房里围着一堆人，叽叭嘎嘎乱笑。我走近一听，原来是他正在那里眉飞色舞地吹嘘他的‘过五关斩六将’呢。可笑的是，他把你的事迹也说成是他的事迹。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伤员，一个个都睁大着眼，很饮佩地望着他。我气呼呼的，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说：‘陆希荣！我把你好有一比，你这可真叫高山摔茶壶——就剩下一个嘴儿了!’他恼羞成怒，把我大骂了一顿，并且对大伙说：‘你们别听他的，他是我们营有名的调皮兵，最落后了。’我说再落后，也没到你那个程度，用革命的子弹在自己身上创造回国的条件!”

　　乔大夯哈哈大笑。郭祥又问：

　　“以后呢？”

　　“到三反五反运动扫尾时，他就被查出来了。”调皮骡子说，“好家伙!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儿可真不少!最主要的是，他跟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名叫‘一枝花’的，不知怎么勾搭上了。他贪污了不少钱，还把祖国人民送给伤病员的慰问品，和前方送来的胜利品，送到那个‘一枝花’的家里……”

　　“真是无耻透顶!”郭祥骂道，“以后呢？”

　　“以后就把他作复员处理了。再以后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是一个投机分子!”乔大夯说。

　　郭祥点点头，说：

　　“对!他还是一个两面派。这种人认识他很不容易。因为他有许许多多假象，包了一层又一层。在他身上，现象和本质往往相反。比方说，他本来对群众、对战士没有感情，可又装出一副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关心你的样子；他本来对上级是瞧不起的，时时刻刻想取而代之，可又会装出非常尊重你，非常听话的样子，把你吹捧得非常舒服；他本来对同级想一脚蹦到地下、表面上却对你非常热情，使你信赖他，达到以他为首的目的；他本来对战斗是恐惧的、厌烦的，在某种有利时机，也可以脱光膀子，干一家伙；他对革命事业本来就没有热情，一贯虚情假意，但是他在一些场合，又往往发表一些激烈的、极‘左’的词句，表现得比谁都要革命。……他就是这种人。”

　　“他到底是想搞些什么呀？”调皮骡子瞪着大眼睛问。

　　“搞什么，自然是搞个人的东西，搞个人野心。”郭祥说，“这种人，不是把革命事业看成是干百万劳苦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伟大事业，而是眼睛盯着一切机会，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大人物’。他追求的，就是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和所谓的‘个人幸福’。这种人，也读马列的书，可是并不用马列的立场观点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过是给自己的丑恶思想，插上几根孔雀的羽毛罢了。结果马列词句喊得呱呱叫，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这种人自以为聪明，我看迟早是要破产的。……当然，他这种思想，和他的阶级出身也有关系。他是出身在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

　　乔大夯和调皮骡子都点头称是。

　　由于郭祥刻苦锻炼，到10月份，已经能够离开拐杖，走得颇为熟练。他就向院方提出出院。医院领导同意了他的要求。接着又办妥了转业手续。志愿军政治部还专门派了张干事来护送他。出院这天，医院的王政委、乔大夯、调皮骡子以及其他的战友们都到车站为他送行。老战友多年在一起，同生共死，感情无比深厚，今日分手，自然难舍难分，一声汽笛不知催落了多少眼泪!直到火车出站许久，郭祥还不断地回头张望呢。

　　第二天旭日东升时，列车到达首都北京。郭祥虽是伟大的平津战役的参加者，但是对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城，只是匆匆而过，从来没有细细参观过。出国以后，对这座毛主席、党中央居住的都城，自然感情更深了。所以，他和张干事都同意在这里停留两天，好好游览一番。

　　两天来，他们住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招待所里，每天早出晚归，游览了好几处名胜。郭祥记得，这座古城刚解放时，满街都是垃圾，一片破败景象，连电车都像走不动的样子。整个城市就像一架破旧不堪的座钟，早就停摆了多年。今天一见，气象完全不同了。整个城市焕然一新，像是从噩梦中醒来，真正焕发了自己的青春。这一切使得他多么高兴呵!尤其是当他站在金水桥上，扶着汉白玉栏杆，望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望着伟大领袖的巨幅画像，望着毛主席每年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更使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深深使他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赶上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没有亲自看到他老人家。几年来，在国外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多少次想念着他，和战友们亲切地谈着他，在睡梦里梦见过他，总想有一天，战争胜利了，能够亲自率领着自己的连队，在天安门前咔咔地走过，接受他老人家的检阅。可惜时机错过了!只有等待来年，再来看他老人家吧!……他在金水桥上站了很久，很久，最后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作为此行的纪念，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他们本来只准备在首都停留两天，可是不知谁走漏了消息，第三天就有某中学的青少年请郭祥去作报告。张干事也在旁说，这是宣传工作，推辞不得。谁知一开头不得了，这个中学接着那个中学，这个工厂接着那个工厂，一连五六天，一场接着一场。弄得郭祥简直脱身不得。这天晚上，郭祥就对张干事说：

　　“我看咱们溜吧!要这样下去，年底也走不成了。”

　　张干事因为任务在身，也欣然同意。头天晚上买好了车票，第二天一早，两个人就提着行李，悄悄走出门来。谁知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七八个戴红领巾的孩子围住，他们乱纷纷地问：

　　“哪一位是郭叔叔呀？”

　　郭祥笑着说：

　　“你们倒是要找谁呀？”

　　“我们要找郭祥，他是战斗英雄，我们请他去作报告。”

　　郭祥一看又走不成了，眼角一扫，看见招待所一个又高又胖的管理员，正在后面大楼底下和几个人指手画脚地谈论什么，就笑嘻嘻地冲后一指：

　　“你们瞧，那个又高又胖的就是!”

　　红领巾们一听，冲着管理员一窝蜂似地拥了过去。这边郭祥向张干事挤挤眼，说了一声“快走!”就急匆匆地出了大门，挤上电车，丁丁零零地开向前门车站去了。

　　红领巾们拥到管理员跟前，拉着他亲热地嚷叫着：

　　“叔叔!叔叔!您快去给我们作报告吧，我们还没听过您的报告呢!”

　　“作什么报告呀？”管理员一愣。

　　“讲战斗故事呀!讲您的英雄事迹呀!讲您怎么打美国鬼子呀!”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叫。

　　“我有什么英雄事迹呀？”

　　“哎哟!您是战斗英雄，您还没有事迹?叔叔，您就甭客气了!”

　　“我们知道，英雄们都有这种谦逊的品质。”一个女孩子说。

　　管理员急得满脑门汗，涨红着脸说：

　　“我没有到过朝鲜，我哪儿来的英雄事迹呀?你们怕是弄错人了吧？”

　　红领巾们又是一片声嚷：

　　“不不，没错儿!您就是郭叔叔!”

　　“看多会蒙人!还说没到过朝鲜呢!”

　　“您就去一次吧，一个钟头也行!”

　　管理员这才知道是把他错当作了郭祥，就哎哟一声笑了，说：

　　“咳，我倒是不会蒙人。嘎子才蒙人哩!你们刚才碰上的那个就是郭祥!”

　　孩子们吵着，笑着，立即追到车站，终于在候车室里找到郭祥。一个女孩子说：

　　“叔叔!您怎么净蒙人哪？”

　　“咳!那也是没法子!”郭祥笑着说，“说老实话，我平常是不怎么蒙人的。”

　　“哼!怪不得人家叫您‘嘎子’!”

　　郭祥也哈哈地笑起来，说：

　　“你们别听那个，那都是老战友们逗着玩儿的。”

　　“不管怎么说，您今天得给我们说一段战斗故事。”孩子们又要求说。

　　郭祥连连点头答应。一个故事刚说了一半，只见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看样子很像陆希荣。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很考究的咖啡色的料子服，皮鞋擦得程亮，手里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大提包，好像要找寻一个座位的样子，但是看到郭祥，就匆忙地掉过脸去。郭祥就试探地叫了一声：

　　“呃，你是陆……”

　　那人只好掉过脸来，十分尴尬地说：

　　“噢，是郭祥呵，我刚才没看见你。”

　　郭祥把身子挪了挪，给他腾了个座位。陆希荣没奈何，只好放下东西，在长椅上慢腾腾地坐下来。他显出一副亲热的样子，但仍然可以听出是上级的口吻说：

　　“郭祥!你这是到哪儿去呀?”

　　“回家乡去。”

　　“回家乡去?回家乡干什么?是探家吗？”

　　“不，我残废了，不能在部队工作了。”

　　“唉，你也落了个这!……”

　　陆希荣用同情的口吻说。但在眉梢眼角却流露出一种快意的神情。郭祥一听很不舒服，反问了一句：

　　“你觉着‘落了个这’，很不好吗？”

　　“哪里!哪里!”陆希荣也自觉失言，连忙改口说，“当然这也是很光荣的!”

　　说过，他掏出“大中华”烟，虚让了一下，就点着抽起来，边吐着烟，边慢悠悠地晃着腿说：“你这几年还是当连长吗?是不是提拔了一下？”

　　“提拔什么!”郭祥说，“光这个连长，我还觉着当不好呢……”

　　“说实在话，你是吃了文化太低的亏。”陆希荣叹了口气，同情地说，“要是我还在部队，恐怕早就当团长了。听说我过去的通讯员已经当营长了。过去和我一块入伍的人，已经有人当了师长。你很清楚，他们当时的能力并不比我强。”

　　郭祥听他这一类的话，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要任他说下去，至少要说上两个钟头。就厌烦地打断他的话说：

　　“你这是到哪里去呀？”

　　“回西安去。”

　　“你在西安干什么？”

　　陆希荣得意她笑了笑，说：

　　“不瞒你说，我现在是西北潘记皮毛公司的副总经理。”

　　“哦?皮毛公司?”郭祥惊奇地叫了一声。

　　“不过，不是一般的皮毛公司。”陆希荣更加得意洋洋地说，“在西北各省，算是数一数二的了。而且是一个奉公守法户。”

　　“你怎么到了那里？”

　　“天无绝人之路!”陆希荣愤愤地说，“部队不要我了，又开除了我的党籍，我总要找一条活路嘛!你还记得我们在咸阳住的那家房东潘经理吧，我给人家一说就收留了。干了几个月，潘先生看我很能干，就让我当了副总经理，把女儿也嫁给我了，我这次到北京来，就是同北京的皮毛商店商讨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

　　郭祥斜了他一眼，鄙视地说：

　　“陆希荣!你要好好想想，你怎么能干这个？”

　　“人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陆希荣冷笑了一声，“什么事人干不得?我这么多年，对革命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吃了千辛万苦，到头来，革命究竟给了我些什么?弄得我一身虱子两脚泡，落了个浑身伤疤，两手空空，最后还说我是什么蜕化变质分子，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分子，把我一脚踢出门外……”

　　郭祥实在忍不住了，把手一挥，也愤然说：

　　“不是党把你踢出门外，是你背叛了党，是你踩着党的脊梁骨要往上爬!叫我看，同志们说你是蜕化变质分子，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分子，都说轻了，你是一个革命事业中的投机商，变成了革命队伍的叛徒!党把你驱逐出去，是一件好事。”

　　陆希荣受到意外的一击，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提起提包，站起身说：

　　“好你个郭祥!我不同你辩论。这也不是辩论的地方。咱们就各走各的路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离开你们是能够生活的，而且我的生活会比你要美满得多!”

　　说过，他拎起提包狼狈而去。郭祥冷笑了一声，在他背后大声说：

　　“好，那就过你那美满的生活去吧!人要掉到粪坑里，可就爬不出来了!”

　　张干事和红领巾们都嘎嘎地笑起来。

　　“这个人倒是谁呀？”一个男孩子仰着脖子问。

　　“他当过我们的营长。”

　　“营长，他怎么会给资本家干事呀？”

　　郭祥笑着说：

　　“世界上有些事说奇怪也不奇怪。就好比一泡大粪，大家都说很臭，可是蝇子就觉着很香，一见大粪就嗡嗡嗡，嗡嗡嗡地爬上去。争先恐后，还惟恐赶不上趟儿。”

　　孩子们又笑起来。大家正催郭祥把故事讲完，候车室已经响起了广播喇叭，到了放行时刻。旅客们纷纷站起来，排成队向站台涌去一个女孩子撅着嘴说:“这个人真讨厌!要不是他故事早讲完了!”

　　郭祥笑嘻嘻地说：

　　“你们看到的这个故事，不是也很有教育意义么!”

　　孩子们也站起来，有的抢着帮郭样拎提包，有的帮他拿大衣，闹吵吵地簇拥着郭祥向站台走去。初升的太阳，照着孩子们一张张红彤彤的笑脸，都像鲜花一般可爱，郭祥把他们的小手攥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