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国来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头发和我这副长相引起的。
我长了这么副模样：小时候人们称它漂亮，大起来人们认为它惹是生非。我估计毛病出在我一双眼睛上：当它们挺凶狠地盯着某人时，人家说我脉脉含情；当它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时，人家说我傲慢自得；当它们纯粹发呆、无所用心时，人家说我孤助无援、极其招人怜爱。
我忘了我这双误会百出的眼睛正处于何种状态，总之我头一眼看见的是一团栗色——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这时的我站在洛杉矶市区一所语言学校门口等李豪开车来接我。我知道这样闲站着不是好女孩的样子，但我无法抱怨从不准时的李豪，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孙燕的男朋友，孙燕是我从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结识的，虽与她在飞机上过了十几小时吃喝不分的日子，交情毕竟没深到嬉笑怒骂随意的地步。
“栗色头发”长得很高，我认为他俊是因为我小时候单恋过十八世纪的诗人拜伦，记得最牢的是拜伦的栗色头发。
他头句话问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我赶紧“yes”，同时怀疑自己看上去要么土头土脑，要么呆头呆脑。他咕噜了一句话夹有“Japanese”，我猜他是说我长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没长着一双萝卜腿；它们象征着健壮、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与“栗色头发”对起话来。因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现了。日后我英语进步了，与他熟了，一提我们最初的对话总要笑得喘。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边微笑一边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颈一路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帮个忙……
见他停顿下来，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曾经学过八年舞蹈，四年芭蕾，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我就答：家住北京，故乡上海，父母健在，弟兄和睦，等等。
他苦笑起来，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我也笑了，心里恶毒地骂着李豪混账，把我撇给一个陌生老美，让他在一刻钟内榨干我肚里所有英文。
“我是想请你做模特儿。我们的绘画俱乐部，一直在寻找一位典型的东方模特儿。”他很慢很慢地讲，手的动作比嘴的动作剧烈多了。“我们会付你工钱，一小时十五元钱。我希望你会答应。我是个业余画家，职业工程师，是专门设计救火车的……你懂吗？”
我继续答非所问地说：“我？我不想当工程师，我想学文学。”我想，不知这人打算什么时候饶了我。他最后遗憾地耸耸肩，嘴里一再说我美。美我是听得懂的，在中国话里，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个字眼。告别时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字。他长时间地看着我，那双我怎么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静止着，已不像开始那样快乐，却比开始多了太多的内容。我再次倾心他的英俊，并在他递纸片时偶然留意到：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他离去后我心里有点激动，有点暧昧的快活。不管怎样，这一天比什么都不发生要好些。
他叮嘱了我不止五遍，让我千万别扔了那张字条。而当他一转身，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辈子中，你会遇到无数给你写下地址但绝没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带有地址的字条若被保存下来，你会想不起他们是谁；若想起来，你会平添一点惆怅。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干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时，我决定不干了。而“栗色头发”一听老板叫我，他立刻从画板后面站起。与我一前一后地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经过长长的画廊时，他叫我停下来。廊壁挂着标了价码的画，人们可以在此参观或买画。我看见一幅很平庸的静物上写着他的名字，一个三百元的标价被红笔画去，新价码是一百元。
（2）
“画得不好。”他说。
我没说话，笑笑。画得是不好。
“不过我画你会画得好些，会画得像些。”
我依然笑笑。他认为画得像就是好。我想他画救火车的零件一定画得极像。
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后，老板从椅子上欠起身，对他客套几句，似乎有些阿谀。我当然知道那是因为他花许多钱资助这个画廊。
“你的身材很好，非常美。”老板对我说。他坐在角落里一只沙发上抽烟，这时警觉地看老板一眼。“我可以付你三十元一小时，如果你愿意脱去衣服。”
他顿时站起身，说：“她听不懂。”
我当然听懂了。三个月来我的英文理解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我知道老板把我当那种漂亮傻瓜了，老板再一次仔细地解释他的意图，我仍沉默。尽管人们正消除对裸体模特儿的成见，但我想，世上有比我合适的女孩来做这高尚工作。做这高尚工作需要麻痹些许的自我意识。老板得不到回答，便把价钱一个劲往上涨。“四十元一小时，怎么样？”他两眼直闪光，这价钱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心动魄。
“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我说。并礼貌地笑笑。这种笑会让人误会我目中无人。
老板求援地看看他。他说他无能为力。老板让我等一会，他去取了合同书给我看，我就会懂。我说不必了，我的功课很紧，没有时间再到此地来工作。
走出老板办公室，他显得轻松而快活。
“你其实听懂了。”他对我说。他的灰眼睛笑起来越发没焦距似的。
“一个字都没听错，”我说。我丢了份颇好的差事他乐的是什么？
“你真不要这笔不错的工资吗？”
“你好像也不想我要。”
“好像？”他稍稍一恼：“我绝对不让你要！”
我想这人凭什么以这种霸道劲头对待我。但他那点霸道让我心里一阵舒服、温热。它让你感到你是被安全珍藏的一个什么玩意儿。我们再次停在画廊里，面面相觑。他想讲什么，长时间潜在我俩东拉西扯、风马牛对话中的一句最切题的话眼看要被道破，但不知什么又使他沉默下来。我有点高兴又有点扫兴。
最后一天，他在我下决心跳下高椅子之前就将我一把抱下来。我看看四周发现人都走空了，就剩下他和我。告别非常简单：我和他盘腿在地上嚼玉米花，过一会，俩人对着傻乎乎却又惨兮兮地笑一下。
我们都明白，想的话，我们以后还会相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相识、相知。但我们都明白，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会使我们不想，不愿再见面。人有时会这样；让心里的永远属于心里。
他开车送我回到住处时已近午夜。心被一种不够正派的感觉折磨着。他停下车，面孔极其平淡地朝着前方，等着我开门，钻出去。突然间，他说：“你在骗我，你不会再见我了。”
他倒是看透了我的真实想法。在他开车的一路，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将怎样帮我摆脱中国人不整洁、不礼貌、不文明的居住环境时；在他提到“中国人”所冒出的独特口吻时，我就决定不再见他。你可别指望我有足够的钱定期往牙医那儿送，也别指望我绝对摈弃响亮吐痰的习惯。谁担保我仅获得民族美德而断净民族缺陷？
他的手轻轻在我脸、脖颈、肩膀上抚过，我看着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当我讲不出任何话时我就干脆装着任何话也没听懂。等李豪孙燕一结婚搬到别处去住，我也得另外找窝。他不会再得到我的新地址。这样多么好，心里的就全封存在心里了。
“我何苦要爱你呢？”他苦恼地说。
这时他倒用了个问号。正如我一样，他困惑于我们三个月来发生的感情。这下他可识破了它是爱。但何苦、何故要爱呢？这样爱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经历了一次婚姻数次恋爱的他以及一心一意奔波生计的我都没时间没精力做任何没结果的事，而所能预期的结果正使我们忧心和举步迟疑。
我们没有理由爱，正如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一样。
韩寒在等我。一见我就嬉起脸：“他那车真阔！你不是说你不懂车吗？……”
跟男孩子真难相处，要么他吃醋，要么他生怕你榨取他劳动力而躲你远远的。孙燕在帮李豪剃头，等那个头剃出来，李豪就会与韩寒变成双胞胎。自从孙燕从大陆带来一套理发工具，他俩都决定要钱不要模样了。
韩寒特地来告诉我，他女朋友严平决定辞工，我若愿意，明天就可以去面谈。我停在那里，等着自己拿主意。刚才在楼下，我答应了他，若搬家一定给他新地址。但要是顶替严平，就得在一家香港商人家当女佣。虽然韩寒说那家绝无主雇之分，但去海边度假是不可能了。再说，我的自尊也不容他知道我给人当女佣。或许是虚荣不是自尊。管它呢。
淋浴时，孙燕硬要进来和我挤热闹。她关切地问起他与我以后的打算，并说长得好看是不一样。我轻描淡写地哼着歌。她还在细细打听着他的一切。
郭太太爱吃醋，严平告诉我，在郭家最闯不得的祸就是无缘无故地对郭先生笑。到郭家七天，祸事没发生在有艳史的郭先生身上；但它绝对也是难以获得原谅的。这玻璃天花板真不结实，只一捅，就被我捅得碎如残菊。
听到郭太太在餐厅里与两个孩子讲话，我哆嗦得浑身冰凉，几乎想扔下拖把，就此逃掉。
五分钟之后，郭先生已浑身光鲜地出现在客厅，大着嗓门向所有人道早安，也包括我。我生怕他看见刚被我捅破的厨房天花板，忙痴头痴脑对他一笑，幸而郭太太没看见。
郭太太唤我。我一下子想起我这是在上班。脑子迅速转了弯，我赶紧倒了橙汁给郭先生端去。等他那边饮尽橙汁，我这边得立刻提供烤热的面包，不可以把一顿早饭弄得断断续续，头天我就得到如此教诲。
开冰箱声音颇重，惹郭太太眉心打了个结。留学生住的地方冰箱得死用力才关得上。在那里一切东西都得死用力才能让它们功能正常：车门、房门、壁橱门、抽水马桶拉栓……等等。
郭太太平常不上班，除非郭先生在店里忙不过来，或四个店中某女店员告假。她这会儿不会到厨房巡查，先生上班后她马上还回床上睡去。
等郭太太进了卧房，我忙打电话问严平：那天花板原先就破的，还是果真毁在我手里。自我顶替她，不懂处我总打电话问她。比如当我抱着孩子郭先生上来与孩子亲热几乎亲热到我身上，我该怎么办；郭太太揍孩子我该求情还是该装聋作哑，等等。
“你可留点神，”严平常在电话里吓我：“郭太太最初就是为甩掉郭先生的一个女店员从香港搬到美国的。你来面谈时，郭太太差点不要你！”
“为什么？”
“你长得太丑啊。”严平大笑。她可以放肆，因为那边整天只有她和两条大狗，她的工作是看房子和遛狗。虽工钱不多，但她与韩寒幽会，狗绝对不会告发。不像我，头天刚捧起书看一会儿，俩孩子中年长的那个就向他妈告状。
他妈妈大声驳他：“你自己不会玩吗？阿姨就不能抽空看会儿书？”
我听见了，发誓赌咒以后再不看书。
年幼的那个好对付一些，受了点亏待也讲不清什么。你只要盯住他别让他去碰各类电开关，别去拾到什么就往嘴里放，就行。他到了这个岁数：让他自己走路比你抱着他还累；他自己吃饭比你一口口喂他还费时。
大的那个比较烦：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开，看看内部。比如电子或机械玩具、他母亲的首饰盒子、他弟弟的尿布。他已得到下游泳池的应允，但他下水时我必须穿上泳装和救生衣守在池边。严平韩寒有次来看我，说我的脸被晒花了。“怎么那么傻，挨晒呀？坐到树荫下读你的书！郭太太不是阳光过敏从不到院子来吗？还穿救生衣？你没把自己捂馊啊？！……”
严平说她在郭家从未留心过厨房天花板。看来只有我是祸首了。她随即给我出主意让我请人悄悄来装修一块新的。怎么可能“悄悄”？郭太太最近天天在家，因为郭家要卖掉这所房子，弄得家里总是门庭若市，不断有人来参观或与郭太太既彬彬有礼又大斧大刀地杀价。郭先生告诉我：他们已买下另一处有五个卧房四个浴室的房子。那么多的卧室浴室的房子在我看来差不多是个汽车旅馆了。不敢想象擦洗四个浴室将是怎样巨大的劳动量。郭太太爱干净，不仅房子外观漆成白色，吩咐我浴室要一块瓷砖一块瓷砖地擦，擦过不但正面看，还要斜下身从侧面看是否光亮才行。郭太太一头应酬着看房的客人，一头还得支使我清扫房内外：不能使任何地方出现灰尘、果皮、纸屑，以及孩子们随穿随脱的衣服，随玩随扔的玩具。别说偷不出空请人来悄悄换下那块碎玻璃，就连偷空让自己不惶恐不紧张，好好想个对策的时间都没有。刚愣着一刹那，郭太太就说：“你干什么老去看天花板？它又不漏！……”
我赶紧将她堵在厨房外，岔开她的视线和思路，免得她真发现它漏了。
“发现又怎样？”严平在电话里鼓动地说：“谁叫她没完没了让你擦地？谁叫她俩儿子那么淘气！谁叫郭先生多事？！……”
自从有回看房子的客人脚上粘了块口香糖，郭太太就吩咐我一天数回地擦地，直到郭先生某天发问：“这样跪着擦地是什么意思呢？”似乎他乍然悟到在他这分颇现代化的家业中竟存在着如此原始的劳动方式。他亲自从车房找来拖把给我，并关照说老跪在地上会把膝盖跪大，一双蛮好的腿就不再好看了。第二天早晨就听郭太太在卧室大声以英文打趣先生：你很会体贴人啊。
郭先生也用英文回她：让人这样干活，你是谁也雇不来的。
我的英文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坏。我迅速拉扯着两个男孩离开那卧室门，生怕自己一不当心又偷听到什么。
两个男孩前后跟着我要口香糖，我把糖盒藏了。上午有好几批客人约定要来看房，他们这时要口香糖是休想。俩人被我得罪了，便开始捣乱。大男孩带领小男孩往我的拖把上踩。我一早刚给他们换上雪白的棉袜，等着在客人面前露体面，很快就弄得又脏又湿。我不断躲着他们，他们反而从中取乐，越发疯得厉害。当大男孩脚并拢脚，准备往拖把上跳跃时，我猛然将它抽起。只听天花板一响。
我抬眼一瞅，眼泪顿时涌上来。这种玻璃是很贵的，而且若配不上相同的花纹或厚薄程度，整个厨房的天花板都得换。这样的话，我一个月工资大概不够用来赔偿。并且，在我的工资不够抵销赔偿费用期间，无论我过得怎样不顺心，我不能离开这里。这块玻璃成了我暂时的卖身契。这事我得尽快告诉郭太太，因为很快会有参观房子的客人，若让他们发现去告诉她，我罪过反倒更大。轻手轻脚地，我从车房搬了梯子，不料郭太太恰从卧房出来，“你要干什么？”她有点吃惊地问。
“我……我想擦擦橱子的顶上面一层。”鬼知道，自己怎么这样混账地撒起谎来。我明明知道谎言只要一开头，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这时若不承认事实，只好等事实自己暴露；等事实将我置于无可扭转的被动、尴尬局面。想都不敢想郭太太将会恼成什么样。
架上梯子，我爬上去用手探探，看它们是否有可能落下来打破谁的脑壳。
郭太太在客厅问：“要不要我帮你扶梯子？”说着便朝厨房走来。
“不用！好啦！”我将梯子合拢。当我收拾郭先生餐毕的碗碟时，郭太太进了厨房。我一时紧张害怕得神志也不甚清楚了。我等着她惊叫、发问、开罪。一会，她走出来，对我说：“你光着脚试试看，看你今天把地擦得多干净！”她一副心花怒放的样子。
大概被赎罪心理支使，我不仅死命擦地，各处都让我收拾得光鉴照人。她居然没发现破的地方！
这天来看房的客人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据说美国人看房偏重厨房厕所，中国人偏重客厅卧房。客人们恰巧是中国人，仅是自我敷衍地往厨房掠一眼。
（3）
我捏着两手冷汗听着最后一批客人热热闹闹地告辞了。这一天我总算蒙混过了关。但事情是不可能蒙混到底的：看房的人不是来看这房子哪里好，而是设法看出它哪里不好。尽管他们嘴上与郭太太亲热，眼睛却一刻不停地上下左右地转，毫不掩饰那苛刻和挑剔。要想让天花板上那么大个破绽逃过他们的眼睛，简直是做梦。
第二天郭先生又看见我趴在地上擦地板，并且比以往擦得更卖力，他不懂了。
“不必这样嘛！你这个样子，我们不忍心的。”他说。
我赶紧站起来，因为我知道他晚上回家头一件事是抿上一小杯白兰地，而等他洗澡后，我必须将四碟菜一个汤端上桌。我工作得如此用心尽力，郭太太满意却有点困惑，尤其当她看见我到处跑着追逐小男孩喂饭。有时他钻到桌下躲避我固执地伸到他嘴边的勺子，我便也跟他钻到桌下。
“没有一个阿姨像你这样耐心对待开文（小男孩的名字），”郭太太说，“你这样喂他，开文真的会长高长胖。对不对，开文？邻居哥哥们不会叫我俩小猴子啦！”
我在桌下以勺子撬开开文的嘴时，看见郭太太架着二郎腿的脚丫满意地一晃一晃。她极考究吃，每天四道菜不能在颜色、风味上重复；一个星期内，决不肯吃两次“荔炒鱿鱼”，尽管它是我烧得顶像样的一个菜。
“开文，出来！”郭先生的脚开始躁动了，似乎要发现开文的所在：“再不出来，你就不要吃饭了！”他的脚寻到了开文，开始将他往外拨；“这样喂他，人不要累死吗？”
“小孩子就这样啊，”郭太太的脚丫不动了，“你没看见吗，这样喂他，才几天开文已经胖些了！”
我赶忙说，只要开文能给我喂胖，我不在乎辛苦。我已钻桌子钻得腰酸背疼，竭力忍住心里的委屈，以乐呵呵的声音逗开文张嘴、咀嚼、咽下。
我一刻不停地让自己忙碌，常常干些不属我份内的事，比如去洗那辆车、扫院子、擦门窗玻璃。当我每天把自己累散了骨头，躺在床上便想：如此不顾死活地满一个月，悄悄留下一个月的工钱和一封信，让信去说明道歉。
“你这样做，”郭先生有天半开玩笑对我说：“我们不得不给你加工钱啦！”
这时我跪在门厅、给几件红木家具打蜡。我已很习惯赤脚，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地穿着，以及双膝着地地干这干那。
“其实，你有空自己可以看看功课嘛。真不好意思让你这样为我们做。……”
他还想说什么，我不答。他只有讪讪地进他书房做账去了。郭先生挣钱是认真辛勤的，夜里他的电子计算机键盘被按得“哗哗剥剥”通宵响。某日他会从那上面撩出我的工资数目与天花板装修费用，从中得出盈亏的结论。
三个星期了，他们的房子仍没有卖出去。每当买主走进厨房我的心跳就节奏大乱。天花板上那么触目惊心的破绽居然没被任何人识察。反有一次，一个老美买主突然又跑回来，再次审视厨房。我想这回我怎么也混不过去了。他一旦发现那破了相的天花板，就会杀回客厅找郭太太砍价。
我提着气，心里直祷告，他那绿猫眼可千万别往头顶看。同时又希望着：他干脆看个明白，看出真相，去告诉郭太太；让她撕破脸皮地跟我清算一场：从闯祸到谎言。这样我便可以结束这如履薄冰的日子，心安理得让她辞掉我。老美却盯着我，压低声问：这厨房里有没有蟑螂。
星期日郭太太问我是否可以放弃休息，因为她准备邀些朋友来吃饭。曾经与她协议过：无论如何我每星期有一天半休息。我说我有些亲友需拜访，实际上我总是步行到公共图书馆读一天半的书。英文这样拾拾扔扔，不至于到开学时间变白痴。我爽快的答应，使郭太太有一点意外。
“真没想到你这样肯帮忙！用过不止十个保姆，你最勤快，最肯做。人真是不可貌相，头次见你，我想，这么样个女孩，以后究竟谁服伺谁呢？”她开朗地大笑，对我不仅真诚，甚至有些马屁起来，“没想到你为人这么厚道！”
我被弄得更不安。终有一天你会说：没想到她干了那么大的坏事还一直敢欺瞒着。
我阅了郭太太的菜谱，准备大干一场。当我做松鼠黄鱼时，郭太太说油放太多是不文明的烹饪。我立刻倾出大半的油。但那只烧洋菜的锅中间高四周低，油一少全淌到凹处，鱼便紧紧粘在干燥无油的锅当中。我急起来，一边护着在膝下绕的开文，使劲一颠锅，油喷泉般溅起来。
我脑子一嗡，并不觉得十分痛。
郭太太郭先生一起跑进厨房，问我怎么了。他们听见我很低却很惨地叫了一声。这时他们见我捂住脸蹲在地上，都伸手来扳我的头。等终于看见我的脸，我也听见了他们的惨叫。
“你眼睛怎么样？”郭先生的声音。
郭太太用餐巾纸拭去我脸上的油，我并没有失明。这时郭先生已准备好冰袋，一下子捂住了我的脸。我求他们不要叫救护车，因为我没买医疗保险。郭太太急了，带哭腔劝我想开点，自己花钱也得保住脸蛋，哪儿还有比女人脸蛋更值钱的东西呢。
我在冰袋下面说我真的没钱。
郭先生说：“你可以从我这里预支你的工资嘛！”
我说不。脸痛得我直想就地打滚。假如我不打碎那块玻璃，我不会答应干这么个额外的星期日，若我不打碎那块玻璃，我不会听郭太太的，以近乎不可能的方法来烧松鼠黄鱼。还有，若不为那块玻璃赎过，也许我已中途辞工了；因为我从来想象不到在这样舒适的房子里我会如此地不愉快。
幸亏客人中有一位懂医。他开车去药房买了种激素药膏，说敷上可避免脸上落疤痕。这么热的天，若想不落一点疤，大概不可能，他又补充道。
我硬撑着不去照镜子，我怕吓着自己。伤痛得我一夜没睡，一清早电话铃响了。那边刚刚“哈罗”，我已知道是谁。我迟疑要不要把电话挂掉。但我的本能先于知觉，已将声音送了出去。
“你好吗？……”
“你不给我地址、电话，我还是找到你了。”他声音很低。
“你好不好？”
“你出事了。”他说，仍不带问号。
我否认。他一口咬定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的声音泄露了我的伤痛。我结结巴巴地讲了我脸上的烫伤。他果断地说：“我马上去看你！”
“不，请不要来！”我不愿他看见我的丑陋、可怜。“你开车到加州要三四天，那么辛苦的一路……”
他一声不吭。
“我的伤没那么严重，真的！……”
他说：“好吧，回见！”
看来刚才的电话铃吵醒了郭太太。她以没有完全走出梦乡的蹒珊步履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感觉好些。看到她神情中那么多的歉意，我如同看到镜子般明白自己的脸糟到了什么程度。
一会儿，她将一叠钞票给我，说今天恰巧是我做足一个月。她要我数。我数时发现多了一百。她说那是她与郭先生对我的歉意和安慰。我说什么也不肯拿，几经推让，她屈服了。然后她叹息着说这房子到现在还没卖出去，或许是因为厕所太小，厨房太老式。
“恐怕，天花板上碎了的玻璃也让它更难看了点。”
我大惊失色；难道她早发现了我的劣迹？！
她依旧以叙家常的音调说：“要是我们早点换了它就好喽！”
我却已听出了指责。太突然，我的抱歉还完全没准备。
“四年前，我们搬进来时就想换它，但一直配不到同花纹的玻璃。”郭太太说。
“四年前？”我问：“四年前它就碎了？！”
“是啊。因为它碎了，我们买它时讨价还价，把原价杀下来不少呢！”
我借故离开了客厅。木呆呆的我站在草地上，让泪水在我创伤的脸上流着。
我决定辞工。我知道这种事谁都没错，却感到不可名状的伤害。
当晚我收拾衣物书本，打算第二天一早让严平来接我。有人按门铃。等我从最靠里的卧室奔出来，见郭太太正和一个人在门厅里讲话。我一眼看见了他的栗色头发。
我随他离开时并不介意郭先生郭太太的异样神色。
他开车后便骂咧咧地说中国人都这样，雇佣人就成了奴役人。“怎么这样没礼貌？当着我的面夫妻俩用中国话大声争执，话音听上去太不友善了……天晓得，这些中国人！”
他每发一句牢骚，我便吃惊地看他一眼。他的栗色头发乱了，他的灰眼睛布着血丝，他为了我踏上这条长途。又怎么样？他用“那个”腔调来讲“中国人”。
他车停在一幢房子门前。
“我不能进去。”我说，“我以为你会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
他将我瞪着，不明白我怎么了。他说：“你会有个很舒服的房间。”他下了车，又为我打开车门。
“我不会进去的。”我说。
“哦，你会的。”
“在认识你之前，我是个好女孩子。”
“停止这么和我说话！”
“请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去，求求你。”
“我累得连开一码远都不可能了。”
“我不会进你们美国人的房子的，送我回我的中国朋友那儿去，行吗？”
“我听不懂你的话，对不起。”
现在轮到他装听不懂了。到他父母家来，我本是同意，也颇欣然的。然而那点信赖却不在了。
“我要走，听得懂吗？我并没有答应你来看我，也没有答应……”
他微笑道：“对呀：这房子里有游泳池、有草地、有果树，还有我。”
“我和你什么基础也没有，我是个中国人。”
“这就对了。让我们先喝点什么，然后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我母亲会很高兴认识你……”他笑得依然平和。
我也不得不笑了。但这不意味那信赖又回来了。第二天一早，我蹑手蹑足提起我的行李，在一张桌上留了字条，便走出了那幢美国人的华厦。
我想着他美好的栗色头发，心里是满满的感激和怨恨。
一年后我在离学校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找到了住处。是个免费吃住的差事，学生们顶向往的那种。娄贝尔夫人因此耐着性子挑选，选掉了上百人最后选上了我。
要是她不丢失她的蓝宝石，我在这里生活得倒还算愉快。我当的差就是清早帮老太太擦个澡。自从她母亲死在浴室，她不再敢独自淋浴，而是躺在长榻的塑料床单上，让个像我这种半使女半护士的角色仔细地每早把她擦洗一遍，再把她从头到脚喷上香水。
当她躺在那儿，闭着眼享受我给予她的擦洗兼按摩时告诉我她上午要去趟首饰铺子，配只蓝宝石耳环。她有成套的蓝宝石项链和耳环，其中一只耳环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她这个“不知什么时候”让我的手顿时静止在那里。
人常常有不作贼也心虚的时候，比如我此时。我真想让老太太睁开眼，把话讲讲清楚，那宝贝究竟何时，我来之前还是之后丢失的。
（4）
替老太太穿上衣裳，整整一上午我在课堂上神智恍惚。自搬进娄贝尔夫人家的三个月所有的片片断断记忆此刻都串连了起来，生出了新的意思。
大约一个月前，她准备去参加一个晚会，她兴冲冲叫我看她试裁缝刚送来的新晚装。晚装十分漂亮，米色的底子上有极细的白格子，在臀部偏下的部位缀了只米色缎子的蝴蝶结。她让我猜它的价钱，我敷衍地说出个字码。她笑了，说比我猜的起码贵三倍。然后又让我猜她手上的一只巨大戒指，我使劲往大里说：“一万！”她又笑了，说那是个假的，但她有过一只真的，她死去的律师丈夫送她的，被人夜里撬开门盗了。这是那只真货的仿制品，什么都一模一样，只是不真而已。
还有一次，她忽然问我：“你们中国姑娘都没有耳朵眼吗？”
我答道，我外婆的年代有过，现在又开始有了。但中间有一段空白；女人不仅没耳朵眼儿，也没有脂粉、发式，甚至裙子和辫子。
她无限同情地“哦”了一声。
现在我悟到：她也许早就在对我察颜观色。我在图书馆里找到李豪，他在这里又吃又住已近一周，因为和孙燕吵架。考试前图书馆夜不闭户，李豪这类人就拿它做免费宿处。他们结婚，我送了一套玻璃茶具和一副对子，本想寻开心写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自己看着都要掉泪。改为：“宁同万死碎其翼，不忍云问两分张”，又嫌蕴意太露，主题太直接。于是想起“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不仅于一对新人切题，于我们一群远离故乡的穷孩子都切题。他们却从结婚第二天就吵架。
我把老太太前前后后的话都告诉李豪，让他给个主意。他在美国混得最久，成了大陆留学生中相当于帮头的人物，好心眼坏心眼他都有的是。
“我没听出什么不对劲来啊！”他说，一副马瘦毛长的样子仍热中给我当军师，“我告诉你：美国人都是一根筋，从不玩含沙射影那套。老太太要怀疑你，她头天就拿你开问，或立刻撵你走人，才没这个耐心花三个月慢慢琢磨你！这就是跟美国人相处痛快的地方。”这时他看看表，说他该上班了，若我想听更多的开导，就跟他去。
我见他老远走过来，背后的瘫子差不多高他一倍。那是个篮球运动员，一跤摔瘫的。
“这电线杆子涨了我工资，一小时十块了！”李豪大声对我说。瘫子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他身上，本来就矮的他给压成了一疙瘩。
“在大太阳下不停地走，一小时你不累死？！”我嚷道。
“谁给他不停地走？我一会就找个地方把他撂下，然后我看报去！”
瘫子抱怨他和我用中文谈话，存心不想让他懂。
李豪对他微笑着以英文翻译道：“她说你看上去好帅，我告诉她你是个有名的球星！”
瘫子立刻对我掀掀草帽。
不一会工夫，李豪果然把他撂下了，跑来跟我接着聊。他说他有了个帮教授订书稿的工作，抽不出空来关照瘫子，问我愿不愿接着干。我眼顿时瞪起来：让那个身高两米多的瘫子拄着我走路？！
“这有什么！”李豪说：“过去我有个工作更邪，是陪个小白痴，不管他跟你讲什么屎故事，你都得听，然后鼓掌。”
不知过了多久，瘫子大叫起来。李豪赶忙跑回去，刚到跟前就被一掌掴了个踉跄。我吓坏了，李豪却回头嘻皮笑脸对我喊：“他说我拿了工钱去和姑娘调情！还说我把姑娘带到他面前，是存心让他嫉妒。你看美国人哪会含沙射影，他们什么都直说。”
我回去，娄贝尔夫人刚要到俱乐部去打牌吃晚餐。她拿了件丝绸麻衫让我熨，同时嘱我晚上浇浇各个房间的花。我的活儿已不知不觉多起来，我真想提醒她，我从她这儿是不挣一分钱的。
当熨斗经过麻衫腋部时，一股体臭蒸腾而上，我一阵反胃。
她和颜悦色地催促我快些，然后说：“你打了两个长途电话，一个是六角，一个是一元二角。”
我说我会马上付钱的。
她又说：“冰箱里的果汁怎么就剩那么点了？”
我告诉她昨天帮她漆房子的两位工人热极了，渴极了，向我讨饮料，我于心不忍，便给了他们果汁。
“可是，我一个礼拜只给你买一次食品，你必须计划它们。如果你不够，我也不会给你多买一次的。”她依然和颜悦色地说：“至于那些工人，你可以请他们喝水，水龙头里的水足够啊！”
我说：“他们很辛苦。因为你对颜色不满意，他们全部重漆了一遍！”
“他们从我这里赚钱，我恐怕不该再提供他们饮料了吧？”
“我请求他们帮我练习英文口语，我应该给他们饮料的。我可以不喝，不行吗？！”我口气已激烈起来。
“可是我付的是他们为我漆房子的钱，并没有付你练口语的钱。清楚了吗？”
我瞪着她。
她耐心地接着讲解：“就是说：他们拿了我的钱，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全心全意、集中精力为我工作，而你占用了我付了钱的时间，使他们为你工作。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口吃道：“我一直在帮着他们油漆啊，我并没有要求你付我工钱！……”
“怪不得我昨天觉得漆的质量很差，现在我才明白原因！”
她脸沉下来，告诫我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然后拿着我熨好的衬衫，迈着典雅的步子，一路轻轻放着小屁，回她房间去了。我一动也动不得，说不上气和委屈，却出来一种严重的挫败感。我使劲克服着挫败感，她连声喊我我都没意识到。
她喊我不为别的，只想从我这儿得几句恭维。比如她说她自己太瘦，你马上说一点也不，正好，是苗条。她若说我：中国姑娘真小巧，那她是需要我的反驳：您更小巧。
她香气袭人地将背朝向我，我替她拉上拉链。她的衣服很少洗，但穿之前必须仔细熨过。这时她问：“听说你们中国人，只有公共澡堂，很少洗澡的。”
我很难再维持平静，脱口道：“我们不用天天洗，因为我们身上不臭。”
她倒没有任何被激怒的反应。
我又说：“欧洲人洗澡的习惯是从东方学的；欧洲人洗澡的历史才一百多年。”
她说没想到你还挺有历史知识。不过现在中国人的每日生活的确不包括洗澡，你不承认这事实吗？
我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她从书架上拿出一只装潢得像本大百科全书的匣子，打开，我发现那是个首饰盒。她开着玩笑对我说：现在你知道这个价值连城的秘密啦。等她神采飞扬驾车离去后，我发现我大起大落的情绪压根就没使她分心。没什么值得她为我分心的。我像正经历一次国际外交辩论一样兴奋、好斗、竭尽机智、暗计得失，她呢，全然不在乎。
从俱乐部回来她就高兴地通知我，她请了六位客人来开晚会，吃中国餐。我用了一天时间，摆了一大桌中国式冷餐，客人们尽兴离去后，她感激涕零地对我说，他们是她丈夫生前的好友，丈夫故世后，是我帮她恢复了与他们的交往；从这个晚会后，她恢复以往的正常社交。她搂着我说：“你知道你多么重要吗？”
我动心地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
“哪里是帮助，你改变了我！”
我有点窘，心里埋怨自己对老太太的挑剔与刻薄。紧接着，她说：“上次我俩一块去看那个画展，门票是十元。你记得我当时是请你客还是说好各自付钱？”
还在情感世界流连忘返，找不着归路的我一时尴尬住了。似乎我做任何反应都太生硬。我似乎不愿承认我听懂了她的话，这样我不至于让兴冲冲忙了一整天的自己太失望和扫兴。然而她有些担心地追问我，是否听懂了她的意思。
我说我会立刻付她五元钱，她这才放心回卧室去。
第二天早晨，我替她擦澡时，把那五元钱放在她床头柜上，并明白地告诉了她。她扭头将它核实一下，又继续闭上眼，回到她素有的安详和耽于享受的表情中。我擦洗着这位七十六岁的富有老妇人，仔细得如同擦拭一具被雕接得过分精细的摆设。不要投入任何感情，只把它当一件工作，你就会干得愉快得多。你以为这种肌肤厮磨的相处会促出一种情感的滋生，那你就错了。
我努力说服、诱导着自己。
她睁开眼，说我刚来此地时脸看上去很滑稽，现在好多了。那是因为我在郭家被烫伤的斑痕未褪干净。至今，眉心的一块痴仍不肯脱落。她突然说这块痴长得很是地方，不偏不倚，完全可以镶块宝石进去。
“你长得很安静，镶块蓝宝石进去一定合适极了。”
她在我喷出的香水的雾后悄然笑了。
我决定一旦发现合适住处就离开这里。我受不了她的蓝宝石。下午从学校回来，李豪已等在门口。见他又开起那辆被我喻作“会移动的垃圾箱”的车，我问他花八百块新买的车哪儿去了。
“爆炸了。”他的神情仿佛吹炸了个泡泡糖一样无所谓，“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好好的，引擎突然爆炸了，一路汽车都被我堵下来，我他妈的好出了一阵风头！”
本来已经和他和解的孙燕这下又和他崩了，哭了一夜，说他让她丢尽了脸，还说他花那么多钱买了部车只听一声响。还控诉他到处帮别人忙，忙得日理万机，自己的日子却过得一塌糊涂。
“我差点忘了，”李豪说，“这是给你买的。”他拿出一件花里胡哨的T恤，“一块钱一件，我觉得合算，就给每个朋友买了一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这么好的机会买便宜货的。为这事孙燕也跟我哭，说我闲事管得太多。中国人就是各顾各！现在在海外的中国人有钱的有的是，有地位的也有，有没有势力呢？没有。能不能影响美国的政治呢，我看办不到。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碰到一个好机会就想到大家，那每个人的好机会就多了几十倍，对不对？”
他激奋地向我张开两只手。
我笑道：“你来是不是叫我到孙燕那儿跟你求情？”
他想了一会：“我是叫你评评理：我怎么错了？我很痛苦你知道吗？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孤独，两个人又打架。我看真叫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天到晚是眼泪！上星期为什么孙燕和我闹得死去活来，就因为我衬衫口袋里放了支圆珠笔，扔进洗衣机一洗，白衣服被划出无数道道，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穿它不嫌丢人，她有什么人可丢？！”
等他钻进车门时对我喊：“某食品店的鸡肉才二角九一磅！……”
傍晚在门外小径上走，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拾起来，见是一枚蓝宝石。我大喜若狂地给严平打电话，韩寒接的。我说这回老太太不必再以它折磨人了，我也不必敏感，从老太太话里找刺儿往自己心里戳。我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嫌疑。在这里安生住下去。我恨死找房；从报上密密麻麻的租房启事中找出合适的，再一家家去看、面谈，讨价还价，搬出搬进。
“慢着慢着，你在哪儿捡的？”韩寒问。
“门外不远，肯定老太太锻炼速走时丢下的！”
“门外就不是她家的地产了。”
“什么意思你？”
“什么意思还不懂？拾金不昧是次要美德，在美国。又不在她家地产上，谁捡了归谁。你是碰巧知道她丢失一个蓝宝石，倘若你不知道呢？你还给谁去？”
“我就是知道嘛，知道不还，不真成偷了？”
“那我不知道。我既不知老太太是谁，也不知蓝宝石是什么。你让我来检，怎么样？你把它扔回去，我现在就来捡，等我拿到珠宝行去卖完了，咱俩对半分钱。”
“这怎么行？她本来就怀疑我……。”
“反正她已经怀疑了，你干嘛白担一回罪名？再说你帮她干了三月的免费厨子清洁工熨衣娘，加一块儿，也不止这点工钱吧？从道德到法律，你都说得过去！”
我叫他“滚一边去！”
我从来没这样焦灼和喜悦地期盼娄贝尔夫人回来。
我几乎将她堵在门口，就将那颗蓝宝石捧给了她。
她客气地说了声“谢谢”，然后说：“我明天把它带到首饰店去鉴定一下。不过你有把握它的确在门外草地上？”
刹那间，我又回到对这种语言最初的浑沌状态。我不懂它，也觉得幸而不懂它。它是一种永远使我感到遥远而陌生的语言。
我在找到蓝宝石的当晚就开始在报上搜寻租房启事。各种各样的启事，有寻物和寻人启事。忽然有块空白，只有几行字：“假如发现这个启事，请给我回个电话。”我视觉中一下出现已旧去的栗色头发。他在找我！执著而不抱希望地找我！
我翻出这一个月的陈报，在每个相同的位置上都找见了这个空白；都有这几行淡泊的苦苦寻找。
我置身于铺天盖地的旧报中，感到他的呼喊包围着我。这呼喊回声四起，淹没着我。
回应吗？我愁苦着。我正无家可归。回应他将是一种归宿。不，也许。某一天，我会回应，那将是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