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住了十年，后果是对吃的兴趣越来越淡。站在如山如海的食品中，人大概就失去了对食物的原始激情。激情的产生往往与紧迫感、危机感有关，因而越轨的恋爱往往由于绝望而惊心动魄。文学作品中不朽的爱情，有几桩发生在恩爱夫妻之间呢？人和食物的关系也如此。不是人去追逐食物，而是大批食物围追堵截人；人对食物有了超安全感，食物的滋味也就寡淡了。
回到中国，也是很累嘴巴和肠胃的。天天吃不过来，被一餐餐宴席追着跑。一次和北岛交流吃的辛苦，他说：“我吃瘦了十磅！”
我一到阿布贾就发现，原来制造美食的最好方法就是匮乏。我天生嘴刁，不吃的东西比吃的多，很多肉类、海鲜都不碰。关于我的挑食，我爸爸总结了三条：“第一是不明真相的东西不吃。”意思是我执箸前我必定会很严肃地问：“这是什么？”假如回答是：“你先尝尝。”我是打死也不吃的。“第二是模样不端的东西不吃。”小时候我只吃鲫鱼，嫌带鱼、桂鱼、黄鱼长得不像鱼。“第三是带气味的东西不吃。”牛、羊、兔，不是太膻，就是土腥。童年时家里吃羊肉，我和哥哥就会要五角钱出去混一顿饭，并且会鄙夷地嘀咕长辈们：“好了，这个房子要让他们弄好几天了！”那时我妈妈常说我：“以后送你去当兵，看你还挑食不挑食！”十三年兵当下来，我仍然不屈不烧，保持着挑食人的气节。
阿布贾首先没有我吃惯的青菜。偌大个市场，好不容易找到一种绿色东西：长长的茎，下圆上尖的叶片。我觉得叶子有点像上海人称呼的“米苋”，但它们的块头实在太大了，应该算米苋灌木。我用英文问菜贩它叫什么菜。回答是一个本地话的名字。又走了几个摊位，看见了另一种青菜。打听它的名字，得到的却是同一个回答。怎么两种不同的青菜叫的是同一个名字呢？经翻译之后，明白了：第一种叫“绿菜”，第二种也叫“绿菜”。凡是绿的菜，就都叫绿菜。不会弄混吗？不会。因为一共两三种“绿菜”。那怎么吃呢？煮一煮。第二种呢？也煮一煮。
我什么也没敢买。煮一煮的绿菜实在违背我的“不明真相者不食”的原则。最后买的是西红柿和卷心菜，这两样至少是老相识了。接下来我包的水饺、锅贴，炒的菜和煮的汤一律用卷心菜。在美国我从来不吃卷心菜，认为它从样子到滋味都太苍白。何况我还有一点有关卷心菜创伤性的记忆。曾经去西藏的时候，唯一能吃到的新鲜蔬菜就是卷心菜。一次在一盘清炒卷心菜里吃到一棵棵“迷你卷心菜”，口感很怪异，有些胶皮的韧性。突然发现那是一条条大青虫炒熟后卷缩一团，圆圆的很像“迷你卷心菜”。大概那次遭遇要对我日后的“卷心菜生理/心理障碍”负责。但我在阿布贾一下就和卷心菜亲热起来了。
第二个礼拜我买了那种“米苋灌木”，只揪下叶子，用大蒜清炒，又加了一勺鸡汤。端到桌上，来瑞问：“这是什么？”
“绿菜。”
他疑惑地夹了一筷子，咽下去，发现自己还活着，分析说：“不难吃，就是咬不动。”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本地人的烹饪方法是“煮一煮”了。
来瑞对品尝食物永远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次他表现出的疑惑让我觉得很滑稽。我告诉他这种绿菜很能能是我小时爱吃的米苋。但“很可能”不足以打消他的疑虑。我渐渐找到了烹饪这种绿菜的方法：“少留多扔，半炒半煮。在大陆的餐馆常常点“上汤某菜”，不如就叫它“上汤绿菜”。只是吃了一个多月，我仍是没法确定它的身份，不知它到底是不是米苋。
另一种绿菜后来被证明是木耳菜。这里的木耳菜真是肥头大耳，叶片上附着着一层绿色凝脂，滋味和口感都没得说。可惜我只吃到一次。再到市场上去买，就没找着。但愿不是下市了。在这个四季常绿的国度，不知有没有上市、下市一说。
渐渐和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们有了往来，从她们那儿学了些“吃经”。比如怎样到一个农场去订菜。她们给了我一张订货单，其中居然有韭菜。订菜要提前三天，因为农场离阿布贾有四小时车程，并且价钱比市场贵得多。菜一到，我像对待珠宝一样，把它们仔细用棉纸包起来（为防腐烂），再仔细摆进冰箱。每天数出几颗茄子，几根青葱，几条豆角来吃。炮制也精心多了，因此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蔬菜。订来的菜里也有生菜，虽然我和来瑞都酷爱生菜色拉，但此地吃生菜色拉却很冒险。菜农用的都是有机肥，一旦消毒不严格就会吃进寄生虫和其他病菌。为了使这些吃惯生菜的美国外交官们能继续美国生活方式，大使馆的护士专门讲解了怎样洗涤消毒生菜。假如我临时决定饭桌上添一个生菜色拉，那是来不及的。生菜要透彻地洗上三遍，再用消毒水浸泡至少十五分钟，之后再用饮用的纯净水冲洗，浸泡，再捞出来晾干。一个过程下来，我头也晕了。所以我宁愿去本地人的市场探险，找到更多不明真相的“绿菜”。
上个星期得到喜讯，说是法国超市每星期五上午十点出售海鲜。二十年来我上午的时间都是锁定给写作的，火警、匪警都不管，天王老子也不接待。上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我居然停止了写作，请司机把我载到了超市，挤进了等海鲜的人群。柜台里空空荡荡，只有昨天的鸡和不知何日的火腿，并未见海鲜。阵式很像70年代的大陆，排队买肉或买带鱼，货还没影，已挤满一群鸟为食亡的人类。你若向旁边人打听，是否真有货卖，回答一定是“不清楚”。这里也一样，我问一个意大利口音的胖大爷，海鲜的信息确切与否，他说：“不清楚。”显然怕供不应求，粥少僧多，驱退一个竞争者算一个。我只好问面无笑容的售货员：“不是说今早有海鲜卖吗？”她回答：“没有。”简直像是在为一位要人接机，对他的到达保密到最后一秒钟。我看看表，离十点还差十分钟，连海鲜的味儿都还没闻着，更是没有任何大开张大出售的预兆。我二十年才舍得拿一个早晨出来，容易的吗？我又去问一位男售货员：“海鲜呢？你们不是有海鲜卖吗？”他说：“有啊。”他指指拐角，“那里。”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那是一个大冰柜，里面不是海鲜，而是海鲜化石。我不止一次在那个冰柜边打转，想豁出去买几只对虾化石回家吃吃看，说不定会对对虾吃出新认识来。但我实在不敢。男售货员笑眯眯地把我指向歧途，是调虎离山。我在超市里买了几样其他东西，回到原地，坏了，海鲜已售出去大半了。我看看剩下的鱼全是生面孔，也顾不上忌讳了，一下子买了五条。意大利胖大爷买足了自己的一份，不安全感带来的敌意荡然无存，成了个亲善热情的老头，对我指教“买红颜色的那种鱼，味道最好！赶快，还剩四条了！”我马上换了两条红鱼，跟绿菜一样，我对鱼也不求甚解，就叫它红鱼。
十点半不到，海鲜已售完了，真惊险。这时发现人群里还有几个上海人。阿布贾几乎碰不上中国同胞，却在海鲜面前碰到了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