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湾，当时海峡两岸战云密布，人心惶惶，许多僧侣纷纷兴起逃避的打算。一天，随著舟山大陈义胞播迁来台的煮云法师携函前来，说是在普陀山闭关修行的尘空法师写给我的。
尘空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高徒之一，曾经担任过早期《海潮音杂志》的编辑。抗战胜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届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受训期间，有幸得与其亲近，他的慈心后学、长者风范，一直令我景仰心仪，顷接来鸿，自是欢喜不已。尤其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有信自远方来，更是如抵万金，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展阅……
“现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
当这一句掷地铿锵的金玉良言映入眼帘时，心中顿起无比震撼！在那个局势混乱的年代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随著西风东渐，耶教开始盛行，加以台湾佛教徒在当时缺乏正信，只知烧香膜拜，乞求福寿财利，使得佛教沦入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会重视。而佛教界本身也在处处打击僧青年的信心：寺庙不肯接受外来僧尼挂单用斋，求见长老屡遭闭门羹，撰写文章不准刊出，讲经弘法也备受限制……，遑论要靠佛教生存。就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尘空法师的一句话，犹如一帖强心剂，振奋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应该抱持著“佛教的命运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将这句话谨记在心，也传述给我的同道，互相勉励。
是年，我从台中到了台北，在短短的两天之内，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长老责问：“你有什么资格跑来台湾？”到了中正路某寺挂单，也遭拒绝，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紧紧裹著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在大钟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时左右抵达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准供应我们午饭，其实，我们连前一天的午饭都还没吃呢！想去投靠成子寮观音山，途中却遭大雨冲毁公路，只得忍著饥寒，逗留在车站里，望着狂风豪雨，心中盘算：不知还有何处可去？
灰蒙蒙的台北天空，崎岖难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忆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能咬紧牙关，度过那段难堪尴尬的日子，是因为我对佛教有著坚定无比的信心，我自觉：人为的苦难，正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念与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时所遭遇的种种磨难，我们这一点点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终于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开始奉献劳力以为回报，我每晨拉车采购；我日日清洗大众浴厕；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应寺众；一有空闲，我就扫除庭院落叶；我为病人和老人服务，将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没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愿，我要让别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献佛教，服务众生的机会。
后来，妙果老和尚问我是否有住持法云寺的意愿，无上法师也有心将灵隐寺交 给我管理，慈航法师极力推荐我至天龙寺讲经弘法，宋修振理事长鼓励我到德林图书馆读书……。由此可见，佛教是温 馨的，佛教是重视人才的，只是我们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决心。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间，虽默默无闻，但也凭著一股“舍我其谁”的奉献热诚，为所当为。例如：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在永乐戏院演出“火烧红莲寺”，我写信向她非议剧情诬蔑佛教；朱时英居士欲更改《觉群》的宗旨，我提出异议；政府呼吁“取缔”拜拜，我撰文反对，主张应正名为“改良”拜拜；我为花莲大地震奔走募款赈灾；我为韩战的前线官兵寄赠佛书，以纾解数万义士精神上的苦闷；我向立法院抗议西班牙斗牛来台表演；甚至为了弘法布教的自由 ，我多次在各地和警察机关据理力争……，凡此别无他意，只是一心想让佛教有靠我的机会。
要做到“佛教靠我”，并非速成易事，还需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量，能经得起百般的阻难。记得过去上海沪剧团 计画将拙著《玉琳国师》改编成话剧，在台北上演，有人告诉他们不要和我来往；中央广播电台邀我撰写广播稿，有人去信要他们停止；甚至台北师范学院(即今师大)请我讲演，海报都已经张贴出去了，还有人有办法叫他们取消；章嘉大师提名我代表中国佛教会参加在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居然也有人能将全案取消……，这一切一切都不要紧，我自信能耐得过千锤百链。后来，我和弟子在广播电台制作“佛教之声 ”单元，达六年之久；我从台视到中视、华视主持佛教节目，转眼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甚至我现在每讲三分钟，华视还给我六百元酬劳；而在各大专院校间的讲演，已经多得无法应付……。现在我不必代表什么会，参加什么会，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成立的国际佛光会，就已经将佛光普照全世界了。
因此一个人不要害怕被别人打倒，能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四十年的岁月，瞬目即过，回想来时路，其间所遭遇的艰辛困苦，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之所以能够坚固道心，无怨无悔，尘空法师的至理名言──“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诚然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