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睹明星，所证悟的真理最主要的是：万事万物的生灭都是在遵循着“因缘”法则的运作。所谓“因”，就是指最初引生后来结果的直接内在的原因；所谓“缘”，就是指外来助成结果的间接关系。由此看来，“因缘”不是佛陀所发明的名词，而是宇宙人生本来的真理。因缘既不是宿命观点，也不是灵异现象，而是最合乎科学的法理轨则。我出家半世纪以来，对此感悟良多，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之中，体会最深的佛法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因缘能成就一切。”
我出生在蒋介石挥兵北伐的年代(一九二七年)，及至稍长，中日战争爆发，以及后来国共内讧不和。记得那时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不知多少人家园毁于一旦，多少人妻 儿骨肉离散，我常想：“为什么会有如此惨不忍睹的结果呢？必定有所原因。”听到年老的外婆和师公(出家的姨婆)谈话时慨叹：“这些『因缘』都是众生的业力９我继续追问：“业力是什么？”他们说：“这是因缘果报。”后来，我出家学佛，一路行来，感到世界的成、注坏、空，人间的生、老、并死，心念的生、注异、灭，原来一切无常的世事都逃不过“因缘”二字，所谓“因缘生，因缘灭”，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像我童年未曾读过多少书，而能认识一些字，主要是因为母亲听我读故事小说时，在旁指正我的错别字，让我有了识字的“因缘”；家里人口稀少，无人烧煮三餐，年幼的我自动负起烧饭煮菜的责任，不意却获得卧病在床 的慈母指导，让我得到烹调秘诀的“因缘”。少时亲近信佛虔诚的外婆，在外婆的念佛诵经声中，增加我信仰的“因缘”。家乡寺院庵堂很多，出家人衣袂飘然、法相庄严的行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种子，不知不觉中蕴酿我出家学道的“因缘”。所以，“因缘能成就一切”，诚信然也。
“因缘”，有顺“因缘”、逆“因缘”的分别：风调雨顺，让万物成长，此乃顺的“因缘”；风霜冰雪，让万物坚强，此乃逆的“因缘”。“因缘”有善“因缘”、恶“因缘”两种类型：助长成功的“因缘”，乃善的“因缘”；破坏损毁的“因缘”，乃恶的“因缘”。但善、恶因缘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历经父母的呵护、学校的教育、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固然能得到顺的、善的成长“因缘”；有些人从出生伊始，就遭遇到破碎的家庭、艰辛的生活、苦难的挫折、种种不幸的恶“因”恶“缘”，也能从坚强奋发中，淬炼出逆的成长“因缘”。检视过往，年少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养成我善观事物的性格；没有贵亲厚戚的照顾，养成我平等爱人的性格；没有周全衣食的供应，养成我随遇而安的性格；没有冶游玩耍的环境，养成我慎思自省的性格。这一切不顺利的境遇，不也都成为我成长的“因缘”吗？其他诸如战争伤亡、家庭贫困、饥寒交 迫、横逆临身，如今想来，也全是增上的“因缘”。
后来，我到南京律学院念书，因逢战乱，缺乏适任的老师，每当他方有一位老师前来，大家奔相走告，认为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在课堂上，都能珍惜宝贵的机会，专心听讲，久而久之，养成我习惯于谛听的“因缘”。其中，有的老师不擅教授方法，上课不发一言，写了满黑板的粉笔字，养成我善于抄录的“因缘”，不意日后专注听讲的“因缘”与善于抄录的“因缘”，对于我自学修习 助益甚多，让我感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记得刚要来台湾的时候，正逢国共战争风云紧急，许多人举家南逃，甚至因向往台湾而离乡背景，飘洋渡海。当时太平轮数千人的死难轰动一时，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时，沉没海峡的冤魂或许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为没有赶上的“因缘”，让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庆幸之余，经常觉得人生在顺、逆“因缘”之中流转不停，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东西飘泊。
一九四九年，由于政府误解，认为来台的僧伽均系匪谍，处处风声鹤唳，难以容身。那时我身无分文，突然想到栖霞山在香港的分院“鹿野苑”中，或有道友可资助我的船票，让我前往香港，遂去信求援。那知船票寄达台湾时，我已被冤囚狱中。及至释放，错过了赴港因缘，后来承蒙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长者，以警民协会会长的身分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打消我赴港的想法，成就我留在台湾的“因缘”。
感谢身为客家人的妙果老和尚，与我既非同门，又非同宗，却在我无衣无食的时候，伸出援手，给我挂单安住的“因缘”，并为我担待安全单位许多调查盘问的风险，若非如此，生死存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后来为了报答妙果老和尚的慈心，以及客家籍的工程师谢润德先生的“因缘”，我在苗栗、竹东、头份、屏东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了很多禅净中心、道场及布教所，聊以报答这许多美好的“因缘”。
自从吴鸿麟老先生冒险为我保证之后，我与吴家结下了几代“因缘”。数年前，吴老先生过世，我从菲律宾赶回，亲自为他主持奠礼；吴老夫人在台大医院住院治疗，我也多次探望。今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吴伯雄先生继我之后，担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总会长，当我陪着他到各地视察会务的时候，突然感到“因缘成就一切”的妙处，真是不可思议！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在江 苏宜兴办了一份《怒涛月刊》，虽只油印五百份的发行量，但承蒙教界长老大醒法师在《海潮音月刊》上公开推介，使《怒涛月刊》立即身价十倍。到了台湾之后，大醒法师于一九五一年主办台湾省佛教讲习 会，我感念他提拔《怒涛》的“因缘”，毅然承命为其担当教务主任之职，以供驱使，仔细回想人生种种在“因缘”里流转回荡的情景，不禁礼赞“因缘”真是奇妙无比！
在讲习 会期中培养的僧才，有被冤屈死于狱中的台东修和法师，有主编《海潮音月刊》的灵泉寺修严法师，有在台中创立万佛寺、慈明寺的圣印法师，有在花莲担任佛教会会长的真宝法师等。由于我和大醒法师的一点“因缘”，这许多青年僧宝对台湾佛教作出一定的影响和贡献，心中也同感与有荣焉。
此外，由于我和妙果老和尚的“因缘”，承蒙他推介，让我和台湾佛教界的大德，如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宋修振、台中宝觉寺林锦东、台南县佛教会吕竹木、彰化昙花佛堂的林大赓、南投县佛教会理事长曾永坤，甚至在台湾大学教学任职的李添春、李世杰，北河高中老师张玄达等本土俊彦结识来往，深感荣幸。后来我在台湾多次环岛布教，宣扬影印大藏经，到各地弘法讲学，出版《释迦牟尼佛传》，发行《今日佛教》……等，他们都给予我许多支持，这些好“因”好“缘”，抵消了许多坏“因”坏“缘”，让我得以一展发扬佛教的抱负。感念于“因缘成就一切”，我发愿要时时刻刻给别人一点帮助的“因缘”，让自己也能成为别人的好“因”好“缘”。
民国四十年左右，花莲不断地发生强烈地震，天灾人祸频传，我感谢东净寺的曾普信居士平日以谦谦君子之风，待我诚信，所以除了曾在《人生杂志》上呼吁救济花莲灾民，重建东净寺之外，也为他出版《苏东坡史话》等书，让彼此都在好“因”好“缘”中来往。
当我得知林锦东被政府认为是亲日派的中坚，不被获准出国时，我作“不请之友”，多次和中央建议：“林先生实是中日友好邦交 的最佳人才。”后来中央解除禁令，让他得偿访日宿愿，我也欢喜不已。
记得有一年，彰化妈祖行香团 朝拜北港的妈祖庙，林大赓先生邀我坐三轮车，到妈祖行阵中参观，让我对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了深切的认识。为了感激他的热忱，后来我在彰化开建“福山寺”，请他担任“福山佛学院”的副院长，希望彼此的好“因”好“缘”能对彰化佛教有所贡献。
后来，屏东东山寺圆融法师、苗栗净觉院的智道法师、台中慎斋堂德熙法师、后里毗卢寺妙本法师、美浓朝元寺的善定、慧定法师、板桥菩提院的文智法师等等，都曾支助我弘法的“因缘”，我无以为报，只有努力著述，寄赠书报月刊，聊表寸心。
一九五二年，由于先有马腾居士写信邀请我前往宜兰弘法为“因”，后有李决和居士面邀驻锡宜兰为“缘”，我欣然允诺。四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年，马腾居士在冈山以八十余高龄辞世，我感念他当年给予我赴往宜兰的“因缘”，除了前去拈香祝祷冥福，吩咐佛光山都监院的满净法师、永能法师为其处理一切丧葬事宜之外，并将其灵骨安奉于佛光山，满我感谢好“因”好“缘”的心愿。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垦丁鲍园一带弘法，莲海念佛会邀我前往主持落成开光，三十多年后，我应邀为东海寺主持佛事，才知此地已有几十个寺院道场分建各处。想到佛典中描述尼拘陀树的种子虽小，长成的大树却能枝叶繁茂，蔓生四方，以此譬喻懈因缘”能得大果报，不禁深有所感：播种者植种于地，虽然不一定自己收成，但有朝一日看到浓荫伞扒，大众蒙福，也觉得欣慰无比。初到宜兰的时候，一无所有，仰赖别人给我“因缘”，自忖：“我能给别人什么『因缘』呢？”于是一得到净财，便购买《人生杂志》、《菩提树月刊》及台湾印经处出版的佛书，免费送给寺院、商店、信徒、青年，由于这些“因缘”，无形中助长宜兰读书学佛的风气，头城、罗东等地相继成立念佛会，圆明寺觉意老尼师提供草寮给我静修写作。天理堂香店的老板方铁铮先生是李决和居士的女婿，后因流通佛书与我结识，在这诸多“因缘成就”之下，李决和居士不但自己以年老之身随我出家学佛，女儿慈庄、外孙慧龙、慧传也随我剃发为僧，目前在佛光山都担任要职。
在宜兰弘法的“因缘”，除了造就了许多有为的青年僧才，与我共同开创佛教事业，除最初参与开辟佛光山的一级主管之外，在家信众方面也是人才辈出，像郑石岩教授在佛教心理学方面开创天地，利人无数；杨梓滨、张肇、张钢锤、林清志等人为佛光大学奔走筹画，克尽心力……，凡此“因缘”皆有如滚雪球一般，缘缘相续，灯灯无尽，使偏处一隅的宜兰成为台湾佛教的摇篮地，点点滴滴的往事形成延续历史的轨迹，诚为不可思议之“因缘”也。
喜舍一句受用的佛法能给人一些“因缘”，布施一声亲切的关怀能给人一些“因缘”，甚至供养一丝真诚的微笑，赠予一本浅显的佛书，都可以提供别人一些“因缘”。多少年来，在与道友、信徒的来往之中，我深深感到，不论是旧识或新知，不论是老参或新学，最重要的是彼此要互相珍惜“因缘”，唯有让心和心之间搭建起道情法爱的桥梁，才能使好“因”好“缘”绵延不断。
一九五五年，南亭、煮云法师与我等人，共同发起“影印大藏经环岛布教团 ”。一个多月来，我们搭乘板车、牛车、三轮车、火车、汽车、小船、军舰、飞机……，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鸣炮献花，甚至地方寺庙抬出神明金轿前来欢迎，以麦克风、扩声机助长热闹，只见台上、台下水乳交 融，打成一片。此后，我又多次率领学生、青年到全省镑地布教，也蒙获大家的热烈护持，让我愧不敢当。其中，有人说我成就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因缘”，但我却认为是台湾民众成就我推动佛教事业的“因缘”。
回忆四十年来，台湾佛教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因缘”际会当居首功，例如：由于电台传播“佛教之声 ”，让多少民众有了得度的“因缘”；由于詹煜斋先生每年赞助大专青年佛学奖学金的“因缘”，让全台湾的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 纷纷成立；由于朱镜宙、张少齐印经的“因缘”，多少人因此而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由于白圣法师等传戒的“因缘”，使今日出家僧尼增加；而佛光山办学的“因缘”，则使得现代的佛教教育提升层次。
佛陀出现于世，是为了一大事“因缘”──让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一千多年前，由于汉明帝夜梦金人的因缘，使大法东来，此乃东土人民的福德“因缘”成熟有以致之；二十世纪末，大法西来，让佛光普照，法水流长，又是另外一个殊胜“因缘”的到来。
早年，我来美洲创建道场时，正逢中国大陆 与亚美利坚修好时期，眼见许多留学生蜂涌到美国留学，但经济都非常拮据，我和潘孝锐先生共同成立“西来奖学金”，每人三千至一万美金不等，希望能为他们作一些“因缘”，名作家阿城、史玲玲、郭震扬等人都曾得到奖助。其中，王丹先生来美之后，拒绝外面的捐赠，却乐意接受这项奖助，可见“西来大学奖学金”是一个清净善美的“因缘”。名新闻记者卜大中先生，伦敦音乐家陈惠珊小姐，也都曾得过此一奖学金的资助。
此外，名作家北岛先生发行文学刊物，希望我有所资助，我乐见其成，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因缘”；德国汉堡大学车慧文教授在欧洲召开“国际华文会议”，希望佛光山巴黎道场能负担食宿、交 通，我感到自己能对世界华人帮助一点“因缘”，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因此慨然允诺。过去“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每年召开的大会从来没有超出亚洲范围，也未尝在台湾举行过，但第十六届却能移尊到美国西来寺举行，此后，第十八届大会，及今年(一九九八年)的第二十届大会也相继在台湾佛光山、澳洲南天寺召开，虽说为此所费不赀，但我觉得自己能参与其中，为“佛教国际化”穿针引线，尽心尽力，“因缘”殊胜难得，所以每次都怀抱着珍惜助成的心情戮力以赴，共襄盛举。
我深深感到：有“因缘”，就有希望；有“因缘”，就有方便；有“因缘”，才能成就一切。“因缘”，实在是美妙无比！所以我不时提醒自己：不但要感谢过去的“因缘”，把握现在的“因缘”，更要培养未来的“因缘”，为自他开拓光明的人生。
为了贡献一点“因缘”，让更多人有志研究佛学，我结合两岸学者编写《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为了播撒菩提种子，给予各地人士一些佛法的“因缘”，我席不暇暖，云游海内外，随喜主持佛学讲座。我在电视里主持弘法节目，有五分钟的“因缘”、有半小时的“因缘”、有一小时的“因缘”……，三十多年来，从一台到三台，从无线到有线，甚至自创“佛光卫星电视台”，播放有益身心的节目，无非都是希望观众们能得到一点善“因”善“缘”。我经常举办功德主、信徒、妇女、金刚、青年、僧伽等各种讲习 会，也是在创造各种“因缘”，让大家的人生都能有所提升进步。佛光山虽只有而立之龄，但是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国际会议已达三十次以上，主要是想给高级知识份子一些佛教的“因缘”。佛光会虽然只有七年的历史，但在海内外所举行的公益活动，不下七千次以上，主要也是希望为各地社会带来一点净化的“因缘”。
四十年来，我努力传授三皈五戒，让大家有三皈五戒的“因缘”；我在世界各道场发起短期出家修道会，让大家有短期出家的“因缘”……，直到今日，我的理念是：应以大学“因缘”得度者，即办大学而度化之；应以佛光会“因缘”得度者，即设佛光会而度之；应以寺院庵堂“因缘”得度者，即建寺院庵堂而度之；应以佛学院“因缘”得度者，即办佛学院而度之；应以美术馆“因缘”得度者，即建美术馆而度之；应以青年团 “因缘”得度者，即办青年团 而度之；应以学生会“因缘”得度者，即办学生会而度之。
佛教主张“因缘和合”，“因缘”不是单一直线的发展，而是互有影响，前因后果，左右关联，彼此呼应，重重无尽的关联。“因缘能成就一切９懂得重重无尽的“因缘”，才能有重重无尽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