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 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 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 其险污婬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 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 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 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 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 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 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 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 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 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故 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 得道，而广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 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 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 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 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 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埶，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 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 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 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 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 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 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 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 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 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 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 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 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 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 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 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 伸则伸也。
【翻译】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言谈中也耻于谈论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在以前，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它杀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在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个，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婬奢侈，这样他怎么能够为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齐桓公这样，齐国没灭亡反而称霸诸侯，这是为什么呢？”
答道：“哎呀！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灭掉他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疑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最大的明智。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曾经射了自己一箭，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耻于谈说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极其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必定能够使对方危亡，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把完备的立法制度公布天下，实行暴力的国家自然就会转变；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喜爱你，你就谨慎谦虚；君主专任自己，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君主接近自己，你就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要保持专一而不背叛；君主斥退自己，你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不独断专行；财利到来，自己的功绩尚不足以享有它，就必须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去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这样就可称为吉祥的人。《诗经》上说：“人民爱戴武王这个人，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
在天下处处能行得通的办法，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爱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