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平郧陽盗
宪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盗刘千斤反。荆、襄之上游为郧陽，郧，古麋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贼作乱，终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
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禀约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长，稍能驱役之。汉中守臣以闻，且言：“不即诛，恐有后患。”上曰：“小民为饥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诛之！”命御史金敬生抚辑。敬至，谪数人戍，余陽听抚，而大奸皆潜伏不出。寻复纵，势益滋蔓。有锦衣千户杨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众，宜选良吏赈恤其饥，渐图所以散遣之。”辞甚谆切，不报。三省长吏又多诿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乱。
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有膂力。县治门有石狮重千斤，通手举之，人因号为刘千斤。正统中，潜往襄陽房县，与僧尹天峰谋乱。成化元年，有石龙，号石和尚，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聪约子龙举事。乃于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伪号汉，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劫襄、邓境。时王恕方以副都出抚，悬榜晓谕，而未受分讨之命。贼狃为故常，不■散。恕闻于朝，曰：“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
五月，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合湖广总兵李震讨刘千斤，副都御史王恕会三师并进，捣其巢。二年春二月，擢镇守荆、襄王信为都指挥同知。刘千斤之乱，
荆、襄震惊。信度房陵险要，自率数十骑往据之。调集民兵，不满千人。贼四千余人突至，围攻之。援绝，信多张旗举火，日夜不息，历四旬。间以死士出城五六里举火炮，贼以为援兵也，惊溃，信追击大利。
三月，提督荆、襄军务兵部尚书白圭奏言：“贼首刘千斤在襄陽房县、豆沙河诸处万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议欲分兵四路：”一从南漳，一从安远，一从房县，一从■城，犄角并进，克期会剿。”上报曰：“兵不可遥制，悉如卿所议行。”
五月，兵部尚书白圭及湖广总兵都督李震帅师讨荆、襄贼，平之。先是，圭至南陽，与抚宁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贼，诱之临城，击破之。永适有疾留镇，圭与唐慎、李震、湖广巡抚王俭进兵潭头坪，林贵、鲍政自安远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挥刘清等亦自■城进兵洞庭庙。贼见势逼，千斤走寿陽，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即调兵生寿陽，截其奔轶，千斤退保大市，与龙合。都指挥田广进至雁坪，击贼败之，追及于古口山。
明日，广与诸军皆会，进攻贼阵。斩其子刘聪、伪都司苗虎一百余人。乘胜进兵，贼退入巢穴。山险，复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贼凭险为拒。时诸路兵会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闻圭来，倍奋勇。圭乃命刘清将兵千余，由间道出贼后，焚其营，而自以大军临之。圭与震、俭攻其右，王信击其左，鲍政冲其中。贼数万余迎战，顾其营火，遂惊走，蹂蹑死者无算，击斩万人。生擒刘千斤，献俘京师，与苗龙等四十人，皆磔于市。男子十岁以上者斩之，惟刘长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险。会永病愈，更帅兵搜余贼。
六月，石和尚集众千余，焚劫四川大昌县，杀夔州通判王祯。命分兵讨之。冬十月，提督湖广军务白圭诱执贼首石和尚。时石和尚、刘长子聚众巫山，圭遣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随贼向往剿之。贼
计穷食尽，乞降。圭遣指挥张英诱之，刘长子遂缚石和尚送至喜信营，受之。长子诣信营乞食，信饷之，俾居近营。既而并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其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事闻，上命搜捕余党，贼平。诸将忌张英功，讠替于朱永，谓英多获贼贿。以事捶杀之，遂班师。
十一月，磔石和尚、刘长子于市。叙平荆、襄功，进抚宁伯朱永为侯，李震兴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四年春三月，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
南陽流民。六年冬十月，荆、襄贼李胡子聚众反。先是，贼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会岁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万人。李胡子，新郑人，刘千斤余党也。千斤败，与其党王彪
走免。纠合余党小王洪、石歪专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倡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捕不获，荆、襄、南陽为之騷然。
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李胡子。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项忠至襄陽，以见卒寡弱，请调永顺等土兵。从之。诸将请速进，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盗中，不能自
脱耳。”乃驻兵分布险要，遣人持榜招谕，有能去贼自归者，禁勿杀。于是民多携老弱来归。王彪自变量十人觇军，且阻归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书白圭言：“贼党困饥寒，出于迫胁。宜敕项忠相度机势，计抚绥长策。不必调永顺、保靖土兵，以滋騷动。”忠奏曰：“贼据险在万山中，复有流民从之，患将不测。臣奉诏旨，开谕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绝，计四十余万。今若中止土兵，恐民闻之，仍怀疑惧。且王彪虽授首，而渠魁李胡子尚伏窜。设复再聚，重调为难。”上报曰：“土兵已到，严约不得扰民。其流民在山，眷恋生业，不至为非者，用心设法抚安之。”
十一月，荆、襄、南陽流贼平，进总督军务项忠右都御史，敕留抚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谕。负险不服，即纵兵剿不赦。李胡子势孤，潜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率兵追捕，遇胡子于竹山县，尽死拒敌，为官军所擒。小王洪尚有众五百，屯于钧州龙潭，亦破擒之。几遣还乡者四十万人，俘斩二千人，编戍者万余人。
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堕泪”，以嘲忠云。
十二月，都御史项忠献荆、襄俘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书陆瑜等会奏，坐罪有差。八年夏四月，给事中梁疏劾都御史项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
刘洁、总兵李震，纵杀要功。上曰：“荆、襄流民为患，中外皆以为虑。今及荡平，即议其后，非所以激劝天下也。”兵部尚书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陽功次文册，与震前后不同，请勘。”上亦不听。
五月，都御史项忠乞致仕，慰留之，召还院。先是，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谓荆、襄杀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鼻。上温旨答之。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陽，抚定流民。
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之乱因之。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乃著《流民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陽，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都御史李宾深然其说。至是流民复集如前，宾乃援洪谟说疏上之，上可焉，命杰往莅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匿聚为非。正统中，民胡忠等开垦荒田，始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处置失宜，终未安辑。今河南岁歉民饥，入山就食，势不可止，能保无后日之患？经条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曰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于总隘之处，加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
九月，都御史原杰奏言：“信陽、固始等州县，南抵蕲、黄，西接荆、襄，东连凤陽、霍丘，山势绵亘，河流四达，盗易出没。且凤陽、陈州，近皆被灾，流民载道。盗入霍丘，劫帑藏，执县官，民庶騷动，诚宜思患预防。今请于汝宁所属信陽等一十三州县，令二司巡守官选壮丁，备器械马匹。委任二官督之，缉捕盗贼。又信陽军民杂处，奸盗尤众，请调守备南陽河南都指挥官，俾得专御盗贼，禁治银洞。又商城县南接六安州二百余里，四野旷漫，而金刚台巡检司乃在县北，今请迁置县马头山。”诏悉如所言行之。
十一月，开设湖广郧陽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时都御史原杰扁置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于是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陽、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县；陕西析商县地，为商南、山陽二县，而以商县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参错以居。又即郧县城置郧陽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且立行都司、卫于郧陽，以保障控御之。经画既定，乃上其事。因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陽知府，诸州、县皆选邻境良能吏，习知其事者为之。又以地界三省，无统纪，荐御史吴道宏才望，请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抚治八郡，居郧陽。上遂擢道宏为大理少卿，代杰抚治。驰玺书赐杰召还，以为南京兵部尚书。杰劳苦成疾，南还，竟卒于驿舍。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寻以抚治郧陽大理少卿吴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陽，著为令。
谷应泰曰：郧陽斗绝，西北错处陕、蜀，南下则光、信、南陽、豫州之域。汉北楚山，又皆蜿蜒亘属，下抵凤陽、庐、霍。地扁千里，壤接数省，河流四达，复岭万里，麋罗之故国，鬻熊之边陲也。终元之世，啸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虚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终徙洛，汉不复丰，恶其渊薮，遂作丘墟。然而郧处万山，林篁丛密。地既纡回，利堪樵给。流民生长，莫隶版图，家占土田，不知租税。此亦桃源之于武陵，五丁之于蜀道矣。
流聚既多，遂生雄长，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刘通以膂力号刘千斤，石龙以妖识号石和尚。宪宗之世，潜号改元，唐、邓、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马出督，五道俱进，败之南漳，悬军深入，焚其中营。千斤献俘阙下，而临阵斩获者万有余人，蹂乱走死者不可胜算。兵威惩创，于斯烈矣。既而刘长子又有余党复聚巫山，圭发师掩捕，连营入讨。食尽援穷，诱杀渠帅，获缚者复六百余人。而上犹命纵兵诛剿，必无噍类。示不臣之炯鉴，明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胡子又以余党构乱荆、襄，项忠主剿尤力。扁召土兵，进营竹、房，陈俘二千，编戍满万。乃史称其草良民，枕藉山谷，戍多道死，尸弃江干。项羽尽屠外黄，荆楚遂筑京观。不是过也。
然而流民入山就食，云集如前。大臣悔祸，始议更张。洪谟著《流民》之说，文会有三事之陈。原杰乃披榛履险，宣布慰问。于是山东之民扶杖听诏，河北之老流涕观军。入籍者十一万三千，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各占旷土，并输赋役。割地三省，设置六县，而郧陽巍然重镇矣。郑国成渠，秦溉万顷；受降河外，唐筑三城。国宝慢藏，利器诲盗，非惟弃险，实启戎心。故一介之吏，贤于十万之师，Θ之民，胜于组练之甲。然后知饮至凯旋，称俘献庙。当时虔刘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杰崎岖布置，竟以劳卒。莱公雷竹，叔子岘碑，视死人如刈，以为己功者，吾又以杰为百世如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