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在东学党的领导下，起义者举起“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的革命旗帜，反对国内封建剥削，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6月1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
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①
中国方面，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但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②等语，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为中国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进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遣数队，速来代剿”①的正式请求，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连同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计三舰），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图南”号自大沽出发，8日抵牙山口后，换乘驳船，9日于白石浦登陆，进驻牙山。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关出发，于11日抵达朝鲜，登陆后，与聂部合屯牙山县。在派兵赴朝的同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党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已于6月2日作出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护送”公使为名，直入汉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以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基础，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辎重队、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共八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千代田”、“高雄”、“赤城”、“筑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并布设水雷障碍等。
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日军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敌制敌”，徒劳地奔波于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与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这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放弃仁川，无异于给日军提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当清朝政府以“韩乱”已息，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日本政府不仅不同意，反而无理提出于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纠纷。同时，日本政府又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常7月14日，日本政府见其陰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便照会请政府，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反诬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②，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实际上，陆奥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③随后，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25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并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战争的序幕
（一）丰岛海战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清廷不得不责令李鸿章速筹战备。7月16日，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并严厉指出：“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①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责问，只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军，即：从天津出发的盛军总统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六千余人，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领的毅军二千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千五百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总统丰升阿率领的吉军、盛军一千五百人。上述各军共约一万三千余人，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由于道路迂远，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鸿章决定从天津一带再抽兵二千余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认为“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②。因轮船招商局般只正在运载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今东沟），只得雇英商“爱仁”、“高升”、“飞鲸”三轮应急。7月21日至23日，“爱仁”载兵一千二百人，“飞鲸”载兵约五百人，“高升”载兵九百五十人，先后由大沽口开出。为保证登陆安全，由副将方伯谦率军舰“济远”、“广乙”、“威远”自威海卫开赴牙山。24日，“济远”等三舰及“爱仁”、“飞鲸”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部队登陆。
当时，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等勾结汉奸刘芬，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及航渡运载等情况，密告日军。日军决定在清军增援部队只到达一部分的时候，采取偷袭手段，不宣而战。7月2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东祐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湾搜索前进，伺机攻击。24日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这时，北洋舰队主力远在威海卫，“高升”号和运送饷械的“操江”号则已离开大沽，正在赴牙途中。当日20时和21时15分，“爱仁”、“威远”先后离牙返航，“济远”、“广乙”两舰继续帮助“飞鲸”赶卸兵马。25日晨4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广乙”两舰离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操江”掉头西归。行抵丰岛西南时，突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袭击，“济远”、“广乙”被迫还击。两舰爱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广乙”号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仅有一千零三十吨的炮舰，火力不强，开战不久即受重伤，船身倾斜，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配备有舰炮十八门，并有鱼雷发射管四个。战斗中，船舵被毁，便向西退走。日舰“吉野”尾追不舍。
9时许，正当“济远”向西退走时，“高升”号向东驶来，日舰“浪速”号鸣炮令其停航。在后面不远的“操江”号见状即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俘虏“高升”，令“秋津洲”追赶“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瑟缩不出，并下令悬挂白旗投降（一说诈降）。舰上士兵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济远”向西退却途中，曾赶上调头西返的“操江”号（因“操江”时速只有八海里），但方伯谦只顾自己逃命，致使“操江”号被日舰“秋津洲”掳去。
“高升”号上清军全体官兵面对日舰“浪速”的威逼，坚贞不屈，宁死不降。13时许，日舰“浪速”号鱼雷、舰炮齐放，“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以步槍还击。不久，“高升”号沉没，船上清军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余人后来得救外，其余全部死难。
（二）成欢之战
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日大岛旅团长率主力三千余人，携山炮八门以及辎重、电信、野战医院等，自汉城向南开进，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而丰岛偷袭，则正是为了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牙山，保证其陆路战斗的首战获胜。①
孤守牙山一带的清军（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军，共计八营，约四千一百余人）失去了与天津的联系，又鉴于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因此，由总兵聂士成率军三营，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抵距成欢四十里的振威，立即请援于叶志超。27日，营官江自康、许兆贵率队前往增援。28日晨，叶志超也赶到成欢。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势险要，建议叶志超马上前去占据。并且说：“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①这时，日军已进逼素沙场，离成欢仅十里之遥。于是，叶志超率叶玉标一营进据公州，聂士成率六营扼守成欢，另留一营守牙山。
成欢驿东西皆山，北通汉城，南达公州。北面临河，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有桥一座名“安城渡”，为南北往来隘道。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
28日夜，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一从大道进攻，钳制清军主力；一从东面迂回，进攻清军右侧。当夜，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发现日军偷袭，立即报告聂士成，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控制要点。半夜，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于光炘等奋力阻击，杀伤不少日军，使其前锋败退。可是，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而日军后队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战牺牲。29日黎明，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率主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正在这时，日军迂回部队突然袭占请军右翼之东北面山坡，并发炮轰击清军东面诸垒。经过激战，清军不支，聂士成率队退往公州。这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于是两部合军北走。
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及抵牙山，不见清军踪影，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自率大队返回汉城。
叶志超逃跑时，因害怕同日军遭遇，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经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历时近一个月。当时正逢炎夏，“残军饥疫死者相属”，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诡称“沿途叠败倭兵”。①于是清廷“论功行赏”，嘉奖员弁数百人，赏军士银二万两，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日军丰岛偷袭，并进犯驻朝清军，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反而认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②，幻想英国出面干涉。可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声称7月23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之时，即中日开战之日，“高升”号系“开战后”驶离大沽口，因此责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争，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
三、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
清政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作战事宜。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7月17日，中牟田仓之助免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二人共同辅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日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不分胜负，中日双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了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的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①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清军方面，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后党”和“帝党”两派。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以来，力图有所作为。他与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的“帝党”，竭力主战。而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慈禧与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为了保持实力，竭力主和，积极推行“屈辱求和”、“避战自保”的政策。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才临渴掘井，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①。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