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客观上是由于1864年以前清廷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太平军，只用一部分力量对付捻军和其他起义武装，使捻军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主观上则是由于捻军本身具备不少优点和特点，并在斗争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一）具有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
捻军的基本成员是身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而陷入苦难深渊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对统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因而具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在十余年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举家从军，“父兄死而子弟代”，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动人事迹。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支持着广大捻军将士不畏险恶的环境，不顾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以刀矛等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槍洋炮的清军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能“披霜踏雪，万苦不辞”，继续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二）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捻军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非但不扰民害民，而且将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所以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自己得以“因地为粮”①，“夜不扎营，散住村庄”②。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战斗，如高楼寨、灞桥、罗家集之战，都是在人民群众支援配合下取得胜利的。清军则相反，“兵勇所到之处，肆行抢掠，民间被害甚深”①，因而激起人民的反对。一些地方甚至构筑堡寨，抗拒清军，使清军难于筹集粮食，影响行军作战。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推行“筑圩”、“查圩”和坚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计隔绝捻军和人尺群众的联系，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捻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斗争，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三）实行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方针
由于地域的接近和斗争的需要，自1857年开始，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所部捻军与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实行联合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捻军来说，当雉河集等地被清军占领后，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脚跟，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对太平军来说，捻军在淮河沿岸的活动，牵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北部屏障的作用，使太平军陈、李两部得以比较放手地分别对付由湖北东进的湘军和天京外围的清军。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战，使安徽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此期间，捻军还向太平军学习了构筑防御工事等方面的技术，提高了防御作战能力。清将胜保颇为惊奇地说：捻军“挖壕筑垒迥异从前，非有粤逆消息暗通，安能如此诡谲”②。袁甲三也说：“数年以前之贼，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③太平军方面，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战场上，也注意运用捻军迂回运动战法，打了一些漂亮仗。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与赖文光、邱远才所率的西北太平军余部决定合为一体，组成一支统一的新捻军，这一决策也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如果不实行整编，各自独立作战，将很难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
捻军和太平军整编后，决定易步为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与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等条件相适应的。当时，清廷已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捻军，先是派遣僧格林沁的精锐骑兵，后又调集装备新式槍炮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淮军和湘军，在豫、皖、苏、鲁、鄂等省的地方军配合下，实行合围兜剿。而捻军兵力少，武器装备低劣，又是孤军作战。如果实行阵地防御作战，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捻军领导者决定把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充分发挥骑兵在平原旷野地区纵横驰骋的特长，实行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避敌之长，补己之短，使清军的槍炮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也弥补了捻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实行运动战的结果，使捻军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权。捻军的这一作战形式，与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武装的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战相比较，都要高出一筹。尽避后来东、西捻军先后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不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而是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无疑将会失败得更快。
二、捻军起义战争的教训
捻军起义战争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外，就政治军事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眼光短浅，组织松散，形不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的成员基本上是农民小生产者，既有反抗压迫剥削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们所在的家乡，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捻军首领中除张宗禹等个别人外，都没有文化知识，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注意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没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参加。因此，他们的政治眼光比较短浅，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目标，并教育动员广大捻军将士和农民群众为此而奋斗，而是长期局限于解决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这就必然影响到建军、作战和内部团结等一系列问题。正由于捻军首领们不能在斗争中努力提高目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军事斗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高度，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争取友军，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因而不可能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帮命战争的胜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捻军“装旗”出征，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物资，目的既达，便返回故乡，各自归家。这种“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况，不仅在初期普遍存在，后来淮北各支捻军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过程中，仍然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就影响了革命军队的建设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并丧失了许多有利的作战歼敌时机。
捻军不仅受小生产者狭隘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这既是它不能与太平军达成真正的联合（“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组织松散的根源所在。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以来“各统其众，各居其巢”①，独立战守，互不统属，互不协同配合。有的则时合时分，分多于合。雉河集会盟，反映了一些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却提不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措施，甚至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简单从事，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不能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捻军的数量虽多，却形不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清军，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雉河集的几次失守，许多捻军圩寨的被各个攻破，以致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着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
从1853年至1857年初，捻军的力量发展很快，而当时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对付太平军，只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对付捻军，清军在豫、皖、苏、鲁边界地区，只能固守少数据点，形势对捻军非常有利。如果当时有几支比较有战斗力的捻军，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对固守孤立据点的清军或长围久困，或一面围城一面打援，或把清军诱出城外，寻机加以歼灭，则将大大有利于尔后的作战。这一时机的丧失，无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东的单县、鱼台、金乡、曹县，江苏的砀山、丰县、萧县等地，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当时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由于捻军的不少重要成员参加过贩运私盐和一开始就热衷于外出“打粮”等活动，因而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白白地丧失了几个有利时机。一是从起义到1857年前，没有趁清军力量薄弱之机，在起义地区建立农民政权，着力于摧毁清军的少数据点，消灭地主团练武装。二是当胜保、袁甲三等率清军南下淮河流域进攻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时，淮北的捻军在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的过程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使当地的清军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义不断发生，但没有与当地的起义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团练武装的日益嚣张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结果在僧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实行运动战，虽然歼灭了被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军，以后又屡败湘、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虽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敌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三）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战略指导上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在后期将部队分为东、西两支。当时，捻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又处于优势清军的围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分出一支部队前往远离中原战场的西北地区，使两支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给清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捻军应该集中兵力，而绝不应分散兵力，最多只能实行近距离的分兵，即以一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据守点、线的清军，主要兵力用于寻找机会，逐一围歼尾追的清军。坚持实行这种战法，积以时日，尚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则应集中兵力，及早入陕进川，利用当地的山险，人民的支援和清军兵力薄弱等有利条件，开辟一个新的地区。这样，坚持斗争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赖文光曾率太平军到陕西活动，当清军围攻天京时，终因距离过远而无法救援。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仍然决定分兵入陕，而且还认为这样可以造成“犄角之势”，实在是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
捻军领导者始终把解决粮食问题看得重于一切，这也是不妥当的。淮北捻军只顾外出“打粮”，而不顾家乡的安危；后来的东、西捻军，也因就粮于富庶地区，而不顾敌情、地形等其他重要条件，结果误入绝地，被敌所困，加速了自己的败亡。这都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
捻军领导者在作战指挥上的失策也是不少的。在初期，捻军曾多次包围归德城，由于武器装备低劣，没有强攻坚城，这是对的。但不懂得利用围城达到伏击援军的目的，往往一闻援兵到来，不管是多是少，便撤围他走。在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时期，捻军攻占了几座城市，便由流动作战转为分兵守点，当清军进攻时，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结果被动挨打，所据城市逐一丢失。当曾国藩、李鸿章等实行“聚兵防河”，“扼地兜剿”时，捻军设法突出清军的包围圈是正确的，但在突围作战中，缺乏计划性，表现得惊慌失措，盲目地东闯西突，以致渡河作战一再受挫。如果指挥员镇定沉着，一方面对尾随的清军杀几个回马槍，使其不敢紧追不舍，一方面作好渡河作战的侦察和船筏等物资的准备，找到清军河防的薄弱环节，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迅速抢渡，或集中兵力强行渡河，还是有可能突破清军的运河、黄河等防线的。当时，捻军中流传着“不怕打而怕围”①的说法，这既反映了捻军敢于同清军近战拚搏，又反映了捻军对清军的围堵存在着恐惧心理。正是这种恐惧心理，导致了渡河突围作战的无计划性。张宗禹虽然一度表现为骄傲轻敌，但当几次突围受挫时，马上转为丧失信心，盲目行动，最后造成西捻军的全军覆灭。
（四）忽视部队内部的纯洁工作
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如六安、霍丘和凤陽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僧格林沁军进攻雉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主要捻军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捻军的成份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人在清军剿抚兼施，特别是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动摇变节。二是捻军的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清朝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三是一些主要捻军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仅要有不畏艰难险阻，与反动统治阶级斗争到底的坚强革命精神，而且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当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捻军对团练头子苗沛霖等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在阶级矛盾激化，清王朝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出现象团练头子苗沛霖这样的两面派人物，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苗所代表的始终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他与清王朝之间不过是狗咬狗的矛盾，但与人民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一开始就是进攻捻军起家的。农民起义军对待这种人物，当他开始联合清军进攻捻军的时候，就应该坚决予以打击，特别是当其羽毛未丰的时候，应决心将其消灭，或分化其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扩大占领区，消除心腹之患。当苗的实力已经强大，难于一下子把他消灭，并在表面上愿意联合反清时，捻军和太平军可以与他采取某些联合行动，共同对付进攻的清军。但必须时刻防止他反戈相击，背后插刀，避免处于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的困境。由于张乐行、陈玉成等政治警惕性不高，缺乏对付两面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上当吃亏。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