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区就有捻党的活动，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县）、雉河集（今涡陽）、蒙城、宿州（今宿县）、颍州（今阜陽）和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尤为活跃。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在皖北一带的方言中，称一部分、一支、一股为“一捻”，因而习惯地把这种分散活动的小集团称为“捻子”。
皖北河流纵横交错，具有较好的运输和灌溉条件。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败，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横溢，泛滥成灾。1841年至1844年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洪水经涡河奔腾下泻，使亳州、蒙城一带几度成为泽国，不少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灾，以致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以死人肉充饥等惨不忍睹的景象。然而，当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抢险赈灾、休养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结豪绅、地主，强迫农民照旧完粮纳税，并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连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以至婚丧嫁娶等都要纳税。官府横征暴敛，凶狠异常，“差役横行，甲于他时①。
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迫使皖北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起而反抗。许多城镇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船夫、码头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差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处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党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此外，皖北一带有不少人结捻进行贩盐活动，组织了不少保运私盐的武装集团，和盐巡作斗争。这些集团经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远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与那里的人民发生联系，对当地的捻党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北方捻党活动更趋活跃。“河南之归（归德府，治今商丘）、陈（陈州府，治今淮陽）、南（南陽府，治今南陽市）、汝（汝宁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苏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东之兖（兖州府，治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临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泽），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凤陽府，治今凤陽西）、颍（颍州府，治今阜陽）、泗（泗州，治今泗县）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①当时，比较著名的捻党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陽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处，有张乐行、龚得树（龚得）等于1852年11月以雉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李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其总首领。此后，捻党起义武装多以“捻军”称之。
1853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陽、蒙城、亳州，进而占领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党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比较大股的有：永城的苏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陽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捻党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给太平军当向导，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张乐行①、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