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等）经过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常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
由于战争频繁，战争的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的常备军不断增加。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约有二百万军队（战时倍之），其中为数五十万以上的有法国和俄国。英国当时主要是海上强国，陆军约有十四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二十万左右。鸦片战争前，欧洲除英国外，各主要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各国普遍设立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法国曾规定所有军官都要经过军事学校训练。平时，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也有的编基干军；军（军团）、师、旅的建制多半在战时才采用。步兵一般以营为基本战术单位，编制人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英军每营有十个连，每连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军每营六个连，每连人数不等。骑兵一般以连为基本战术单位。
在武器装备方面，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都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英国已发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弹）；火炮的有效射程达到千余米。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能大大增强，逐渐成为西欧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会战中，双方各自动用的火炮达四五百门之多。步槍的改进则比较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始终以前装滑膛为基本型式。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伦司威克式步槍，也都是滑膛槍，有效射程为三百米左右。
为适应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海军。自1807年美国发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1]以后，英国于1827年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这种舰只可以不受风向和水的流向的影响，从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由于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了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大受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作战时易被敌方炮火击中，因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明轮舰只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战列舰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火炮，发射三十二磅炮弹，舰首和舰尾装有可发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英国是海军发展最快的国家，1836年时，已拥有大小舰艇五百六十艘，并积累了许多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成为称霸世界的最大的海军强国。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装备有先进的军舰、大炮和具有战争经验的侵略军，实行炮舰政策，到处横冲直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大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国家，有的已经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中国也早已成为它们觊觎的对象。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扩张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时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清朝封建统治者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①，社会渐趋安定。与此同时，清军经过断续百余年的征战，平息了分裂叛乱，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使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趋向腐败，整个统治机构变得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场贪污成风，豪门贵族巧取豪夺，皇室骄奢婬逸，挥金如土，加上浩大的军政开支，造成国库日益空虚。到嘉庆（1796—1820年）时，国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土地兼并不断扩大，贵族官吏贪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满族统治者虽然口称“满汉一家”，实际上是以满族为主，联合蒙族压迫汉族，联合蒙、汉贵族和大地主压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义，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的白莲教起义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在军事上的表现，主要是军制的落后和军备的日益废弛。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经制之兵，由八旗①和绿营②两大部分组成。八旗兵在入关前后是比较骁勇善战的。但自满族地主阶级掌握全国的统治权以后，可以世袭的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享有优厚的薪饷，还有俸地和种种特权，养尊处优的特殊地位使这支部队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乱”时，清政府先调用八旗兵，结果师久无功，最后只得改用绿营兵打头阵。清代中叶以后，征战之事，就全赖绿营兵了。绿营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许多问题，加之乾隆以后，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战斗力不断下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白莲教起义武装作战表明，绿营和八旗一样，战斗力已经很低。此后，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壮，组成团练武装，对付人民起义。
清统治者长期把骑射奉为“祖训”，制造火器的技术停滞不前，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军队。西欧陆军在十八世纪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军则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部队装备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直至1836年，清统治者才提出“军储利器，槍炮为先”③，但不久又继续强调“槍箭并重，不容偏废”④。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落后状态。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万常备军，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弁，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至于部队训练，虽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
除军队建设问题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因而在设防的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点一直在东南、西北和西南，因而这些地区逐渐成了设防的重点。固然，上述设防重点地区的军队也负有防外的任务，但主要任务还是防内。从水师建设和沿海设防情况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清政府虽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以防外敌入侵。但就整个水师而言，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正因为这样，在战船的制作上不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战，而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十九世纪初期，清军水师的外海战船共有八百九十余艘，数量比英国的战舰还要多，但质量却相差甚远。军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还源于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由于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缺乏认识，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军事上认真进行对付外敌的准备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军事日趋衰败，又不重视对外设防，因此，当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就难以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