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严密地说，就是广泛摘抄群籍，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的工具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直到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书不仅可供旧时学人查阅各种资料，能起今天“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所摘录的古书多半已经亡佚，所以在现代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可是，类书的起源在什么时候，是哪一部书，却还是文献学家争论未定的问题。一般认为，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所敕编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皇览，就是”皇王省览“的意思。后来唐太宗因为书籍太多，难于遍读，遂命萧德言等撰集《群书治安》，也是这种办法，只是体例有所不同。所以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惜这部书早已亡佚，到了唐代，只存何承天、徐爱两家的抄本；宋代则连这两种抄本也都散失。后来虽有辑本，更是少得可怜。
正因为这部书早已亡佚，后人未能见到，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十四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征票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将类书的起源推迟到六朝，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后来，又有将它推前到战国末期的，并且认为《吕氏春秋》才是类书所托始，其说起于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接着，辑佚名家马国翰又推广此意，以为“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从《吕氏春秋》直到《淮南子》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记》、《新序》、《说苑》都是类书。（见《玉函山房文集》卷三）这是第三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尤其是第三种说法自然要引起争议，并且得出另一种结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既以“国翰学殖浮浅，文尤庸劣”，更以“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最后的结论是：“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又在《中国文献学》中说：“谈到中国的类书，应该从《尔雅》算起。至于由最高统治者组织人力，编纂类书，以供自己阅览，那才是从魏文帝时的《皇览》开始的。”这是第四种说法。
不过，对张舜徽的这个意见也有不同看法的。例如胡道静的《中国古代的类书》虽承认“此说有其‘类书起源论’的一部分道理”，但“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只有刘叶秋的《类书简说》即上溯《尔雅》，并谓“它的分门别类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而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则只主张应从《皇览》开始，不杂他说。因此，类书到底应断自何
时何书，像古代辞书一类的《尔雅》和古代子书一类的《吕氏春秋》，是否也能够视为“类书”，或者说“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钱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