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基础理论著作，洋洋20万言，集中国古代医学经验之大成，开中医理论体系之先河，历来为医家所推崇，至今仍被列为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必读的经典性著作。但是，就是这样一部著名的古代医经，它的成书年代，却从古到今，众说不一。
考《黄帝内经》的书名，在现存的所有史书中，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而《黄帝外经》则早已亡佚。《汉书》是东汉班固所撰，但是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是以西汉末年刘散（？—公元23年）的《七略》为底本的。西晋时的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在所著《针灸甲乙经。自序》中写道：“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可见，在刘歆的《七略》中，肯定已经提到了《黄帝内经》。由此推断，《黄帝内经》最迟在西汉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纪末已经成书问世。这是《黄帝内经》成书的最后年限。
那么《黄帝内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呢？会不会更早一些呢？历代学者对此一直有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时代（公元前26～前22世纪）的作品，如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之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度，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北宋时的高
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昔黄帝……坐于明堂之上，……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
但是，黄帝、雷公都是传说中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人物，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产生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科学著作。因此，另一些学者主张：《黄帝经内》成书于周秦之际（公元前11世纪—前3世纪）。明代胡应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医方等录，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惊世，窃附黄岐耳”，“《素问》精深，《陰符》奇奥，虽非轩后，非秦后书”。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原本残阙，冰采《陰陽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
现代的医史专著或教材中，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甄志亚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就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卷之八下《心学》第十二说：“《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陰符》，七国时书也。”宋代理学家程颖在《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中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也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现代学者龙伯坚在《黄帝内经概论》一书中，任应秋先生在《内经研究论丛》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素问》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帝内经》只能成书于西汉时期。刘长林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中，吴文鼎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年第9期上发表的《〈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一文都作如是观。其主要理由是：《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此其一；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此其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陽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此其三。
综上所述，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历史问题。
（冯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