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引《诗》十分普遍，但当时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的，还没有认识到它真正的文学价值，所以对它的作者、编定者、编著年代等问题，不大可能进行探讨。直到汉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才对春秋、战国以及上古时代的文化作了一番理论上的总结。他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他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中述殷，……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台《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自此，这种观点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不断补充、发展。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柄家有1800多，一国献一诗，也有1800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10个、20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3000.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3000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最早对“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他认为“《书经》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于是，到宋代就形成了反对“删诗说”之风。近代的顾颉罢、钱玄同、范文澜等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有：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15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内容），而乐主要指乐曲（形式）。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婬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禛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300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槍舌剑，论战了1000多年，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抠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
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郑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