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发达于中国。曾几何时，国内名山大刹林立，僧徒众多，善男信女，络绎往返，佛殿门前，香火不绝。但是，你可曾知道：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最早记载佛教初入中土的可靠文献是曹魏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内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月氏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晋，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刘宋时和尚宗炳认为：“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宗炳虽仍泛指西汉末年佛教已经传入，但比元寿元年却提前了许多年。这还不算，宗炳还暗示人们“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帝已知道佛教的劫烧说。以后，《魏书。释老志》根据伪作《汉武故事》也说汉武帝元狩中（前122年至前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神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而且，《释老志》还根据《史记。大宛传》说，张骞出使大夏，始闻浮屠之教，证明汉武帝时佛教已入中国。
更有甚者，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提出公元前218年即秦始皇时就有利防等18个和尚带着佛经教化始皇。而唐代和尚法琳认为此说出自三国时僧人道安、朱士行等《经录》，因而最有道理。
其实，晋代王嘉《拾遗记》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得更早，他认为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05年），就有身毒国道人尸罗入朝，荷锡持瓶，“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但《晋书》已责其事多诡怪，不足为凭，考诸史实，昭王虽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然而并没有关于外来僧人的记载。前面提到过的宗炳也曾谈及佛教先秦传入说，他在《明佛论》中转引西域名僧佛图澄对石虎的一段话：“临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犹有形像承露盘处，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石虎依言求之，一一应验。
宗炳的话不可信。例如他还说过，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之国，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为如来佛的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间于三皇五帝之时，显然为荒诞无稽之言。
此类情况并非一例。古来一些佛教徒为了争得佛教的统治地位，一直在编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比道教始祖老子资格更老，佛教早已传入中国的假话。最典型的是唐代和尚法琳，他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根据伪书《周书异记》，认为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年）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以此断言为释迦牟尼诞生之年。唐代另一个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更明说周穆王时有化人入华，云是佛神，佛教在西周时已传入中国。道宣还认为，假如上说不能成立，那么根据《列子。仲尼篇》“丘闻西方有圣人焉”，说明孔子知道佛教不容置疑。其实，《列子》为魏晋人伪造，自不待言，即使保存先秦时代某些内容，也毕竟是一种寓言。
佛教的输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上述诸种说法歧义叠现，那么，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一般同意佛教于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的说法。此说最早见于东汉时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序》：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说：西方有得道者，其名号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于是，明帝派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陽，明帝遂为他们建立精舍白马寺。
不过，一些学者虽然倾向于这种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仍有疑问。第一，所谓感梦遣使，显然是一种带有神奇色彩的传闻。第二，关于汉明帝求法年代，西晋道士王浮《老子化胡经》作永平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乃还。“南北朝时出现的伪书《汉法本内传》作永平三年感梦遣使。其余各家大都不记年代。第三，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骞等“，《四十二章经序》及东汉末牟融《理惑论》作”张骞、秦景、王遵等“，南齐王琰《冥祥记》作”蔡愔“，另外几家干脆不载使者名字。张骞西汉人，如何会被东汉明帝派去西域取经？第四，关于佛典的传译，王浮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写取佛教四十二章，译事及译人都没有说；《冥祥记》只说画释迦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记录》只说”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陽“，未提竺法兰；《高僧传》、《释老志》等说法也很模糊，直到隋《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并成为后来传说的张本。有鉴于上述疑点，现代佛教史家怀疑，汉明帝是否有求法事？摩腾、竺法兰是否实有其人？《四十二章经》是否汉代所译，是译本抑或抄本？《理惑论》是否汉代所撰，撰者是否牟融？这些疑问都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