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焦山景色秀丽，自古为文人墨客流连之胜地。山岩现存历代名人题记刻石，以《瘗（yì）鹤铭》名震中外，被誉为“大字之祖”、“书家之雄”。此铭原刻在焦山之足，不知何时崩裂。因常年淹没波涛之中，人们只能伺冬春之交水落时，于石隙间摹拓而传之。金石学者以所得字，补全原文。铭文称：“华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言壬辰岁于华亭（今上海松江县）得一鹤，甲午岁天折於朱方（今江苏镇江市），养鹤人把它埋葬并撰铭勒石。由于撰书者没有披露姓氏而托名仙侣，没有披露年代而只记有干支，因此给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考据者众说纷坛，几成讼事，而争议至今仍无定论。一说书者为王羲之。《瘗鹤铭》著录入书最早为唐孙处玄所撰《润州图经》，此书南宋时失传。据欧陽修《集古录》引：“按《润州图经》，昔传为王羲之书。”但欧陽修并不信此说，他紧接上文道：“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黄庭坚则特别赞赏此铭：“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陽公以鲁公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题〈瘗鹤铭〉后》）
北宋苏子美、南宋赵溍、元郝经伯、明袁中道，清圣祖、清高宗、吴云、钱升诸人都持此说，其原因大抵如袁中道所称：“鲁直於书学极深，似有可凭，近世名士以为据。”
对王羲之书持异议者有三，一是蔡襄：“瘗鹤文非逸少字，……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忠惠集》）；是黄伯思，以王羲之经历与铭文中干支相对照，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羲之年方32岁，不应自称真逸。三是鹤铭中“雷门去鼓”的典故出自《临海记》：“昔有鹤晨飞人会稽雷门鼓中，于鼓声闻洛陽，孙恩砍鼓，鹤乃飞去”。刘昌诗引此典故，以为“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隆安三年，砍鼓必在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芦浦笔记》）
二说书者为梁代陶宏景（456—536年）。此说先由黄伯思提出，其《东观余论》中论辨甚详。此说未有马子严、曹士冕、蔡修、胡仔、刘昌诗，元有陆友、陶宗仪、柳贯，明有都穆、顾元庆、王世贞，清有顾炎武、孙克宏、程康庄、林侗，王士禛、王昶、孙星衍等人赞附，如翁方纲所言，“以为陶隐居者，……凡数十家”，（《铭出陶贞白辨》）主要依据如下几点：一、就书法而言，黄伯思称：“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宏景”。
马子严云：“近观陶隐居诸刻，反复详辨，乃知此铭真陶所书，前辈所称者众矣，惟长睿之说得之。”（《焦山志。马子严题》）曹士冕云：“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华陽真逸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陽馆帖参校，然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精矣。”（《法帖谱系》）清人顾炎武、王昶都以陶书与鹤铭相似而认为铭为陶书无疑。
二、就别号而言，黄伯思以陶“自称华陽隐居；今曰‘真逸’音，岂其别号与？”蔡修云：“予读《道藏》，陶隐居号华陽真人，晚号华陽真逸。”（《西清诗话》）胡仔引《西清诗话》并加考证。刘昌诗称：“渔隐考订华陽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王世贞也认为胡仔论辨“似更有据”，又明人周晖《金陵琐事》引称：“唐。李石《续博物志》云：”陶隐居书《瘗鹤铭》‘。“王士禛《香祖笔记》中称：”顾元庆作铭考，历引诸说，而未及引此证之。“并直言鹤铭为陶所书。
三、就干支推论，黄伯思云：“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黄又以铭文中干支与陶宏景经历相对照，千辰岁为大监十一年、甲午为天监十三年，其时陶宏景正在华陽。董逌、柳贯均引此说。程康庄则进一步指出：“华陽在润州境内，焦山相去颇近，自属其杖履间物，当其往来幽境，欲借名山以传，姑秘其名字，令后人摸索得之……考贞白昔欲上升，颇以名心为累。”
（《跋瘗鹤铭》）
对陶宏景一说，亦有异议者，如董逌虽全文引黄伯思的见解，但认为“茅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广川书跋》）董文敏则认为：“昔人以《瘗鹤铭》为陶隐居书，谓与华陽帖相类，然华陽是率更笔，文氏停云帖误标之耳。”（瓮方纲引《容台集》）
三说为唐代王琐（贞观间人）、顾况（727—815年）、皮日休（834—883年）书。
王瓒说由章惇提出，蔡佑赞成此说：“……世因谓羲之书，虽前辈名贤皆无异论，独章子厚丞相不以为然。……其侧复有司兵参军王瓒题名小字数十，与《瘗鹤铭》字画一同，虽无岁月可考，官称乃唐人，则章丞相可谓明鉴也。”（《焦山志》引《蔡佑杂记》）刘无言亦疑为王瓒书。但黄伯思认为王瓒字画“虽颇似《瘗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瓒书误矣。”顾况说。沈括直指为顾况书。欧陽修《集古录。跋尾真迹》中称：“或云华陽真逸是顾况代号，铭其所作也。”但又在《集古录。跋尾集本》中改变说法：“华陽真逸是顾况代号，今不敢遽以为况者，碑无年月，疑前后有人同斯号也”。赵明诚则提出异议：“欧陽公《集古录》云：华陽真逸是顾况代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陽山人尔，不知欧公何所据也。”（《金石录》）没有人正面回答赵明诚的质疑，却有人重复顾况道号为华陽真逸，或认为铭为顾况书，如袁中道、焦竑、朱彝尊诸人。
对于顾况书之说，董逌称：“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列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广川书跋》）又谈，此诗即王瓒所书者。皮日休说。至清代始由程南耕提出，袁枚深信不疑，为之作跋，何焯、丁敬更引皮诗作证。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是以皮日休经历与铭文干支相对照，“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二是皮日休“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自序其诗：’华亭鹤闻之旧矣，今来吴以钱半千，得鹤一只，养经岁而卒，悼以诗。“
陆龟蒙和诗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据也，”（袁枚《随园随笔补》）三是“集内与茅山广文南陽博士诗皆不书姓氏……集内他处，称丙戌岁，庚寅岁，皆不书年号“。（汪大成《跋汪退谷瘗鹤铭初稿》）对于此说，翁方纲认为：”袭美在吴壬辰、甲午之年，去欧、黄时才二百年，不应以二公博古者，致多考据之异。“”夫《润州图经》已相传为王右军书，此书已是唐人所作，则岂有皮袭美之理乎？“对皮诗中悼鹤诗及序，翁方纲解释为”盖皮、陆作诗时，同在吴中，必熟知是铭之梗概，故两人屡用于篇中，并非实有勒铭之事“。（《瘗鹤铭非出晚唐辨》）
近几年《瘗鹤铭》的研究复又引起各界的兴趣，倾向陶宏景说居多，也有王羲之、皮日休以至中唐无名氏之说。目前尚处在各抒己见阶段。如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辨异证同和补遗、纠缪方面下一番功夫，《瘗鹤铭》所包藏的奥秘是可以揭晓的。
（殷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