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末期），中原大地，战事连年，兵戈扰攘，天灾频仍，瘟疫四起，民不聊生。据《后汉书》载：汉灵帝建宁四年到中平二年（171—185年）之间，就流行过五次大疫。穷苦的百姓，只要染上疾病，其死亡者，三分有二，而死于伤寒者（中医指一切外感热病，包括各种流行病）
十居其七。真是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对于瘟疫，当时的医生“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他们墨守成规，束手无策，而巫术迷信却乘机盛行于世。
这时有一位青年人，感愤于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士大夫们一心追逐荣华富贵，轻视医术的局面，“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抛弃仕途，发愤钻研医学理论，写了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临症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从而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青年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名医张机（字仲景，约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首次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据明代李濂《医史》载：名医华佗拜读此书后，曾拍案叫绝：“此真活人书也！”1700年过去了，后代医家至今仍在运用辨证诊治的原则来诊断和医治疾病。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人尊为“医中之圣”。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中轻视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和古代史家的疏忽，在正史中，如《后汉书》、《三国志》等，竟找不到有关张仲景生平的只字片语，更不用说为其立传了。这样就为后人研究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留下了一些悬而未解的“千古之谜”。例如，张仲景的故里在何处？他是否出任过长沙太守？如此等等，都是学术史上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关于张仲景故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南陽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一带）。但是古代的南陽郡辖有36个县，张氏故里究系南陽郡何县呢？历来说法不一：一、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县）。赵璞珊的《中国古代医学》和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都持这一观点。二、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邓县）。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廖国玉的《张仲景故里涅陽考》（《中医杂志》1982年第2期）都作如是观。廖国玉认为，根据《水经注》、《明嘉靖南陽府志》、《清乾隆邓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析，古代的涅陽又谓邓州，即今河南省南陽地区的邓县，涅陽在成名之后，一直属邓州所辖。1964年当地群众在邓县穰东镇曾挖出一个铜壶，上刻“涅陽”二字。因此，张氏故里应为邓县穰东镇。三、南陽郡蔡陽（即今湖北省枣陽县）。范行准在《张仲景传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3期）
一文中持这一观点。四、南陽郡棘陽（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尚启东的《张仲景传略考》（载《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6期）和杜雨茂的《关于张仲景生平一些问题的探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都坚持这一论点，尚启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引《湖广旧志》说：“张机字仲景，南陽棘陽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名流列传》引《密陽府志》记载相同。另外，《太平御览。何颙别传》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何颙为南陽郡襄乡人（今湖北省枣陽县东北），何氏与张氏同一郡而不同一县，且“总角”为10岁左右幼童未冠之称。古时交通不便，孩儿不能远行，可见两人相隔一定不远。据考：东汉时襄乡、棘陽二县是接壤的。因此，张仲景为棘陽人是可信的。
关于张仲景是否当过长沙太守，学者们的观点不同，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肯定论：如廖国玉在《张仲景官居长沙太守的三项根据》（《中医杂志》1982年第4期）中认为：张氏任长沙太守是历史的事实。理由是：首先在历代医籍中有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年间，林仁等奉诏校正医书，在序言中引了唐《名医录》的论述，认为张氏“官至长沙太守”。此序是向皇帝写的奏章，因此是可信的。其次地方志史料中也有记载。如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康熙《长沙府志》以及明清时期的《南陽府志》、《邓州志》中，都有张仲景守长沙的记载，最后，1981年11月，在南陽医圣祠发现了据说是晋代的石碑，上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
否定论：如裘沛然在《张仲景守长沙说的商讨》（《新中医》1984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张仲景守长沙是出于后人的伪托。理由是：一、所谓发现的晋代古石碑，据考证，碑为东晋古物之说难以成立。尊仲景为医圣之称，最早未早于宋代，这一尊称直到清代才为众口所归。晋代仲景何来医圣之称？
可见立此碑的年代最早不越宋元，可能还要晚些。二、根据史料分析，东汉年间历届长沙太守中并无仲景之名，且从时间上看来也不可能由仲景任职。三、晋唐医籍，如王叔和之《脉经》、皇甫谧之《甲乙经》等等，都离仲景不远，但都未提其守长沙之事。四、仲景在其所述《自序》中，对仕官的鄙视和淡漠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当太守了。
（冯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