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进行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反对。下诏变法才一百余天，慈禧太后再次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重新临朝听政，这就是对晚清政局颇有影响的戊戌政变。由于这是一次宫廷政变，知晓内幕者甚少，加上有关著录诸多曲述，所以关于这次政变的真相，还有不少至今未解开的谜。政变发生的日期，即是其中之一。
关于戊戌政变发生的日期，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八月初四日（9月19日）政变说、初五日（9月20日）政变说和初六日（9月21日）政变说。翰林院侍讲恽毓鼎于清朝最后一年将所见所闻纂成《崇陵传信录》。据此书记载，戊戌年八月初四日黎明，光绪皇帝诣慈禧太后住处颐和园请安，而太后己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慈禧太后抵光绪皇帝住的大内养心殿，尽括章疏，携之以去，怒诘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皇帝战栗不发一语，良久才嗫嚅着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皇帝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政变发生。此为初四日政变说的主要依据。作者恽毓鼎曾事光绪帝19年，“传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是书记述清宫内幕甚多，为研究清末统治集团活动的重要资料，信者不少。颇有影响的史学家李剑农所著《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即采此说。
与康有为至交笃谊的同乡张荫桓，戊戌政变时为户部侍郎，他被牵连获罪，流戍新疆。途中，对解差王庆保、曹景郕谈及不少变法之事，王、曹据以整理成《驿舍探幽录》刊行。此书说初五日这一天，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觐见光绪皇帝时，由张荫桓带领，到班时，张向伊藤拉手；上殿时，对答词毕，又挽伊藤之袖。拉手、挽袖本为外国礼节，而此时西太后正躲在帘幕之后，这一切都被她偷听偷看了，她怀疑其中有诈。燕谷老人张鸿的小说《续孽海花》还明确描写：这天早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住所赶回皇官，搜检光绪帝文件，当晚发生政变。台湾学者萧一山据此推断当日发生了政变。
（见《戊戌政变的真相》）
比较流行的是初六日政变说。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以及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等都是如此记述的。史学界的老前辈范文澜、郭沫若、胡绳等的著作都主此说。研究生房德邻的硕士论文《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挖掘了不少新材料，进一步证明政变确于初六日发生。
光绪皇帝亲政时有行动自由和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这一天之后，光绪皇帝已无独立批阅奏章的权力。政变前，光绪皇帝处理政事是在大内乾清宫或颐和园仁寿殿，这一天发布的《吁恳慈恩训政诏》却规定“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即在中南海仪鸾殿（今怀仁堂）随同太后办事了。这一天开始，光绪皇帝的住处也发生了变化，即由通常住的大内养心殿，搬到了涵元殿。涵元殿在名为南海的大内离宫中心赢台，这里四面皆水，有一板桥以通出入，由慈禧太后信任内监十余人监守。房德邻并且认为：初六日政变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关系。慈禧太后得知密告是在初六夜晚，而政变在此日一早便已发生。
在维新过程中，光绪皇帝罢黜顽固派官僚礼部尚书怀塔布，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满和惊惧。及至八月初三日，李鸿章的儿女亲家杨崇伊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说康有为兄弟“引入内廷”，并“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还要将政柄拱手让与东洋前相伊藤博文，触及慈禧太后痛处，于是决定发动政变。初四日她从颐和园回宫，作了一番布置，为避免政局震荡并稳往光绪皇帝，故意放出消息说：将于初六日仍回颐和园。初六日卯初二刻，尚蒙在鼓里的光绪皇帝，按原计划准时到中和殿看祝版（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阅毕出殿，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他引到慈禧太后处。慈禧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遂发动了政变，将光绪皇帝幽禁于南海瀛台涵元殿。（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周俊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