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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白话文》庾肩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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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肩吾字慎之,八岁就能赋诗,兄长庾於陵对他十分友爱。起初他担任晋安王的国常侍,晋安王常常迁移守地,庾肩吾一直跟随迁移。在雍州,他被任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詀、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录众多典籍,供给很多果品,号为高斋学士。晋安王做了皇太子,庾肩吾兼东宫通事舍人。后来担任湘东王录事、咨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简文帝创建了文德省,设置了学士,庾肩吾的儿子庾信、徐詀的儿子徐陵、吴郡的张长公、北地的傅弘、东海的鲍至等人成为其中的人选。齐朝永明年间(483~493),王融、谢緿、沈约在文章中开始使用四声,作为创新,到了这时,转而拘守声韵,更加靡丽,超过了以往。简文帝在给湘东王的信中论述道:

“近来见京城的文体,钝弱超过往常,比着学习浮华,争相讲求舒缓,既不同于比兴,也背离了《风》《騷》。六典三礼,使用则有地方,吉凶嘉宾,运用也有处所,不曾听说吟咏性情,反而模拟《内则》之篇,执笔写史,又去依照《酒诰》之作。迟迟春日,反而去学《归藏》,湛湛江水,却是如同《大传》。

“我既然在写文章方面很笨拙,不敢轻易地有所指责,只是以当代的作品,依次与古代的才士相比,远有杨、马、曹、王,近有潘、陆、颜、谢,看他们的遣词用心,全不相似。如果以今天的文章为是,那么就是过去的贤人为非,如果认为过去的贤士可以称扬,那么今天的文体就该抛弃。如果说他们都是各怀己见,则不敢赞同。又当时有效法谢康乐、裴鸿胪文章的,也对他们很有疑惑。为什么呢?谢氏吐言高拔,出于自然,时而有不够严谨的,是他的糟粕。裴氏则是良史之才,完全没有篇章的美感。这就是学谢而没有得到他的精华,只是得了他的冗长;学裴则弃绝了他的所长,只得了他的所短。谢固然是精巧而不可效法,裴也是质朴而不应羡慕。所以心猜臆断之属,好名忘实之类,追随谢氏,哪是三千弟子所能赶上,遵从裴氏,害怕两唐不能流传。所以玉徽金铣,反而被不识货的人所鄙视,《巴人》《下俚》,更能为郢城中的人所爱听。《陽春》曲高而不能唱和,妙声断绝而无法寻找。竟然不精细探讨,衡量文雅质朴,虽然有异巧之心,但终究愧于高手。所以手握珍宝怀藏美玉之士,望着郑国而知道退返;头戴章甫脚穿翠履之人,远见闽乡而深长叹息。诗歌已是这样,散文却又相同。只是墨汁不会言语,要受他们渲染,纸张没有情感,任凭他们叠画。太厉害了,文章的邪道横流,竟到了这种地步!

“就像近代谢緿、沈约的诗歌、任窻、陆亻垂的散文,这些都是文章的冠冕,作品的楷模。张士简的辞赋,周升邈的论辩,也都属于高手,很难再次遇到。文章没有衰落,必定会有英才,其中的领袖人物,非贤弟还能有谁!常常想作讨论,无人可以交谈,想念我的子建,与你共同商榷。辩明文学的清澈与混浊,让它能如同泾水和渭水,这样论人物,颇似汝南王。红白已经判定,评论有所不同,使那些身怀鼠技的人知道惭愧,滥竽充数的人自感耻辱。相思不见,多么忧伤!”

后来简文帝即位,以庾肩吾为度支尚书。当时上游的藩镇,都凭据州城抗拒侯景,侯景假传诏令让庾肩吾出使江州去劝说当陽公萧大心。萧大心投降了贼军,庾肩吾于是逃到了东部。后来贼将宋子仙攻下了会稽,悬赏抓到了庾肩吾,打算把他杀掉,首先对他说:“我听说你能作诗,现在可以当即作一首,如果能够,就可以保全你的性命。”庾肩吾挥笔便写成了,辞采极美,宋子仙便放了他,让他做建昌令。他于是从小路奔往江陵,曾担任江州刺史,兼义陽太守,封为武康县侯。死后,赠他为散骑常侍、中书令。他的儿子名叫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