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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有责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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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初开一望之。似无筋力可登危。

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

今岁江南犹有酒,吾曹天下谓能诗。

肯来吊古酣歌否,恰放黄花一两枝。

——方回《九日约冯伯田、王俊甫、刘元辉》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宋末元初人,曾经迎降元人,并接受了元朝政府授予的官职,可谓大节有亏。不过,从“不因人废言”的态度看,他的诗是可代表宋元之交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这首七律是方回的代表作之一。当代著名诗人、学者陈沚斋先生评价此诗说:“老健则似后山,然比其《九日寄秦觏》诗更为朴拙,真如百炼精钢,外表浑如黑铁,掷地则铿然而鸣。”(《江西派诗选注》)诗人看诗人的眼光,总是独到而深邃。

我们且来看看下面这首诗: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

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

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

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

——陈师道《九日寄秦觏》

仔细比对一下上面两首与重阳节有关的诗,不难发现,确实如陈沚斋先生所说,《九日寄秦觏》不如《九日约冯伯田、王俊甫、刘元辉》朴拙。前者的格调虽然老健,但还是有风华的,里面涌动着登山临水不可无诗的雅兴。至于方回之作,则全然不见风华,而只有深心的悲怆了。

从内容可以看出,方回约朋友一起相聚喝酒,借此发出这么一番感慨。关于“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一联,陈沚斋先生认为:“方回生于乱世,平生事多乖违,言行亦每不相符,人格自卑卑不足论了,但本诗两句的感受还是真实的、深刻的。”

值得一说的是,第三联“今岁江南犹有酒,吾曹天下谓能诗”,语虽慷慨,骨子里亦是悲切之音。

方回是一个令后人喟叹的人物,他的诗写得比宋之问好,如果他立身严正的话,或将成为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宋朝遗民。可惜的是,降元一事的发生,注定了他的生命不可能有感召后人的力量。人格有亏,固然不能废其作品之美,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类人终究不被后人珍视,则是显然可见的。在这一点上,宋之问与方回的命运相同。

士大夫在夷风猾夏的时势里,更应着力于著述或讲学,以延续文化命脉。这种人多了起来,文化重光的一天是可待的。清朝的灭亡,就与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影响密不可分。可惜的是,方回并没有承担起这一使命。

在人生表现上,顾炎武可谓是方回的反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这八个字近百年来可谓尽人皆知。值得一说的是,尽管这句话符合顾炎武的思想主张,但顾炎武并未直接说过这句话。他在《日知录》里谈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全一姓之国,是国君、大臣这些在位者的责任;而保全天下,即保全礼义廉耻,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顾氏的这一论述被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简约的八个字很快播传天下,弦诵至今。

魏晋时期,名士嵇康被当权者司马氏杀害,老友山涛后来却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司马氏朝廷。嵇绍考虑到司马氏于自己有杀父之仇,一时犹豫不决。山涛这样劝他:“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我为你想了很久了,但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人也应该懂得变通。嵇绍被他这么一说,就接受了举荐。

顾炎武认为,山涛和嵇绍的行径败义伤教,这种言行全无可取,只能破坏风气、堕落人心。

在山涛和嵇绍的反面,是王裒(音póu)遥王裒的父亲王仪是司马昭的手下,三国时期,司马昭率军征讨东吴,在东关之役中吃了败仗。事后,司马昭问手下:“东关之败,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王仪断然说:“这当然是元帅的责任!”司马昭大怒,马上下令处死王仪。王仪死后,其子王裒哀痛愤怒,自此一生绝不向西而坐,对于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更是坚决拒绝,以示不臣司马氏之心。

顾炎武激赏王裒的这种气节。他本人也与王裒有着共同的品格。清兵席卷江南时,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殉国,留下遗言告诫他勿事二姓。终顾炎武一生,虽然屡受清廷诱惑,始终未尝出仕。王裒与嵇绍的分别,在于前者知耻,后者不知耻。“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一生笃行的信条。所谓行己有耻,是说人须有羞耻之心。以什么为耻?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不应以窘迫的生活为耻,而应以自己不能对他人产生良好的影响为耻。

单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或会觉得顾炎武认为人人都有保全礼义廉耻的责任——这似乎成了一种外向的要求。然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即使每个人都登高而呼“我们都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天下风气也未必见得就此清净。综观顾氏的意思,这“匹夫有责”的根本,应是“行己有耻”,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行为,属于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并不鼓励躁进。

也有人把这句话笼统解读为人人都有责任为天下出一分力。这更非顾炎武本意。顾炎武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起这种责任。在《生员论》一文中,他描述了明末的社会状况:读书人受朝廷的利禄吸引,汲汲于成为生员,进入体制内以保养身家;但这些人只将精力放在研习科考文章以及织结关系网上,往往治国乏术,没有能力承担起治理、保卫国家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这个知识群体缺乏实学,却喜欢诟病当局,所论不切实际,导致当权者厌恶他们,于是出台更多苛刻的政策以限制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后进的士人更是只为利禄而读书,学风因而更加空疏浮躁,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正是由于“耻经生之寡术”,顾炎武早早就决意不再参加科考,退而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遍阅历代史册,游历全国做实地考察,每到一个关隘,就访问当地的老兵,询问详情,借此修正或补充历代典籍的不足。顾氏是真正做到了道德、学问、文章紧密一体的,他在世时就名扬天下,其著述惠泽至今,绝非幸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在“行己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