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情战胜死亡，是欧洲民间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
年轻的公主，美丽得象一朵刚开的鲜花，安静得象睡去一般，但是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直到有一天,一位英俊的王子闯进了那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的城堡，看到睡去的公主是那样地美，情不自禁地吻了她。这是爱情的一吻。于是魔法破除了，公主的眼睛渐渐睁开了，一张英俊的脸映进了她的眼帘，她笑了。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公主和深深爱着她的王子于是结了婚。这就是《睡美人》的故事。
爱情战胜死亡，从人类文化史上看，是积淀着世界各地民族的美好愿望的一个神话原型。
这一动人的主题，同样出现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戏曲里。我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为他那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杰作《牡丹亭》在卷首题词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有感于柳梦梅的一往情深而起死回生的。
如果翻读一下白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集，又了解了女诗人的身世，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离神话时代已经很遥远了，离我们的时代那么接近的作品里同样回响着“爱情战胜死亡”这一主旋律。
整个诗集一开头，“死亡”和“爱情”这一对主题同时出现了，就象扭结在一起、反复较量、而又难解难分的两个顽强的对手。经过好几番剧烈的搏斗，“爱情”终于从“死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取得了胜利。第23首诗这样写道：
真是这样吗？如果我死了，你可会
失落一些生趣、由于失去了我？
阳光照着你，你会觉得它带一丝寒意
为着潮湿的黄土已盖没了我的脸？
……好吧，那我就拋开了
死的梦幻，重新把生命捧起来。
爱我吧，看着我，用暖气呵我吧！
有多少闺秀，为着爱，不惜牺牲了
财富和身分；我也要放弃那坟墓，
为了你；把我那迫近而可爱的天国的
景象、跟载负着你的土地交换！
伊丽莎白•巴莱特(后来的白朗宁夫人)并不是民间故事中的美丽的公主，也不是浪漫主义戏曲里的伤春的少女，她的爱情诗集并不是编织着梦幻的童话诗，而是用自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再凭借光辉的才华，用抒情诗体写下的一篇自传。
这感人的爱情诗集以《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的总称闻名于世；取这一标题，是为了掩护女诗人的真实身分，与诗集的内容并不相干。假如需要为这一诗集另找一个合适的总称，那么首先让人想到的该是“爱情战胜死亡”。长期流传在古老的神话、传说、童话里的这一美丽的主题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正是在这里，这组爱情诗最感人肺腑。
去年，我又开始为女诗人写传。女诗人写下爱情诗集和环绕这组情诗而展开的“爱情战胜死亡”的事迹，可说是传记中令人读后再难以忘怀的部分，那么即以此为传记的标题也许是合适的选择吧。
二
白朗宁夫人生前是当时繁荣的英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诗人。自从1860年她最后一本诗集《写在和会之前》问世之后，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时代的潮流在滚滚前进，诗歌艺术追随时代，也加快了变革的步子，面貌日新月异；无论诗的表现手法，吐露的心曲，都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追求。现代诗歌比较偏重于捕捉飘忽的情绪，瞬间的感受，朦胧的意识流，新奇、跳跃的联想；趋向于散文化，平淡化；往往呈现一种理性化的冷色调，带有一种自嘲似的苦涩味。
诗歌欣赏的口味变了，隔着沧海桑田的一个多世纪，回头再读白朗宁夫人的诗歌，有时不免会感到女诗人在字里行间倾注着太浓太亢奋的感情；博得当时读者赞美的那种铺张的笔调，鲜丽的修辞色彩，格律化的逻辑思维，就象一度曾经十分流行的妇女服装，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得不那么时兴了，甚至显得有些可笑了，终于连老奶奶都穿不上身了。
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所知道于白朗宁夫人的，只是她的四十四首爱情十四行组诗。她的作品被冷落了，声誉一度下降了。有的评论家认为：现代读者对于白朗宁夫人的不平凡的个人经历，比对于她的诗歌更感到兴趣。
但是当代有见地的评论家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足迹，看到了白朗宁夫人在英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新的评价。《奥萝拉•莉》，女诗人自以为代表她最高成就的诗体小说，尤其受到重视。
在19世纪中叶，英国最有声望的评论家阿诺德（M.Arnold，1822—88)认为，诗人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只能回到遥远的古典时代去发掘题材，因为在这个失落了英雄气魄的散文化的现代社会里,是再找不到适合于史诗的永恒的主题了。这是一种复古主义倾向的论调。
白朗宁夫人承认过去的传统应该尊重，但是另一方面，不赞成为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而忘记现实生活。她在长诗《圭迪公寓窗前所见》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为长眠者效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第217行）
她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也不象丁尼生（1809—92)那样回避和现实正面相视，借用中世纪阿瑟王朝的传说，在诗篇中以古喻今。她以她的创作实践证明，就在紧张的现代生活中蕴藏着史诗的题材。
这一真知灼见得到英国著名女作家沃尔芙夫人(A.V.Woolf，1882—1941)的充分肯定，她说伊丽莎白•巴莱特为纯粹的天才的灵感所鼓舞，一头冲进会客室，宣布道:就在这儿，就在这我们生活着、工作着的地方，才是诗人的立足点。”对于《奥萝拉•莉》的女主人公，沃尔芙夫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她是她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女儿。”
的确，白朗宁夫人塑造了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年青的少女奥萝拉敢于单枪匹马，冲出家庭，走向社会，靠手中的笔杆儿自食其力；而且不是独善其身，她关注着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妇女问题，为争取姐妹们的解放而吶喊着。
两位美国当代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在她们的文集《顶楼上的疯女人》(1979)中有充分的理由把《奥萝拉•莉》认作属于自己阵营的作品，称道这部诗体小说是“女权主义者自我肯定的一部史诗”，白朗宁夫人是“所有的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女诗人的祖母；她确实是艾密莉•狄金森的精神上的教母”。
我们都知道，艾密莉•狄金森（1830-86)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她是现代美国诗歌的开拓者，开一代之诗风，由此可以体会到当代美国批评家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教母”这一评价的分量了。
在奥萝拉这位新女性的形象中有着白朗宁夫人自己的影子，她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在许多诗歌中为受社会歧视的妇女发出不平的呼声；她的诗思无疑有好些方面可以和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认识相沟通。白朗宁夫人值得为后世的人们所纪念，不仅仅因为她曾写下了不朽的爱情组诗。
三
1961年5月底，白朗宁夫人逝世一百周年，英国伦敦举办了一个纪念性的展览会，主办人有一个目的，希望引起人们的兴趣，以便得到各方面支持，获得更多的有关女诗人和她丈夫的生平资料。就在展出期间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女诗人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六岁曾写了一年日记,这日记本被发现了。以后又陆续搜集到她给弟妹们和友好们的信札。这些日记，信件，经过整理、编辑，都陆续出版；此外，更有白朗宁夫妇书信全集也在分卷出版中；这样，到了八十年代，为白朗宁夫人撰写传记，当代学者拥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以往学者无法比拟的。英国女学者玛格丽•福斯特在她的《伊丽莎白•巴莱特•白朗宁传》中甚至这样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对于女诗人的了解甚至胜过她本人对自己的了解。”
可以在文学名著的出版史话上提一下的是，这情诗集出现过伪印本。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叫做魏斯(W.J.Wise)其人，自称发现了十四行组诗的最早的1847年单行本，还编造了一段故事：白朗宁夫妇在比萨定居后，1847年初，有一天早晨，白朗宁正独自站在窗口眺望，他的妻子悄悄走近来，从他身后把一卷稿子塞进了他的口袋，请他看一下，是否喜欢，她随即逃上楼去。这就是爱情组诗的原稿。她丈夫读了，不敢独占这文学上的无价之宝，可是女诗人很不愿把个人的情诗公开发表；结果就在那年委托她的女友在伦敦自印少数本子，未标书名，内封上只简单地写着“十四行诗集，E.B.B.作，1847”。
实际上这是伪造本，当时却骗过了许多人，信以为真。直到1934年，两位年青的英国学者卡德和波拉德，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证明了所谓1847年的“试印本”所用的那种纸张是1874年以后制造的，所用的印刷字体是1880年以后才出现的，这才真相大白。
但是谎言的阴魂似乎一直不散，直到1990年9月，美国出版了一本装帧印刷都很讲究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及其他情诗》，编者介绍十四行诗集时还是这么说:“白朗宁夫妇从巴黎来到比萨，就在比萨，她把十四行诗集给丈夫看了。”
我们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奉行闭关政策，海外文化信息比较闭塞，八十年代初，情况已有所改善，但我为自己的十四行诗集译本写女诗人小传时，手头除了两卷本情书集外，只能以道屯所写的《白朗宁传》(1915年版）为主要依据，其他参考材料也嫌陈旧了，不免以讹传讹，我依据纽约克罗威尔书店1945年版《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所附的一段谈版本由来的笺注，不自觉地重复了这无稽之谈。
实际上，白朗宁在1849年意大利一个避暑胜地才第一次读到他夫人的爱情组诗，直到1894年这组诗才第一次出版单行本，由戈斯（Edmund Gosse)作序，在序言中他还认为另有一个1847年的版本。1992年我在美国白朗宁图书馆查阅了一些专著，才弄清楚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这使我感到愧对读者，也使我下了决心，应该利用较新的材料，为白朗宁夫人重写一个比较翔实可靠的传记，才好向爱好这十四行情诗集的读者有个交代。
1955年拙译问世，因原名生涩，改称《抒情十四行诗集》。没有想到这个小册子在我当时出版的几种译本中，印数最大，最受读者欢迎。但它的出版生命很短促，前后不过两三年罢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民族，那是多么值得怀念、而消逝得太快的两三年啊。1958年，这个译本还准备印第4版,肃杀的气氛给予知识分子的精神压力越来越沉重，我违反自己的心意，主动要求出版社停印此书。
可想不到的是，在那天地变色、民族浩劫的十年动乱中，由于越来越可怕的精神统治而早已绝版的这个诗集，并没有完全被遗忘，它仍然深印在当年的读者的心里，而且出现了秘密的手抄本，甚至还有根据手抄本的转抄本。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抒情十四行诗集》成了一种受珍惜的“地下文学”。当时被禁闭在精神沙漠里的男女青年们从没有机会在文学作品中接触到这样美好的精神世界，这情诗集对于他们就象一片绿洲，是惊喜的发现。
祸国殃民的政治小丑被揪出后，冬尽春来，这本译诗集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三年中（1982—84)连续再版，印数近35万册，加上五十年代印过几次，前后印数当有40万册。根据巴金的名著《寒夜》摄制的故事片，男女主人公定情之夜，有一个动人的场面，他们俩在烛火的两边，以深沉的语调对念着组诗中的第10首情诗:“……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前年有一位读者在报刊上说道：这本情诗集充当了他和妻子结合的信物。一位外地的女读者通过出版社向译者表示感谢，这本情诗集给予了她生活的勇气。这本情诗集也许在我国青年读者中间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这部诗集沿用“意大利式”十四行诗格律，韵脚排列是:abbaabbacdcdcd，限于在四个韵中回旋反复，比起可七次换韵的“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abab，cdcd，efef，gg)来，技巧上的难度显然更大些。我限于功力，依韵译出的，只有九首（按照韵脚的转换，诗行参差排列），其余三十五首都译成了大致上是每行五音组的无韵诗。这自然是很不得已的办法。放弃用韵，就失去了原诗那种委捥缠绵的风貌；然而力有所不及，勉强凑韵，又不免以韵害意。权衡得失，我想还是尽可能求神似，而舍弃形式上一丝不苟的忠实。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诗剧，译成各国语言，不是也有很多是散文译本吗?翻译这组诗，更感到翻译艺术毕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这次重排，部分译诗作了修订。
“情书选译”是原有的，这次又增选了一些有情趣的书信。女诗人的情书可以和她的情诗对照阅读，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一段不平凡的爱情的曲折发展的过程，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女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她的情书不仅文笔清丽潇洒，而且渗透着一种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感，这在她的情诗却是很少看到的。
艺术家迈尔（F.Mayer)为情诗集作剪影插图45幅，富于装饰风格，现在全部复制，每诗一图，为读者增添欣赏的情趣。封面设计，清新典雅，是老友曹辛之兄的精心之作。
1992年2月，承美国白朗宁专家赫林教授（Prof.Jack Herring）热情安排，我访问了得克萨斯州贝娄大学(Baylor University，Waco)内以收藏丰富著称的白朗宁图书馆（Armstrong Browring Library),受到嘉宾礼遇，蒙以馆内珍藏的白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手稿见示，我坐在女诗人生前所用的书桌前，观摩女诗人的娟秀的字迹，宛如面对古人，一个半世纪的阻隔忽然消失，随着绵联蜿蜒的笔迹，似乎让人隐约辨认出女诗人当时动荡起伏的情意。这是译者难得的荣幸，感受很深。在访问期间，又有机会阅读了馆内的好些有关藏书。谨向担任了二十五年馆长的赫林教授和现任馆长勃洛克博士（Dr.Roger Brooks)表示我的感谢。
为了撰写传记，我平时积累了一些读书札记，有选择地阅读了女诗人和白朗宁的两卷本情书集，以及女诗人的一些佳作。不过给我帮助最大的该是福斯特女士的《伊丽莎白•巴莱特•白朗宁传》，这一部多达五十万字的大型传记是我所读到的几种女诗人的传记中最好的一种，不仅详于事实，而且对于传主的内心活动也有深入的理解。向她谨致谢意的同时，也献上我的一份敬意。
方平
1993年5月于上海
见S.Gilbert,S.Gubar:“TheMadwomanintheAttic”（1979)P.580。
见MargaretFoster:“ElizabethBarrettBrowning”（1988)导言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