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就是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时，他们必须得接纳你……我本应称它为在某种意义上你不配拥有的东西。
——罗伯特·弗罗斯特，《雇工之死》
苏·霍格十二岁时读到一本书，叫《没人想要的家庭》，讲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对夫妇，他们尽管没有足够的房间和钱，却收养了十一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小孩。对苏来说，成为这样一个家庭的一分子似乎很棒，所以她请求爸爸妈妈也收养小孩。这多令人兴奋啊，她想，把那些被抛弃到冰冷机构的孩子带回家，和他们一起玩，爱他们，让他们幸福！他们家只有四个孩子，当然还有房间给更多孩子。她父母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苏一直想着那本书。十五岁的时候她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赫克托·巴多，十八岁时她和赫克托已经在计划他们的家庭：他们会生两个孩子，并收养两个。大学毕业四年也即结婚四年以后，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并收养了两个，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庭完整了。
但在这个世界上不止这两个孩子需要父母。有很多孩子，因为年龄太大或太暴力、有太严重的创伤、不能行走、濒临死亡、肤色、有太多兄弟姐妹等问题，永远不可能被收养。当赫克托和苏想到这些没有父母、生活得无比艰难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时，他们感到无法忍受。于是，到了苏二十八岁而赫克托三十岁时，除了两个自己的孩子，他们一共收养了七个孩子，到第二年快结束时，这个数字变成了十四个。从他们收养最后一个即第二十二个孩子往回倒十一年，他们还在高中想象有四个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这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了，某些更疯狂、更具爆发性、更令人兴奋、更难以抵抗也更复杂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年里，可怕与痛苦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他们有三个孩子死了，两个进了监狱，还得面对子女们的青少年怀孕、离婚等问题。但他们也举办生日派对、婚礼和毕业典礼，他们有了孙子和重孙子，其中多数依然比邻而居，彼此之间或与父母之间只隔几个街区，他们出入彼此的家，照看彼此的孩子。每逢复活节、独立日、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孩子们、孙子们和重孙子们就与苏和赫克托聚在那所他们尽管买不起却依然住在里面的大房子里一起吃饭。他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孩子——三个去世了，两个进了监狱——但大多数人还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
二十二个孩子对赫克托而言并不像对大多数人那样显得很奇怪，因为他就来自一个有十六个孩子的家庭。他母亲德尔维纳出生于魁北克圣塞西尔的一个农场，只上到八年级；他父亲费洛拉姆则九岁就离开了蒙特利尔的学校去当了伐木工人。费洛拉姆和德尔维纳都不会说英语，但他们还是在结婚以后搬到了佛蒙特州找工作。最终费洛拉姆在采石场找到了一份石雕工的工作。他们的十六个孩子里有十五个活了下来——第五个孩子在三岁的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赫克托是第十二个孩子，生于一九五六年。他们很穷，费洛拉姆挣得最多的时候是在他工作生涯的最后阶段，每周一百美元。六个较小的男孩子只能挤在一张床上。
德尔维纳每天都读《圣经》，孩子们每个礼拜日都去教堂，读《玫瑰经》，祈求神的宽恕。几年后，丈夫去世，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德尔维纳便开始将无家可归的人带回家，从丈夫的社保金中拿出钱来给他们买吃的。她就是那样的人，但费洛拉姆在世时，是他主管一切。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既严格又缺乏爱心。年轻时他曾为了钱而打拳击，还曾命令孩子们相互对打，但赫克托很讨厌这样。他不允许孩子们带自己的朋友回家，也不允许他们与人约会或去参加学校舞会。
费洛拉姆酗酒很厉害，经常整周都在喝酒。他回家的时候若是心情好就会拉小提琴，若是心情不好则会拿着马鞭或者电线打孩子。他也会打德尔维纳。赫克托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讨厌父亲，决心自己长大后要成为一个花时间陪孩子并常说爱他们的父亲。
巴多家的男孩们打曲棍球是出了名的，赫克托是其中最棒的一个，他是创纪录的进球球员，斯波尔丁高中的明星，总是登上当地的报纸。他有一头卷发，在高中时任其生长为膨大的七十年代非洲风发型，还留了小胡子与之搭配。教练想让他参加俱乐部联合会的选拔，就在那时他遇见了苏。
赫克托在一九七三年的秋天注意到了苏，当时他正在打曲棍球。她很娇小，甚至不到一米五，虽然她已经是大二的学生。用他们镇上的标准来看，苏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她是后来进了大学才发现她家一点都不富裕——事实上，只能勉强称为中产阶级。但是在佛蒙特的巴里，她的家庭看起来处境优渥。她的父母都上过大学，父亲是州高速公路部门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名牙科护士。她父母在主日学校授课，是那种被称为教堂台柱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怎么谈论上帝。他们指挥着布朗宁蛋糕小组和女童军，还给少年棒球联合会当教练。他们有四个孩子，苏是最年长的一个，他们的房子装潢得很漂亮而且异常干净。
苏在青春期长得圆圆胖胖的，有一股书呆子气，但那个时候她已经长大了，变得很漂亮。她被封为巴里少女，在州选美比赛中夺得了亚军。后来学校的明星运动员以及将来的舞会国王赫克托·巴多邀请她出去约会，并成了她的男朋友。她写了一首关于这次惊人事件的诗歌——《曲棍球运动员》。除了是一个曲棍球明星之外，赫克托并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他之前也从没有正式的女朋友，但是他发现他和苏很谈得来。她来自他很向往的那种家庭：他看见她父亲对她母亲很好，并能表现出自己对孩子的爱。六个月以后，他知道苏就是最适合他的女孩了。
苏总会和父母一起去教堂，但遇到赫克托的那段时间她开始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接受宗教，那时她的芭蕾舞老师开始邀请她参加一个《圣经》学习班。对赫克托而言，上帝是某个你与之讨价还价的人：如果他给你想要的东西，你就服从他的规则；上帝只在周末和节假日存在，在一周中的其他时间不存在。但是他和苏都开始相信，耶稣的教导要求他们支援受压迫的人，关心最少数，寻求公正。
在赫克托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姐姐艾琳上过四年大学，后来她成了一名护士。他的一个哥哥在卖车，两个在采石场工作，有一个帮卡伯特牛奶厂做运输和销售，有一个是邮递员，还有两三个整天就知道喝酒，靠社会救济金度日。但是苏要去史密斯学院主修儿童成长，于是她劝赫克托也去上四年大学。他去了新英格兰学院——他称之为“不完全学院”11——很多时间都花在穿着袍子喝酒上，但他去史密斯学院看苏的时候表现还是挺好的，于是他们在那年订婚了。赫克托想着，苏的父母可能会感到不安，因为她和来自工人阶级的他而不是和从阿默斯特或哈佛毕业的某人结了婚，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他了。于是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他和苏大学刚毕业就结了婚。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贷款买了北安普敦的一个基督教书店，苏上大学的时候在那里工作过。他们想，有自己的生意可以让他们有时间照顾小孩。马萨诸塞州当时取消了对精神病人的公共机构服务，有大量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很多书店都在门口放了“不准滞留”的标志防止他们进来，但是苏和赫克托决定在书店后面留出一间屋子给无家可归者。他们拿出一个烟灰缸和一壶整日供应的咖啡。有时他们会带人回家，睡在他们的沙发上。他们和那些无家可归者聊天，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家庭，他们就想，如果他们没有家庭的话也会无家可归。
他们本计划过些年再要孩子，先花时间把学校和书店的贷款还完，但是苏在婚礼后几个月就怀了孕。他们的女儿切尔西出生于一九八〇年的夏天。几周后，两个大学生来参观他们的教堂，谈到他们曾经利用暑假为特蕾莎修女工作。对苏和赫克托而言，这似乎是来自上帝的暗示。他们那时候计划着要收养一个——就像赫克托说的——“最需要但最不可能得到一个家”的孩子。那么，谁能比贫困的加尔各答孤儿更需要一个家呢？
赫克托：苏和我，不管怎样，我们——
苏：行动了起来。
赫克托：只是想到了这个主意，就要去做。这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打了代理的电话。
苏：我们甚至没打电话，直接走进去了。走进了领养机构！
他们在领养机构对社工说，他们想要领养一个印度的孩子。社工看着苏怀里的小婴儿，问他们为什么想这样做，但她并没有嘲笑他们或者赶他们走。
领养的过程比他们想的要复杂。社工对他们说，印度对外国领养者有一个临时的禁令，但他们那里有两个孩子来自前年发生内战的萨尔瓦多——分别是两岁和三岁——很需要家庭。他们会收养其中一个吗？苏和赫克托从没想过要收养大一些的孩子，但是他们讨论以后为此做了祷告，对社工说可以。他们收养了一个男孩，名叫约瑟。他来的时候状态不佳：看到桥或者狗时，他会哭得很厉害；他夜里常常呜咽并在惊叫中醒来；苏或者赫克托必须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但渐渐地，他变得镇静起来。
在约瑟到来六个月以后，苏发现她又怀孕了。她吓坏了，离开医生的办公室之后，她哭了起来。有两个孩子的生活是好的，但她不能对付三个，她很确定这点；她会疯的。但现在她没有选择。更糟的是经济也变得紧张起来：书店的销售业绩很差。赫克托找到了一份在快餐店做厨师的工作，随后又开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早班。但怀孕最初的震惊退减以后，苏忘记了她害怕有三个孩子，而赫克托也不为此担心。于是，在预产期前不久，领养机构打电话来问他们是不是还想领养印度小孩时，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还签约加入了收养家庭，开始将青少年带回自己家。印度孩子拉吉到了：他是早产儿，有轻度的脑瘫；他来的时候有四个月大，三公斤重。
一开始，苏和赫克托会一起回家或去书店工作。在以撒出生以后，苏决定试着做一个全职妈妈，和四个孩子一起留在家里。她并不喜欢这样。在真正的危难时刻，苏是冷静的，但是当面对更小的家务上的挑战，比如尿布或头虱时，她的自控力会瞬间瓦解。
赫克托：我有两份工作。我必须去工作，然后回到家里再做她的工作。苏从来没有真正的热情——
苏：我喜欢烘焙面包或别的什么。
赫克托：在洗衣服和洗厕所这些事上。
苏：我只是意识到，那并不是最好地发挥我们各自能力的领域。
几个月以后，一切变得清楚起来，她不再做这样的尝试了。她和赫克托达成了一个约定，从那时起，她处理所有的文书工作，而他会换所有的尿布。年复一年，很清楚的是，在史密斯学院拿到学位的苏凭借她在管理和公共演讲方面的天赋，更适合在外面挣钱；而不介意尿布和讨厌老板的赫克托，更适合待在家里。她看着她妈妈的生活，他看着他爸爸的生活，然后他们都做了与之相反的事情。
苏：他喜欢四处走动，而我不喜欢。
那段时间，他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除了搬家别无选择。要在打几份工的情形下同时收养孩子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意识到通过运作一个团体之家就能够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在一个团体之家找到了工作，照料六个失足青少年，卖掉了书店，搬回了佛蒙特。
苏：那儿的孩子有十六岁的、十七岁的、十八岁的，而我们也才二十出头。
赫克托：一开始这挺吓人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会如何回应。苏比我还害怕。
苏：我不怕！
赫克托：不管什么时候我要出去，都有几个孩子在屋子里。苏会说，你要出去多久？你最好别出去太久。
一旦习惯了这一切，他们就开始喜欢被孩子们围绕着。但团体之家令人沮丧，在他们运营团体之家的两年中，有二十三个男孩在那儿待过——那些平均有十一年都待在收养中心的男孩子，有的到十五岁时已经在超过二十五个家庭里待过。苏和赫克托知道，他们中的多数人从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庭，可能有些人最终会无家可归。他们对此想得越多，越觉得收养中心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孩子们需要永久的家庭。如果一个孩子整个童年都在经历被一个又一个家庭踢出来，对他而言，不存在多少希望。
他们认为应该尝试让更多人来参与领养，于是决定用教堂募集来的资金创办一个代理处。他们将其命名为“根之翼”，因为孩子既需要根，也需要翅膀。他们搬到了位于卡伯特的房子里，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他们离开团体之家时无人收养的五个男孩。房子很便宜，只有一个壁炉，但是足够大，大一点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他们还有两公顷的土地可以在上面玩。为了挣钱，赫克托拆除了旧牲口棚和粮仓，把木头卖给了回收公司，卖不掉的则留着用来取暖。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开始背离最早制定的生两个孩子然后再收养两个孩子的计划。在一次去参加收养会议的旅途中，苏和赫克托与一个领养了十二个孩子的家庭一起吃了顿饭，他们领养的孩子包括两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他们觉得那些孩子既安全也受到珍爱。随后，和三个兄弟、五个男孩生活在一起的切尔西开始想要一个妹妹。苏认为他们有四个孩子已经足够了，但赫克托并不那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当还在学步的以撒由于几乎致命的脊膜炎住院恢复期间，他们领养了佛罗里达州来的八个月大的黑人女孩。那女孩早产，患有胎儿醇中毒，出生的时候只有一公斤重，他们叫她乔尔。他们也决定苏去做输卵管结扎。有些瞬间他们想再要一个亲生的孩子，但是领养是他们的使命，如果他们再添一个自己的孩子，他们的使命就得为之妥协。
在有了四个小孩、一个婴儿、三个收养的男孩后，苏和赫克托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他们负担不起住旅馆和在餐厅吃饭，所以驾驶着一辆野营车用五个星期穿越了全国。他们吃花生酱黄油果冻三明治，喝果汁，一晚上花两美元在州立公园和国家公园露营。他们参观了黄石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大盐湖沙漠和彻罗基泪水之路。
他们的目的地是在阿尔伯克基召开的另一个领养会议。在那里，他们听说了那些孤儿群体的可怕命运：那些因为人数太多永远不会被领养的孩子，以及那些因为被分给不同的收养者和家庭而无法再相见的孩子。会议结束后，苏和赫克托确定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不久以后，苏在翻阅《洛尼诺》——一份来自新墨西哥的领养时事通讯时，她看到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照片，有什么东西感染了她。另外一组有六个青少年的照片也吸引了她，但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和团体之家的几个孩子，再要六个实在是太多了。这四个年轻点的孩子似乎很合适：亚伯十岁，苏安九岁，乔治八岁，弗洛里六岁。
赫克托：很难解释，就像瞬间产生的爱。
苏：就好像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而我们必须要带回他们。
每次他们领养一个孩子，都感到对他崭新的爱。有时他们觉得，爱甚至在遇到孩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甚至在他们看到他的照片之前。就好像你得知自己怀孕时会有的一种感觉，苏说，你不认识那个孩子，你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他，他几乎还不存在，但你爱他。
这四个孩子总是搬来搬去。他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团体之家，但是团体之家会将男孩和女孩分开，姐妹和兄弟之间很少能看见彼此，也就不能确定另外两个是不是还在那里生活。女孩们也被分开，因为弗洛里要睡在婴儿室。夜里，苏安会跑到婴儿室，藏到弗洛里的婴儿床下，以确保没有人会在她睡着后把妹妹带走。她希望亚伯也能用一样的方式看着乔治，但她也不知道。在这个团体之家中，四五个小孩共用一个房间，睡在上下铺。工人是轮班的：一个人关灯，另一个人叫大家起床；一个人告诉你到吃饭的时间了，另一个人告诉大家工作的时间。
后来他们从团体之家出来，被安置到收养家庭，五年里换了四个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搬来搬去——是因为他们不好，还是因为养四个孩子太难了，或者因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有的收养人会打他们，有的对待他们不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最后一个收养人真的很爱他们，但是却无法负担领养他们，所以他们知道不能留在那儿了。
弗洛里：总是有人试着领养我们，但法院不让。我不知道为什么。
苏安：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想要采取行动。
弗洛里：可能吧。
苏安：真的。
他们不确定为什么会从妈妈身边被带走，他们听过很多说法，但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最年长的亚伯记得有一阵子他们和妈妈住在一辆车里。有个社工对苏安说，有天校车来接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乔治穿着尿不湿正在外面玩泥巴，门大开着。六岁的亚伯在里面试着点燃火炉做东西吃，弗洛里穿着脏兮兮的尿不湿在婴儿床上饿得直哭，苏安则在四周晃荡。他们都很脏，视野范围内又没有成年人，所以警察就来将他们带走了。
政府通知他们的妈妈有六个月的时间把孩子领回去，随后延期了六个月，又六个月，但她没怎么念过书，不知道该怎么填写那些表格，以及怎么去参加庭审；或许她甚至不能识读政府寄来的通知她孩子在哪儿以及被谁照顾着的信；又或许她本可以做这些事，但就是不想把孩子领回去。有好几次，孩子们被带到麦当劳去和她会面，但之后会面就停止了。
孩子们不确定他们一共有三个还是四个爸爸。亚伯的爸爸不会说英语，很早就走了。苏安的爸爸倒是会说英语，但他不在身边。弗洛里的爸爸在他们被带走的那段时间和他们的妈妈一起生活，但当时他回墨西哥看望家人，所以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回来以后就和他们的妈妈分了手，弗洛里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苏和赫克托时，他们了解到两个事实：这两个人想要他们四个，而且想要领养他们，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再搬家了。苏和赫克托看起来人很好，但亚伯和苏安保持着防御状态：他们过去遇到过很多起初看起来很好的人，但结果并不是。他们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旅馆里见了面，然后去旅馆的泳池游泳，乔治在泳池里吐了，苏安也吐了，但除此之外那是很美好的一天。等他们到达佛蒙特时已经是隆冬，非常冷，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雪和山。
当然，这些新来的孩子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尤其是一开始，事事都是挑战。要多久孩子才会觉得她和赫克托是他们的父母呢？怎么才能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家，而不仅仅是以前待几个月就被赶出去的收养家庭？他们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好吗？这些情感问题是最复杂的部分，但是还有后勤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她应该安排哪些特殊待遇呢？孩子需要心理咨询吗？物理治疗和学业辅导呢？事情变糟的风险总是存在，这一风险推动和激励着她，她心中涌起一股从没有过的能量，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难，而这是她所擅长的。
苏：这几乎就像是高峰体验。在那段时间，了解他们，面对各种挑战，比如寻找合适的学校，合适的这个，合适的那个。在大家都安定下来以后，你想起自己错过的事，然后你说，哎呀，是时候再做一下那件事。
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情况尤为困难，但万事皆难，她和赫克托喜欢这样。他们从不想要一种轻松的生活。他们总是筋疲力尽，总是没钱，很少有时间单独在一起，但他们知道他们是被需要的：他们能够给孩子们他们所需要的爱、食物和庇护所，孩子们则回报以爱。他们做着上帝的工作。他们的日子繁忙而不可预知，充满了热情与斗志。
为了安排这么多孩子，他们不得不组织化管理。就像赫克托所指出的，苏是“表格导向的”。他们有家务表格和洗衣表格，以及用不同颜色的标记来列出每天活动的表格。她每两周要制定一次菜单，从大量电脑文件选项中选择每顿要吃什么，把做十四顿晚餐、午餐、早餐和放学后的零食所需的材料打印成采购清单。布告栏上贴着祷告安排，上面列着每夜要向谁祷告。
苏编了一本《巴多家手册》，里面写着家庭价值、规则、制度，分为好几部分：“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与关系”“教育与心理发展”“生活管理”。每年开学前，每个孩子都会得到一本更新过的手册。苏会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将手册的内容一页一页地过一遍。
6.我们要为每个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庆祝，比如生日、周年纪念日，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特别与被爱。
9.每个周五晚上妈妈要带一个孩子出去“约会”，而爸爸每个周六早上要带一个孩子出去吃早饭，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对一的时间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
苏做饭时，为了让孩子们的民族特色能够得到展示，她会尝试一些有趣的外国料理；而赫克托做饭时，就是肉馅土豆馅饼或者意大利面和红酱，如果有剩菜的话，他会把它们都翻到烤盘里，随手放到微波炉中，称之为杂烩。在赫克托成长的家庭里，舒适度与和谐度比苏的家庭要低很多，所以赫克托在家里更能容忍不完美，也更重视纪律。苏头脑里总是浮现出那些从社工文献和课堂教育中获得的诸多词语，关于生气有多不好啦，以及聆听是多么重要啦，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尤其是当家里只剩下她和孩子们时，他们会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赫克托：孩子们总是给她制造麻烦。我是一个强制执行者，他们叫我巴多警长。苏和这一点完全不搭边。她做得还好，活过来了。
他们整个屋子的墙上都是《圣经》中的句子，写在海报或者布告上，以便让上帝的话语留在每个人的心里。孩子们每周都必须背诵一段《圣经》经文，还要做关于《圣经》故事的小测验。但是苏和赫克托希望孩子们也能欣赏别的传统，所以他们每年也过光明节、逾越节、宽扎节、五月五日节、冬至以及印度和穆斯林的节日。大多数的夏天，他们会有一次家庭旅行，通常是赫克托自己带孩子，因为苏要上班。一九八九年的夏天，赫克托开着能坐十五个人的车（一辆旧的机场巴士）带着十四个孩子经过迪士尼乐园到新墨西哥再开回来，一路上就在露营地过夜。
这段时间，关于这个家庭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他们赢得了赞许，但批评也随着关注而来。有人认为他们是圣人，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寻求公共关注的人或奇怪的人，或有某种心理疾病。有人认为他们想要通过拥有孩子来满足某种需要，就好像有人沉溺于购物一样。有人认为他们很狂妄，竟认为自己可以做这么多孩子的好父母，即使那些把他们视作圣人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苏试着为此做出解释。
苏：想象一下那些为了爬上珠穆朗玛峰而训练多年的人。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档案时，你就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他们甚至没有参加自己母亲的葬礼。你想想，那个人有什么错？为什么为了追求这个看似荒诞的目标，他们做了那些牺牲而没有过正常的生活？我能认同那种感觉，我不认为问那个问题有什么错。但回头想想，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那个人呢？他们被驱动着那样做，那是他们的使命，那对他们很重要，就像我所做的对我很重要一样。
赫克托的母亲一开始反对他建立一个大家庭的想法。她对他说，你在干吗？别干我干过的事。她希望他有一个比她更好的人生，但是她爱孩子们，不管有多少孩子她都会把他们照看得很好。赫克托的兄弟姐妹则不同，赫克托认为，他们大多数都相信血缘；一群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小孩对他们来说并不像是一家人。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赫克托要偏离自己的路去外面寻找有生理和心理缺陷的孩子，他们很少花时间和赫克托一家相聚。
苏觉得，她母亲因为她所有的孩子感到困惑和害怕，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她妈妈说过：你不能拯救全世界，这就是你认为自己在做的？多年以后，她妈妈去世了，她从她父母的教会朋友那里听说，她以她为傲，并且总是告诉人们她女儿正在做了不起的事情，但直到在母亲的葬礼上她才知道这些。
在亚伯、苏安、乔治、弗洛里陆续到来之后，他们已经有九个孩子了，本不考虑要更多，但是几个月以后，第十个孩子偶然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在佛蒙特有位白人女性和一位黑人父亲有了一个孩子，她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让他被领养，但是又不愿他进入一个只有白人的家庭。她在报纸上读到巴多家的事迹，决定要让他们来领养自己的儿子。赫克托厌倦了尿不湿，制定了一个不再要更多孩子的规定，但是他认为上帝是在用报纸上的文章告诉这个妈妈把自己的孩子给他们。他们对孩子们说他们要去接一个半黑半白的新生儿。当宝宝到家以后，乔治看着他说，我以为你说他是半黑半白的。苏意识到他期待的是一个条纹状的孩子，像斑马一样。
几个月以后，他们接到了新一期的《孩子们》，看到之前注意到的六个孩子还在上面，只是现在人数少了些——两个年龄最大的超出了系统设置。现在六个孩子几乎不再有留在同一个家庭的机会，大一些的孩子可能不再会有父母了。还有谁会收养这六个男孩呢？他们决定试一试。
社工拒绝了他们的申请。赫克托和苏太年轻了——仅比最大的孩子大十岁——肤色也太偏向白人了。带六个黑人孩子进入佛蒙特这个已经有十个小孩的家庭似乎是个糟糕的主意。但苏对社工说，他们的家庭或许对这些孩子而言并不是理想的家庭，但总比没有要强吧。
孩子们来自得州。他们的母亲没有念过书，十六岁时就和他们的父亲结了婚，在七年时间里生了六个孩子：JD、费希尔、莉莉、蕾妮、特蕾西、大卫。大卫还是婴儿的时候，有天夜里发高烧，他们的母亲带他去了医院，等他回来以后就变得又聋又哑了。他们的父亲酗酒很厉害，也常进监狱。他相信自己在监狱的时候妻子会对他不忠，所以等出狱以后就会打她。他也打孩子，他让大些的男孩子相互对立，为他的爱而展开竞争，直到他们变成敌人。JD和费希尔都认为他们的父亲是超人。
费希尔：我一出生我哥哥就试图用叉子戳我。我是父亲的最爱，在所有的兄弟姐妹里他最喜欢我。我还很小的时候在医院里挣扎着活了下来。有个吉卜赛女郎对我说，我会承担起家里的所有麻烦。
蕾妮五岁时，他的父亲开始性侵她。他不碰其他姐妹，就只是蕾妮。他对她说，他是在教她怎么变成一个女人。那件事发生在房子尽头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墙上贴着花壁纸，角落里有一把椅子，门是白色的。她妈妈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后来她在浴室里帮蕾妮做了清理——但她打了她的屁股，并且告诉她这都是她的错，蕾妮这样说。
他们的父亲也和别的女人鬼混，有一天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鬼混时被那女人的丈夫射杀了。他死后，他们的母亲就离开了。JD当时十二岁，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复仇。他父亲以前教过他，不管怎样你都要照看好这个家，所以他想要给父亲报仇，杀了那个杀死父亲的男人。他知道他是谁，几个月以后他就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会在那时杀了他。但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到食物。JD和费希尔出去拼命挣钱，有时候他们会出去数日，寻找食物、钱或者工作。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莉莉就去偷和乞讨一些吃的，确保小一点的孩子能去上学。没人付电费，所以屋里是黑的。
他们知道母亲在哪里，因为有邻居在附近看到过她。她参加派对，睡在他们的阿姨家、表亲家或她认识的什么人的房子里。JD知道他妈妈月底会兑现支票，所以等到了那段时间，他就让大家都坐上出租车。他没有钱，但他对司机说到了目的地就会拿到钱，虽然他并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妈妈。他们确实找到过她，但她看见他们并不开心，还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JD说他们很饿，她就带他们去杂货店买了一些吃的。她和他们待了几个星期，后来还是走了。
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人将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政府，他们六个就被分开了。大卫被送到了圣达菲的一所聋人学校。蕾妮在一个收养家庭里受到虐待，她说想要结束自己，于是被送到了阿马里洛的精神病院。特蕾西的收养人把她锁在密室中。有时当特蕾西坐在校车里时，她会透过车窗看见自己的母亲在街上。她会朝她大喊：妈妈！而她妈妈会说，嗨，帕特丽夏，接着走！
苏继续与社工讨价还价。一开始她和赫克托只被允许领养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孩子——十三岁的大卫。当苏和赫克托来接他走时，他们说服了社工让他们也带走次小的两个——十六岁的蕾妮和十五岁的特蕾西。
蕾妮：当我第一次见到赫克托时，我的样子就像是说，你像黑人一样有爆炸头！特蕾西说：“蕾妮，他是黑人，我想他是半黑半白的。”我说：“特蕾西，我不认为他是半黑半白的，我认为他是纯种的高加索人。”而她说：“不，他一定是混血儿，你看到他的头发了吗？”
特蕾西：那时很冷，是十二月，他们从机场开车载我们回来，我记得爸爸把车开到这个破旧的房子前时，我坐在那里心想：天哪，这些白人会把我们当奴隶使唤的！我很害怕！我在后座上哭了起来。赫克托的样子像是说，嗨，别哭了，回来吧，我只是开个玩笑——这才是我们住的地方，在这边。
开始的时候，特蕾西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团体之家。她喜欢周围都是小孩子，喜欢给女孩子们梳头发，喜欢玩芭比娃娃。她认为以撒很可爱，是个矮矮胖胖的金发小不点儿，但是他们还不把其他人当作是兄弟姐妹。把赫克托和苏叫爸爸妈妈的想法很奇怪。他们总是在做些什么，坐雪橇玩，锻炼身体，或者在屋外的草地上奔跑，把衣服、鞋子和玩具混在一起；要是你和某个人较劲的话，会有很多人跑来逗趣。他们很欢乐。
蕾妮：天哪，我们什么都做！我们玩躲猫猫。犯事儿落到爸妈手里以后，就藏到大片的高草丛里，他们知道我们在干吗。“切尔西，弗洛里，蕾妮，特蕾西！你们在哪儿？”我不敢说话。妈妈往窗外看了看。你最好别躲在高草丛里！我心想，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草里呢？切尔西说，因为她脑袋背后有眼睛。弗洛里说，难不成妈妈是斯里克罗普斯！她其实是想说另外一个词，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我、切尔西和特蕾西都笑得在地上打滚，把草都压坏了。
下一个冬天，苏和赫克托邀请了三个大点的孩子来玩——十九岁的JD，十八岁的费希尔，十七岁的莉莉。他们在一场大风雪中到来，穿着新墨西哥的衣服。雪下得太厚了，车子不能开到山上，于是苏让孩子们下车走了最后一公里才到家。
JD：关于他们的一切我都很好奇。他们将是和我的兄弟姐妹组成一个家庭的人。他的名字叫赫克托，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西班牙人，但突然间见到的却是这个浅肤色的白人，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我观察了他们。我对他们有戒心，可以这样说，并且感到疑惑，这儿真的待得下去吗？
在这次拜访的最后，即使JD已经是个成年人，而费希尔和莉莉都上高三了，他们还是决定离开新墨西哥加入他们，苏和赫克托完成了最后三个孩子的领养。
苏安：他们让我交出了自己的房间。我本是女孩里最大的，有生以来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我们都有，我、切尔西、弗洛里都有自己的房间——结果莉莉住了我的房间，特蕾西住进了弗洛里的房间，蕾妮住了切尔西的，我们三个最终和乔尔合住在一个房间里。爸爸说，别担心，有一天你会再有自己的房间的。最终也确实有了。
弗洛里：但我爱他们。
苏安：我们爱他们。
弗洛里：他们老帮我们编辫子。
苏安：他们帮我们弄头发，玩音乐，跳舞，他们很有趣。而且莉莉很喜欢逛街，她会告诉我们最新的时尚潮流。
莉莉：我感觉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意思是，他们确实是我不认识的孩子，但他们和我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需要爱的对象。他们需要一个大姐姐。我觉得我必须保护他们。
几个孩子回到佛蒙特的时候都很紧张，但费希尔和莉莉在高中广受欢迎：莉莉是一个田径明星，而费希尔很酷，长得很好看。
费希尔：我很受欢迎。这有点上头，我不骗你。所有的白人小女孩都知道我是学校里最好的舞者，而且我是唯一一个黑人。
几年以后，莉莉注意到，几乎她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和不同肤色的人结婚或恋爱了。
刚加入这个家庭时，莉莉问苏怎么才能知道她是可以信赖的。苏说：我们向你承诺。那个承诺就像我们的婚姻誓言一样郑重。我们不只对你承诺，也对上帝承诺，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你的家长，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对苏而言，向上帝做出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但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亲子关系是挺奇怪的。莉莉的母亲抛弃她的孩子之所以是错的并不在于她违背了承诺。她是他们的母亲，做母亲意味着，或应该意味着，她除了照顾他们别无选择。承诺是给陌生人的。你试着遵守承诺，有时会做不到。但对苏和赫克托来说不存在这个区别，诺言就意味着你别无选择。
这是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同。对于多数人来说，有些责任是天生的，有些是孩子出生以后会产生的，还有一些是你主动承担的；在后天生成的责任中，家庭责任是最多的。但是对苏和赫克托而言，他们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和天生的责任一样不可改变。对她们而言，选择和承诺就意味着一切，这就是巨大的力量之源。他们不认同父母以及他们认识的其他人过的那种生活，而选择了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活，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并且相信这样的生活会取悦上帝。他们明白他们是受到诸多束缚的人，但他们努力对抗着那些限制：睡得更少，吃得更差，工作更加努力。
那些称他们为圣人的人看到并钦佩他们的努力，但是叫他们圣人也泄露了一种矛盾情绪。对很多人来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急迫的、原生的、不假思索的。那种爱应该源自渴望，源自对幸福的自私追求，而不是源自同情或帮助的意图。同情和承诺一样，是针对陌生人的。这并不是说利他主义是不够的，利他主义似乎是与父母之爱相对的东西。父母可能会为了孩子牺牲，但他是被驱动的而不是出于责任。父母的爱必定是自私的，否则就失去了它的价值，甚至会让人讨厌。
对苏和赫克托来说，自我牺牲易如反掌。为了过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道德生活，抵制诱惑与拥抱困境并不困难。但他们被要求的比禁欲主义还复杂得多，为了责任而牺牲快乐会让一切都显得不太对劲。为了履行做父母的承诺，他们必须感到快乐，他们必须喜欢他们的孩子，否则再努力也是没用的；如果他们感受不到快乐，他们就已经失败了。
蕾妮：我花了两年半才信任我爸爸。我不让他碰我。我过去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他们都会进屋来，当他到门口时，我会说，你想干什么？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说。但是他会问，苏，她还好吗？我妈妈会抚着我的背说，没事，你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没人可以再伤害你，没人可以再那样对你。我会哭泣，看着他，看着我的爸爸赫克托站在门口，眼里涌出泪水，他说，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我必须坐下来看着他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相处。我对他不怎么热情，但我一直都会抱我妈妈。他会说，她还没有准备好抱我，是吧？我妈妈回答，是的。他会接着说，她什么时候才会抱我呢，苏？我妈妈回答，还没到时候，给她点时间。记住了，他说，我想要的不过就是抱抱她，让她知道在我怀里是安全的。
终于，在一九九〇年的圣诞节，切尔西说，蕾妮，让我们来拥抱妈妈和爸爸吧！她说，你已经到这儿两年啦，快点！我说，呃……我应不应该抱他呢？切尔西和弗洛里说，快点！抱他！然后我就抱了他。我对他说，爸爸，谢谢你送我的礼物。等我抱完他坐下以后，我看着他说，你在哭吗？他说，是的，我等这个拥抱已经等了两年了。我说，我知道，对不起，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信任你。
运营一个收养中介的麻烦在于，苏和赫克托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没有父母或者可能不会有父母的孩子的照片。他们把这些照片贴在家里的冰箱上，晚上全家人会看着这些照片为他们祈祷。其中一张照片上是得州的阿莉西亚，一个长得像玩具娃娃的黑人小女孩，她正笑着跨坐在婴儿床上。她患有很严重的脑瘫，没人指望她还能走路。有一天，赫克托对苏说，每次他为阿莉西亚祈祷的时候，脑子里都会响起“她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决定领养她。
他们的医疗保险只能为阿莉西亚支付一年八个疗程的理疗，所以他们一家人都跟着去理疗，以便每个人都能学会那些练习。一夜又一夜，孩子们让阿莉西亚站在餐桌边，扶着一根码尺从这个人走向那个人。一年之内，她不仅开始走路，还学会了跳舞。
根之翼接收了一个在婴儿时期遭受过脑震荡的四岁白人男孩。脑震荡让他的眼睛瞎了，留下的脑损伤让他的智力水平停留在六个月大时。他当时待在一个收养家庭里，但收养妈妈照顾不过来，如果他不能很快找到领养家庭的话，就会被安置到公共机构了。提起他的社工对苏说，她打心眼里感到这孩子是巴多家的。
苏对社工说他们已经不再领养孩子了，但赫克托看到男孩的照片以后表示并不那么确定。当他们在收养人家里遇到他时，赫克托决定要这么做。喂他、让他好好吃一顿饭是很困难的，而且他还有很多药要吃。他爱咬人，他们不得不小心照应他和周围的孩子。但他喜欢待在车里，他的收养妈妈说，夏天出去露营时他是很乖的。赫克托觉得他们已经为阿莉西亚做了那么多好事，谁知道他们会为这个男孩做些什么呢？于是他们把他带回了家。他们叫他迪伦。
孩子们觉得他好可爱，十岁的弗洛里立即就要求学习怎么喂他。
弗洛里：迪伦是我的。我喂他，我给他换衣服，我喂他牛奶。
苏安：迪伦不是你的。别做这些啦！
弗洛里：他是我的！我喂他。
苏安：好吧，我给你，你喂他。但食物是我准备的啊，这怎么算？
弗洛里：我准备食物，我喂他，我给他换衣服，我给他洗澡，我给他洗头发。他只吃我喂的东西。
起初，迪伦哭得很厉害。他以前被打过，所以不管何时有人靠近他，他都看起来很害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能辨识出大家的声音，也变得柔软，开始笑了。
特蕾西：爸爸说我得给迪伦洗澡。我不想碰他，因为他身体的那个样子让我有点害怕，我觉得我会伤到他。但是他们让我给他洗一次澡——我知道他看不到我，因为他看不见啊——这很难解释，但似乎他看着我的眼睛，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我感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与他之间异样的连接。就好像他是在告诉我，你做得好，我没有受伤，只要好好照看我，别让我淹到水里就行了。从那之后，这就变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这就是我想成为一名护士的原因。
在领养了迪伦的第二年，社工来问他们是否要领养一个名叫韦恩的华裔美国小男孩，他患有沙费利波综合征，一种让小孩多动与无眠的疾病，这种疾病会逐渐破坏他的生理功能直至其夭折。韦恩当时三岁，已经失去了听觉，但还能走路。一开始苏和赫克托都认为领养他毫无问题，他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孩子。但是带一个注定会死去的孩子回家，对他们和其他孩子来说，想象一下都是很可怕的事。他们对社工说他们会考虑一下，并为之祈祷。
他们想着至今为止领养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如他们期待的那样安静，他们努力适应这种局面而不流露出失望。他们想着所有的爱如何意味着痛苦、悲伤和某种失去。他们想着他们现在是怎么知道——他们更年轻时并不知道——不管是爱还是信仰都不足以拯救一个被悲惨经验摧毁的孩子。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爱一个以那种方式被永远摧毁的孩子，那为什么不能爱一个他们同样无法拯救的孩子，没有他们的爱，他就会更糟糕地结束人生？几周以后，他们相信是上帝让韦恩成为他们的儿子。
三年后，有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关于亚当的事，这个来自佛罗里达的六岁白人小男孩需要一个家庭。亚当和韦恩患有同样的绝症，但他还有胎儿乙醇综合征，一直通过胸腔上的插管服药。他在好几个收养家庭待过，还受到过虐待。
每次考虑要领养另一个孩子时，苏和赫克托都会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约瑟是唯一一个公开质疑领养更多孩子的必要性的。约瑟说，肯定会有另外一个家庭来做这些事，我们家不可能领养这世界上的每个孩子。其他孩子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切尔西十二岁时去送报纸，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自行车的刹车失灵了，她重重地摔在了车把上。她朝父母大声叫道：要是你们没有领养这么多孩子，我就会有一辆新自行车，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通常，在家庭会议上，孩子们都是支持的。一个新的小生命是可爱的，一个新的大孩子是令人激动的，一个同年龄的孩子则是可以一起玩耍的。尽管如此，这一次孩子们却不大确定。
特蕾西：我们到达了一个点，就好像是说，行了，爸爸妈妈，你们别再领养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厌倦了，我们感到我们在帮着照顾每一个人。我也会想到我自己，因此感觉并不好。如果他们想到他们已经有了太多孩子而不愿领养我的话，我会是什么感觉呢？但我依然觉得，已经足够了。
以撒：我理解总有需要帮助的人，但你不能把自己抻得太薄。我们问他们，确定这是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吗？他们回答说，这是他们需要完成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去帮这个孩子，那就没有人会帮他了。我猜，那并不是他们觉得自己能承受的东西。
苏和赫克托对孩子们说，他们会考虑他们的意见，并为此祷告。之后不久，苏就飞到佛罗里达将亚当带回了家。
这是另一件使苏和赫克托与多数人不同的事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领养会给已有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对于苏和赫克托而言，陌生人的孩子的需要具有同等重量。他们从来不会对自己说，因为这个孩子是陌生人，他就不关他们的事了。如果他们听说了正在遭受痛苦的某个孩子，他们会感到他就是他们的问题，就像他在他们身边溺水或被留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一样。
对于苏和赫克托来说，一个身处不幸中的孩子还不是他们的家人，但也不完全是陌生人。从道德的角度看，家人和陌生人之间还存在着第三个中间范畴：他们有责任去帮助的人，就如同在大街上有人当着他们的面受伤，所以他们有责任提供帮助一样。这个孩子并没有在物理意义上在他们跟前，但因为他们已经认定没有家的孩子都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建构自己道德生活的地方；同样，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在等待着，以便那样的孩子加入。这无关乎他们是否遇见了那个孩子，或是否爱过那个孩子。父母因为爱孩子所以谈不上对孩子的责任——即便那些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也对他们有责任——因为在世上的所有人之中，父母是最亲近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可与之相比。
苏和赫克托并不认为，如果他们不领养孩子，就没有别的人来做这件事。他们知道这不是真的。如果他们决定不领养一个孩子——确实有很多他们没有领养的孩子——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出于某种理由，他们对他而言不会是好父母，或者是因为他们担心带上他会让大家都生活得更差。这是他们的使命的另一复杂的方面：他们想要尽可能地帮助更多的人，但如果他们帮助的人太多也有坏处；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在哪里停止。
亚当与韦恩不同。韦恩被爱过，总是笑眯眯的。亚当几乎从没有笑过——他不高兴。当有人靠近他时，他会往后缩，他僵硬而淡漠。
亚当有一个四岁的弟弟亚伦。苏和赫克托也尝试过领养亚伦，这样他们两兄弟就可以一起长大了，但是亚伦又小又白又可爱，社工认为可以为他找到更好的归宿，所以拒绝了他们的申请。此外，社工对苏说，亚当因为病得太重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有个弟弟了。结果亚伦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可爱——他非常暴躁，六周以后他的领养人就将他送了回来。社工给苏打电话，问她是否还想要领养亚伦。一周以后，亚伦到了。他站在那儿迎接将亚当从治疗中心带回来的班车。轮椅刚落地，亚当就看见了自己的兄弟，脸上露出了苏从没看到过的大大的笑容。
亚伦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孩子，苏和赫克托下定决心，二十一个孩子已经达到他们的极限了。但后来有一天，当赫克托出去送柴火时，其中一家的女主人请他进了屋。她之前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过他们家的报道，认出了他。她对他说，她认识一个来自印度名叫吉塔的十四岁女孩，从小就被领养了，但她妈妈管教不了她，把她送进了收养机构，在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搬来搬去。这个女人在电视上看到了巴多家的报道，她想到他们也许能够让这个女孩坚持下来。赫克托对她说，他们不会再领养孩子了。但不久以后，苏和赫克托认定这女孩注定是他们的孩子，苏总是相信他们会有第二个从印度来的孩子。
过了一年，赫克托从一个试图重新安置科索沃难民的组织那里收到了一封信。他给苏打电话说，他无须祷告就知道上帝想让他帮忙。他提醒她他们有一个空房间，那里可以容纳一个家庭。当一个八口之家被分派给他们时他感到很吃惊——爸爸、妈妈、奶奶和五个孩子。不过，他计算着最大的房间应该能够容纳他们。社工让他放心，这个家庭更喜欢住得紧凑一些，而且他们可能只住几个月。这个科索沃家庭的事情很顺利，所以大约一年以后，赫克托又接纳了四个苏丹男孩。
那是他们家人数达到巅峰的时候：二十二个孩子，加上难民。他们自己不再领养了，然而仍然有很多需要家的孩子，所以，为了说服其他人来领养孩子，他们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家庭的书——《我们到了吗？》。随后家庭成员的数字开始下降了。
首先是亚当在十一岁的时候过世了。迪伦随后也死了，就在他二十四岁生日那天。一年半之后二十五岁的韦恩也死了，比预期的年限多活了十年。人人都很悲伤，但最难过的是赫克托。十二年来，他每天破晓就起来给他这三个病儿子喂饭、换衣服，照顾他们是他最恒定的责任。
苏：就好像同一天失去了你的孩子和工作。
赫克托：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我的整个气场都混乱了。我需要感觉到我是有些价值的。
他和苏需要钱，就像往常一样，所以他决定去一个为无家可归者而建的群体之家值夜班。
运营领养机构的另一个麻烦——除了要持续面对他们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必须帮助的孩子——在于它是没有报酬的。总是抱有乐观主义的苏开始使用他们个人账户里的钱来负担根之翼的花费，但是他们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多少钱，很快就花空了，账单又开始反弹。苏向赫克托隐瞒了很长一段时间，将近两年。
当苏最终告诉他关于钱的事之后，她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关闭了根之翼。他们都打了好几份工来偿还债务。
赫克托：苏在……
苏：为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服务的机构里工作。
赫克托：成年机构。
苏：你在UPS（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工作。
赫克托：我在UPS工作，还在为一个精神迟滞症患者做工作教练。你还做了移动销售员的工作，卖礼品卡，还给西班牙裔的孩子做家教。
苏：在霍利约克。
赫克托：霍利约克。
苏：天哪，我们做了好多奇怪的事情。
他们不得不靠挣来的钱维持生活。有些孩子来的时候有领养补助金，其金额取决于他们出生的国家以及他们所需的服务种类。一个健康的孩子不论在哪儿每月都可以领到两百五十美元至五百美元的补助，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孩子则可能领到七百到八百美元。补助覆盖了食物和部分衣物的花销，但他们还需要支付暖气和其他方面的花销。
慢慢地，他们还清了债务，接着苏收到了一份来自费城的领养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邀请。这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她会挣大约六千美元——并且生活在这里，学校里不是只有他们的孩子是有色人种。他们决定去。那时，JD、费希尔、莉莉和特蕾西已经成年，能够养活自己了，所以他们决定留在佛蒙特，但剩下的孩子都收拾行李跟着过去了。
他们在芒特艾里找到了房子，那是一个有着宽大门廊和都铎王朝式人字屋顶的大型石头建筑。之前这里是个提供住宿与早餐的酒店，再早些时候是个女修道院。屋内光线昏暗，铺着深色的地板，有巨大的壁炉和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还有十个大小合适的房间，但是苏和赫克托开拓了更多空间出来：他们觉得有些房间里的衣柜大得足以做一个卧室了。后院有片很大的草地，他们将其出租办婚礼来挣一些额外的钱。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冬天烧暖气，但房子太大，他们并不真的负担得了，后来火炉坏了，他们就开始用客厅的壁炉、前厅的柴炉再加上散布各处的小型取暖器取暖，这意味着房子的大部分是冰冷的。晚上大家都挤在客厅的电视周围，因为那里最暖和。
他们买这栋房子的时候，有四个男孩待在里面。他们对这几个男孩说，他们可以一直留在那里，于是这几个人就变成了他们家的非正式成员。多年以来，这个家庭接纳了更多的非正式成员——来来去去的临时收养的孩子，一个从危地马拉非法移民过来的少女，和自己父母相处不好跑来暂住的巴多家孩子的朋友们，有时一住就是数年。在正式领养的孩子与非正式成员之间，苏和赫克托向来一视同仁。苏觉得，待在周围最久的人就是家人：不是因为领养，而是由于常年生活在一起以及分享家庭生活（比如同居婚姻）而形成的某种不成文的约定。有时，当苏把这些非正式成员也算在亲密家人中，正式领养的孩子们会反对。如果人人都被包括了进来，那么家人意味着什么呢？
人们把苏和赫克托称为圣人还出于有另一种矛盾心理。圣人把陌生人当作家人一样照顾的行为众人皆知。有人宣称，这种对所有人都不偏不倚的博爱是困难却高贵的事，是值得追求的事，尽管只有圣人才能实现。对多数人而言，对自己的偏私——比起陌生人更爱家人和朋友——才是人之为人的核心。
苏的工作做得很不错，几年后她得到了一个新的邀请，在国家领养中心做一些培训、倡导和政策方面的工作。再之后的几年，她申请并得到了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研究员职位，在参议院研究收养与照料残疾人的政策。这意味着她每周五天都在华盛顿特区上班，只有周末在家，但工资比之前高多了，她真的很想做这份工作。她说服赫克托，这是他们通往上帝之路的下一个垫脚石——第一个是团体之家，接着是根之翼，接下来是她在费城的工作，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每一份工作都让他们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一年后，基础性的工作结束，苏得到了另一份意味着她得在华盛顿特区多留一年的工作，她答应了。
赫克托：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想那时的我正处于那种状态，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实说，我有些嫉妒苏。我处于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运转的状态，有时夜里当我起来处理所有的屎尿而她在睡觉的时候，我会有些不满。但是最艰难的部分，让我有些生气的一点是，很多时候她回到家里会继续工作。我挺喜欢她的，我想和她待在一起，然而我们都只得到了对方最糟糕的那部分。我们总是累得要死，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也总会有孩子来打扰。
等那份工作结束之后，苏回到了费城生活，但是她常常要出差到全国各地演讲，就领养的重要性和给孩子一个永远的家开展培训。她现在是这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她的演讲和培训有很大的需求。有时她会带个孩子和她一起上路，但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
特蕾西：有时候我希望妈妈更多地和我们待在一起。她出差太多了。我理解她有自己的工作，但我那时候感到我没有妈妈。当我和生母一起生活时，她总是离开我们，我几乎觉得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心想，好吧，领养我的妈妈，她也总是不在。我觉得我需要她，因为很难和爸爸谈论女孩之间的事情，我很尴尬。我想和妈妈聊天，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
有时，苏回家后还记着自己受过的训练和在社工文献中读到的东西，于是对赫克托说，他应该对有些事采取不同的方法，而他想到自己夜以继日地在壕沟里战斗，她待在宾馆里的时候他却在清洗厕所和洗衣服，他会朝她吼道，别给我上课，我知道怎么做！如果孩子把事搞砸了，苏总是想，她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支持他；赫克托则认为，孩子应该受到惩罚，如果没有任何后果，孩子就不会吸取教训。孩子们很快就弄清楚了，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应该找苏要。她外出归来会因自己不在家而感到内疚，因此很难对他们说不，但接下来的一周她又会出去，而赫克托是他们的长官。
约瑟：我认为我父母都太过随和了。在他们的清单上，负责任并不具有很高的优先性。对他们而言，惩罚孩子是很难的。我认为这是他们真的没有正确认识到的一点，而这也是各种各样的剧情会在我们家反复上演的原因，比如偷盗、怀孕、触犯法律。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做会有严重后果——这些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
在他们领养了那六个青少年后不久，麻烦开始了。先是JD让他女朋友怀了孕，后来莉莉去学院上学，也很快怀孕了。随后费希尔从学院辍学了，由于毒品被送进了监狱。
费希尔并不总是能联系上，尤其是在大家搬去费城而他留在佛蒙特之后。他让一个女朋友怀了孕——他既性感又迷人，总是不缺女朋友。他向苏和赫克托要钱，钱不够的时候他就去偷。他和他女朋友有了另一个孩子，又和另一个女孩有了一个孩子，随后又是另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孩子。最终他因为对女朋友施暴而被捕，被关在监狱里好长一段时间。他的兄弟姐妹不回去看望他，他们很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偷盗、撒谎、暴力——只有苏和赫克托去过。莉莉说他变得和他们的生父很像，她认为他会死在监狱里。
费希尔：我总是梦想着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我仍然保有这些梦想。
特蕾西被强奸后生了一个孩子，赫克托照看孩子，特蕾西高中毕了业。蕾妮怀孕了，搬回了家。这些是坏事情，但苏和赫克托觉得他们在孩子们长大前陪伴得太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后来苏安在十五岁怀孕时，苏和赫克托极其生气，他们对苏安发了很大的火，她哭了。看到她的姐姐们那样败坏自己的前程，她难道没有从中学到点什么吗？她就没有从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试图灌输给她的基督教教诲中感悟到什么吗？赫克托告诉她，她有两个选择：把孩子交给他人领养，或者从高中退学自己照顾孩子。苏安允许家人的朋友领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去上了大学。
弗洛里十九岁时怀孕了。吉塔也怀孕了。苏安又一次怀孕，从大学里退学了。吉塔又一次怀孕。阿莉西亚怀孕。弗洛里又一次怀孕。然后就轮到了下一代：JD最大的女儿在十八岁时怀孕，JD的二女儿在十七岁时怀孕，莉莉的女儿在十七岁时怀孕。
每一次苏都感到是自己的错，如果她是一个更好的家长，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她对自己说，这样想问题很愚蠢，这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她不可能控制所有事情，但她总是这样觉得。
弗洛里：怀孕的时候，我有天夜里在屋里睡得不舒服，所以睡在了沙发上，我醒来的时候妈妈正为我哭泣。她真的在哭，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我睡觉。那是唯一一次我见到她崩溃。但她是等我睡着以后才哭的，她不会当着我的面哭，或者告诉我她对我感到失望。
赫克托和苏并不天真——他们知道孩子终归是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和每个孩子进行关于性和避孕的谈话。
乔尔：我不记得有过关于性的谈话。或许有过，但我有点不能集中注意力，我妈妈话很多，所以，如果她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走神了。
赫克托和苏甚至在一些女孩十五岁时给她们做了避孕，因为他们担心事情迟早会发生。这类避孕措施你无须记得去使用它，只须将药物注射到手臂中，或者埋植起来。但一切还是发生了，他们做的事情一点也没起作用。
赫克托相信堕胎是一种罪过，但当怀孕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他对女儿们说是否堕胎由她们自己决定。他不认为女儿们真的堕过胎，但也并不确定如果她们真去堕胎的话会告诉他，因为她们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他希望她们知道他将一如既往地爱她们，但他也不确定。
很长时间以来，切尔西和乔尔都坚持住了，赫克托确信她们会很小心。她们都在念大学，都有野心——切尔西想要制作电影，乔尔想要成为一名演员。但切尔西后来怀孕了，最终乔尔也怀孕了。当乔尔对赫克托说她怀孕了的时候，他先是对她大吼大叫，随后他哭了，离开了房间。他去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一整天都在火车上，一直坐到特伦顿再返回来，走遍了费城。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哭了好几个小时，一开始他对上帝发火，为什么他们没有哪怕一个孩子能等到结婚后再有孩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无视他们教过的在稳定家庭中抚养孩子的重要性？
后来，赫克托听到上帝提醒他《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中的话——“你们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回想起自己的罪，感到羞愧。他想到乔尔二十七周就出生了，只有一公斤重，现在还活着本身就是个奇迹。他想到她小时候做过的好玩的事，以及她对迪伦和韦恩是多么温柔。他想到她是多么努力才考上了大学并且就要毕业了，想到自己是多么卑微，一想到她大着肚子走过台阶的样子就感到丢人。在这天结束的时候，他回了家。
几年以后，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阿莉西亚学校的老师把赫克托叫过去，对他说，阿莉西亚说自己爱上了她哥哥亚伯，老师断定他们之间发生了性接触。那时亚伯二十八岁而阿莉西亚十六岁，但老师说由于阿莉西亚患有脑瘫，她的理解力只有三年级的水平。
赫克托想到亚伯过去是个多好的孩子，他在学校是多么努力，一向遵守规则。
亚伯：那真是我生命中很糟糕的日子。我当时正在离婚。我做的事情是非法的，主要是因为她的年纪和她患有脑瘫这件事。他们说她的理解力只有三年级的水平，但如果你了解她，你就不会那么想。我感觉我让全家都失望了，我真的很消沉，但我真的没有攻击她或者做过任何类似的事。
家人间的忠诚瓦解，甚至曾经被生父性侵过的蕾妮也不能说服自己只责备亚伯。
蕾妮：我开始哭，因为我认为有人也对他做了什么。有人像那样碰了他，所以他以为他可以对阿莉西亚那么做。但是她也做了些什么，他们都错了。我不能只责怪他。
社工、医生和精神科医生来了，律师和警察也来了。最终，亚伯被判入狱八年。
赫克托：我差点就走了，我差点就走了。我差点就直接离开了这一切。这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我太天真了，因为它发生了——我在其他家庭里听说过这样的事，还想着在我们家不会发生。但是确实发生了。我完全没有觉察到。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败。我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些蛛丝马迹？肯定有过什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只是觉得，去死吧，我不干了。我再也做不下去了，让别的人来接手吧。我想要揍谁一顿。我不认为我那时崩溃了，但是也差不多。
苏：这就好像在鲨鱼为患的海里离开了你的船，只有鲨鱼离开，你才可能活下来。我不知道。我沮丧得不知所以，我想不到接下去能做些什么。我想不到能做什么事。
苏变得比过去更加沮丧。有时候她感到她的整个人生都是一个错误，她误听了上帝对她说的话，她根本不应该做这些事，她是一个错误的人。其他时候她又觉得她就是听了上帝的话，所以她对上帝感到愤怒。
苏：你故意给我们设局。你告诉我们这样做，那你就应该保护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别让这些事情发生。你竟敢给我们设这样的局？
上帝并没有回应。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试着祷告，但我感觉我是在向一个黑洞祷告。读《圣经》对我来说和读报纸差不多。我依然“相信”，但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与上帝之间没有连接，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圣灵。这肯定就是地狱的样子了。
慢慢地，她恢复了活力。她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想到这不过是世界上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之一。她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全善全能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她认为这个世界是展开的世界，其结局对她而言是未知的。不知道结局，她就无法理解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她知道，她只是历史的一小部分，是某天可能变成大教堂的砖块上的微小生物而已。她会在世界末日之前死去，所以她绝不会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她相信最终上帝会确保一切都是好的，但他会怎么做则是一个谜，所以她必须接受世界展示出来的样子，轮不到她来评价。
2005
亲爱的亚伯：
这些是我们想要寄给你的照片，希望你能被允许保留它们。很高兴爸爸和我来探望过你，即使看见你在里面我的心都碎了。每天我都会为你祈祷……我决定，为了向你证明我对你的爱以及我会在你待在监狱里时一直支持你——我向你做出以下承诺：
我会持续为你祈祷，每一天，每一周。
我会尽可能多给你写信……我的信件会关注积极的方面，分享家里的好消息，以及家人都在做什么……
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会寄些钱给你，这样你就有足够的钱买生活必需品了，比如肥皂、除臭剂或者邮票。
在你的生日或特别的节日里我会给你寄卡片和礼物。
只要我的工作和家庭时间表允许，我会定期来看你……
你在监狱里是一件让人难过和羞愧的事情，每天都让我心碎。但既然你已经在那里了，你就必须决定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你会用它来生气、痛苦和自我防御吗？还是你会把时间用来做一些积极的改变呢？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祈祷——为我们每一个人祈祷——要是知道有人天天为我、爸爸和孩子们祈祷，那该是多棒的事情啊！如果你选择这样做，这会是上帝给你的多好的礼物啊！
奇异的恩典啊！在某种意义上，你有大量我希望自己也有的机会。选择权在你——你会怎样度过自己的时间呢？
爱你的妈妈
2006
亲爱的亚伯：
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致以简单的问候，祝你生日快乐。我相信你已经好多了，希望是这样。妈妈和我都会想念你的。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我很抱歉没有写更多的信给你，我记得上一次是在玛米去世的时候。那真是非常艰难和悲伤的时期……对妈妈来说也很难。她总是保持坚强，很像你。
最近三个月我们过得很艰难，真正的问题是亚伦。他离家出走了。他是周五晚上走的，偷了切尔西一百三十五美元。一月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过，抢了一辆汽车后被逮捕了。我认为他真的有毒品问题。就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是以前费希尔在的时候。我同情亚伦，他看起来会打破和地方检察官的协定，直接朝着监狱去了。我们很难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无法信任他接下来会做什么，真是难过啊……
我拔了上牙，现在刚补好。它们看起来还不错，但在我适应之前还挺疼的。
想你，希望很快能来看你。
爱你的爸爸
2009
亲爱的亚伯：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那就从我心里的话开始吧——我爱你。实在地，真心地，全心全意地。我非常非常想你，想得心里很痛。那为什么我没有时常给你写信呢？为什么我没有找到看望你的理由呢？我没有答案，也没有借口。我甚至都无法向自己解释……我感到好像我在最后几年作为你的妈妈已经失败了，但我真的希望并祈祷你能给我更多机会，让我对此做出弥补，我们共同的日子还在等着我们呢……当然，我已经原谅了你过去做过的事情。我希望你也能够原谅我……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家里的新消息，按年龄来一个一个说吧，我希望你喜欢……
再说一次，你不会知道在过去几年里忽略了和你之间的交流让我感到多么遗憾，我请求你的原谅与理解。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期待着我们的关系重新开始。
很多的爱和很多的祈祷——妈妈
亚伯：我刚回来时，要重新与父母恢复关系真的很难。对我而言，埋葬和放下这段关系比较容易，而让这感情包围着我，时刻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却很难。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从自己身上学到了某些东西，不会再做类似的事情了。爸爸从监狱中接我出来，回来大概有七八个小时车程，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这个问题。现在他们总是对我说，很高兴看见你做得这么好，我们看到你已经改变了。
怀孕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尤其是亚伯进了监狱以后，赫克托开始酗酒。这是他对一切不可忍受之事的逃离。不管他喝的是什么，他总是五点钟就会醒来，想起在世时候的亚当、迪伦和韦恩。他没有让事情就这样过去，虽然有时候他会醉醺醺地上床，并在第二天早上意识到夜里没发生什么事其实是一件好事。
苏总是出差，她知道赫克托在喝酒，她也担心在这趟旅程中间家里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她担心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因为她身为母亲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每一次要举行婚礼或大型家庭活动时，赫克托都会变得暴躁，而苏会觉得羞愧。
苏并不酗酒，她有偏头痛，还有点抑郁。有时候，她会陷入抑郁情绪中，郁郁寡欢，无法起床；有时候她还在继续做事，但之后她意识到数月以来自己生活在云雾里，除了愤怒几乎感觉不到别的东西。
有天早上，苏想让赫克托起来送她去坐火车，但是他喝醉了起不来，于是她只能自己走着去，却在路上遭到了抢劫。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出差回来的时候，她说，如果他不停止酗酒的话，她就离开他。赫克托并不真的相信她会离开他，但是她说出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严重了。他向她许诺将滴酒不沾，他确实做到了。但这一壮举并不能带走一开始导致他酗酒的悲伤。
赫克托：我年轻的时候有使不完的力气，总是能看见一些东西，你知道的，像是半满的杯子。但后来我开始感到厌倦了。一遍又一遍地处理每代孩子都要经历的那些破事——啊，别再这样了。孩子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某个孩子又被逮捕了。可能是在十年前吧，当事情真的变得艰难时，我开始有一点愤世嫉俗：这值得吗？为什么我每天早上要起那么早并且做同样的事情呢？结果都是一样的。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没有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发生的不仅仅是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几个孩子依然去教堂，以撒是个不可知论者，而拉吉开始参加无神论者的聚会。没有孩子领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切尔西：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可能会领养，但是我绝不想要一个庞大的家庭。我目睹了关于领养这件事的一切，不确定自己已经为处理这样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我感觉我并没有继承我父母的使命感。
苏和赫克托过去一直很确信他们能为这些孩子改变一些事情；但孩子们的亲生父母都是青少年时期就有了他们，依靠福利生活，进了监狱；而现在他们的很多孩子也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了孩子，依靠福利生活，进了监狱。当赫克托感到最绝望的时候，他告诉自己至少孩子们要比生活在收养中心好一些。这是底线，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随后他会想：好吧，打破循环不取决于我们，这取决于上帝。只要我们做了我们相信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那就够了。
在艰难岁月里，当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苏和赫克托很难记起他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些事。
约瑟：我父母年轻时是很酷的——她是美丽的王后，而他是体育明星。我记得他们怎样与朋友一起出去玩，他们出去野餐，就像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朋友的房子里吃饭。他们很会社交，有许多的朋友。但有了很多孩子以后，保持关系变得更难了，并不是人人都想要和他们有关联，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的家庭里有了黑人，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家庭仍然很酷，而这改变了你的朋友圈以及你的行为方式。
苏：如果有人过来吃饭，他们总会说，这真的是太好了。他们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并没有期待这有多好。
约瑟：我父母失去了他们的运气，他们为这样一个家庭付出了代价。我认为爸爸最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妈妈为了工作出差，有她的社交网络，但我爸爸留在家里。他之前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人，即使现在你到巴里去，也依旧人人都知道他是谁。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成了某种被放逐者。我认为我爸爸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以撒：他有我们，就一起出去打台球、打保龄球和滑冰而言，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但他一直没几个好朋友，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和大家一起出去。他从没这样过。
在艰难时期，一想到让别人领养他们的孩子是多么不可能，以及如果没有自己的家，这些孩子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糟糕，苏和赫克托就很痛苦。他们很容易忘记孩子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多少美好的事。不幸是比幸福更加强烈的情感，灾难削弱了他们的思想，以一种普通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所不能提供的方式重塑了他们对于生命的感受。但曾经真的有过很多好的事情。
莉莉怀孕以后到卡伯特奶油厂的生产线上工作，结果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二十二年以后，她仍然在那里，已经被提升为经理。那么多年她一直和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有时在喝了一两杯后，她会哭着对父母说她是多么爱他们，心里有多感激，要没有他们，她绝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有了赫克托帮她带孩子，特蕾西最终从高中毕了业。现在她又多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也是被领养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为老年人做家庭健康护理；她也很爱自己的工作。JD是个水管工，和女朋友订了婚。他知道，要不是苏和赫克托领养了他，他会因为谋杀杀父仇人而在监狱里度过一生。
蕾妮和大卫在当地学校的后厨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虽然大卫又聋又哑，却可能是全家人中最幸福的一个：大家都爱他，他也总是乐呵呵的。他散发出一种超脱尘俗的光辉，艰难的生活似乎完全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为了生第二个孩子，苏安从大学辍学了，但她很幸福地结了婚，并且很喜欢她在理发店的工作，她还有美容执照。弗洛里也结婚几年了。以撒结了婚，入了伍。乔尔做着一份在学校管理特殊儿童的稳定工作。约瑟和切尔西在世俗的意义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切尔西就职于费城的一家大型媒体集团，在他们的网站当总监，而约瑟则是苏黎世一家银行的计算机程序员。连亚伯在出狱后也适应了环境，在一家日本餐馆担任主厨。
在苏和赫克托结婚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孩子们筹集了一笔钱，让他们去佛蒙特那个他们当初度蜜月的湖边露营一周。那地方没怎么变化，他们点燃篝火，游泳，在湖面上划船，玩双陆棋。他们回来的时候，有个惊喜派对正等着他们。全家人都在，连约瑟也从瑞士飞了回来。有一个看起来和他们的结婚蛋糕一样的蛋糕。苏安做了中间的装饰品和名牌，蕾妮读了一首为那天而写的诗。切尔西拍摄了那天的家庭录像。阿莉西亚跳了舞，人们看得哭了起来。
每年都有生日派对、婚礼和毕业典礼，孙子和重孙子们大多数还比邻而居，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只隔几个街区，经常进出彼此的家，相互照看彼此的小孩。每当复活节、独立日、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孩子们、孙子们、重孙子们就欢聚在苏与赫克托虽然已负担不起却依然居住着的那所大房子里一起吃饭。虽然有些人缺席——三个去世了，一个还在监狱里，但多数人每年都在那里，过去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