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确“复兴”了古代文化，不过“复兴”古代文化并不是新时代哲学的实质和目的。对古代文化的复兴，可以看做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针对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手段，由于新思想还不成熟，所以需要用旧瓶来装新酒。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逐步深入，旧哲学的形式开始被逐渐地抛弃，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上帝、宇宙、人及其认识的问题。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文艺复兴时代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人，二是发现了自然。一旦人们用感性的、实验的眼光重新观察它们，它们便展露出新的面貌。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哥白尼推翻了托勒密体系，实现了天文学的革命；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将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天文学变成一门严格精密的科学；伽利略发现了落体定理和惯性定理等，为近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解剖学等学科都有一系列重大的发现。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成果也都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哲学之中，使其具有浓重的自然哲学色彩。
我们可以用三个人的名字来描绘近代哲学的曙光，他们是尼古拉·库萨、布鲁诺和弗兰西斯·培根。
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附近的库斯镇，在海德尔贝格大学、帕多瓦大学和科隆大学接受了法学、数学、哲学、神学的教育。毕业后成为神职人员，先后担任过教皇特使、主教、枢机主教、教皇总助理的职务。他曾为东西方教会的合并积极活动，主张宗教宽容，并进行过教会内部的一些改革。他除了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外，还极为关注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他的代表作是《论有学问的无知》。
库萨思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问题，即有限的人类理智如何认识和把握无限的真理，即上帝。但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库萨继承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一些思想，发挥人文主义精神，概括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哲学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关于上帝是“极大”、是“对立面的一致”、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
在《论有学问的无知》一书中，库萨区分了三种极大：
第一种是绝对的极大。关于极大，库萨的定义是：“一个事物，不可能有比它更大的事物存在，我称之为极大”。（注18：《库萨著作集》，第一卷，柏林，1967年拉丁文版，第3页。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3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这样的极大不是通过比较产生的最大，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极大，即绝对的极大，这一极大就是上帝。上帝作为无限的“一”把一切有限者都包容在自身之内，但这种包容并不是整体对部分的包容，不是用多来构成一，而是多融化在一中，在一中一切都毫无差别地是一。因此，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这种一致既是万物的本原和本质，也是万物的归宿。在无限的一中，一切对立和差异都最终消逝，一切潜在都成为现实。正像在无限的图形中直线与圆、三角形等一切数学图形都没有区别一样，在无限的上帝里面万物也都没有区别。一切对立最终在上帝里面达到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上帝把一切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之中，自己却是无对立的统一。相比之下，对立普遍地存在于有限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由程度不同的对立面构成的。在它们里面，这一方面多些，另一方面少些。通过一方压倒另一方，事物获得了对立面某一方的性质。”（注19：《库萨著作集》，第一卷，第38页。《西方哲学史》，第323页。）在有限事物中，不可能达到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有限事物是对立面的统一。
第二种是限定的极大，即宇宙。宇宙是存在者的普遍统一。但它的统一被限定在多中，离开了多它就不能存在，宇宙的存在也依赖于上帝。因此，宇宙不是绝对的无限，而是相对的无限，即时空上的无限，因为不存在任何把宇宙包入其中的界限。宇宙既然在时空上无限，就时间来说也就是永恒的，就空间来说也就既无中心也无边界。因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谓的恒星天也不是宇宙的边界。地球和其他所有星球一样，是由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只不过是宇宙大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在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之前，库萨已经在哲学上宣告了“地心说”的破产。
此外还有第三种极大：既绝对又限定的极大。库萨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成为自己那个类的极大，因为如果它达到这种极大，就会和上帝一样是无限的。但低级的事物即使成为无限，也不可能与上帝同一，因为它们缺乏完善性。例如，圆即使成为极大，也只不过是无限的数学图形罢了。惟有人类适宜产生这样的极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一个小宇宙或者小世界。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合了尘世的东西和神的东西，结合了物质、有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理性，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整个宇宙。但人类中只有一个个体能够达到类的极大，这就是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耶稣由于是个体而是限定的极大，又由于与上帝同一而是绝对的极大。在库萨的哲学中，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完善人性的代表。
上帝作为无限是不可认识的，因此人的认识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
认识就在于确立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认识就相对容易；如果二者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认识就相对困难；如果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关系，认识就无从谈起。我们对极大的认识就属于这种情况。绝对的极大是无限，而无限与有限之间是没有比例关系的。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一种“非理解的方式”来把握上帝这个“不可理解者”，也就是说，从有限事物出发，以有限事物为符号，并超越它们的有限性，从而达到无限。在所有有限事物中，数学符号是最理想的符号。例如，根据圆弧扩大到无限就是一条直线，可以得知在无限中一切数学图形都没有区别，并进一步得知在上帝里面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所以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对上帝的这种把握不是借助知性的逻辑演绎，而是借助类比和理性的超越实现的。就此来说，它是一种非理解的方式，在精确认识的意义上是一种无知；但它又是以人的知性认识为出发点，借助对数学符号的精确认识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上又是一种近似性的知，是有学问的。更何况，认识到上帝是无限的，是不能精确认识的，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一种知，也是对我们自身认识能力的一种知。“有学问的无知”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库萨虽然否认我们能够精确地认识真理，但又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猜测无限地逼近真理。绝对的真理虽然是“永不可及”的，但认识一方面是对真理的分有，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是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认识的真谛就在于这种“永不可及”和“越来越近”的辩证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人是可以在无限的过程中认识真理的。
库萨关于“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论证了精神的无限能力，使人及其精神成为哲学的最高主题。因此，一些哲学史家认为，只有库萨的哲学才真正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从而无愧于近代哲学的思想先驱。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诺拉镇的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在当地拉丁语学校毕业后，于1565年进入多米尼克修会的一家修道院。因广泛阅读哲学和科学著作、对教规禁锢表示不满而受到院方监视，并面临被宗教裁判所拘捕的危险。为了逃避迫害，他流亡欧洲各地16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最终因被人出卖而落入宗教裁判所。在8年的监狱生活中，布鲁诺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原因、本原与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论单字、数和形式》、《灰堆上的华宴》、《论英雄热情》等。
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受到库萨的较大影响。布鲁诺自己在一次讲演中曾以崇敬的口吻谈到库萨：“哪里有能与那个库斯人媲美的人物呢？他越是伟大，就越是不被人所理解。倘若不是祭披有时遮掩了他的天才，我就会承认，他并不与毕达哥拉斯相同，而是比毕达哥拉斯伟大的多。”（注20：参见《西方哲学史》，第328页。）布鲁诺毅然抛弃了库萨的“祭披”，即源自神学的不彻底性，同时吸取了哥白尼的天文学成果，建立了一个泛神论的哲学体系。
与当时许多哲学家一样，布鲁诺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多地倚赖于空洞的幻想和更加远离自然，而实际上他们批判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被经院哲学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哲学中到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似乎离开了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他们还不知道怎样表述哲学思想。
布鲁诺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
所谓本原，是指从内部促成事物的形成，并且作为该事物的基本要素，留存于该事物之中的东西。本原又叫实体。形式是积极的潜能，物质（质料）是消极的潜能。形式与物质相结合而产生万物。精神、灵魂、生命处于万物之中，并按照一定的程度充满全部物质，因而是万物的真正形式，世界的形式就是“世界灵魂”。但形式不能离开物质独立存在。“形式离开物质，便没有存在，形式在物质中产生，在物质中消灭，来自物质和归于物质。”（注21：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除物质以外，的确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常驻的、配称本原的。“将自身包含的卷缩东西舒展开来的物质，应该称做神物和最优秀的生产者，应该称做自然万物以及全部实体自然界的生育者和母亲。”（注22：《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09页。）
所谓原因，是指从事物的外部促成事物的产生，并且自身留存在事物之外的东西。物理世界的作用因就是“普遍的理智”或“世界理智”。普遍的理智是世界灵魂内部的一种特有的能力，“是它使物质承受了所有的形式，是它根据形式的意义和条件，赋予物质以形状、塑造并形成万物，使万物处于这么一种惊人的秩序中”（注23：《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4页。）。但普遍的理智并不是从外部将形式赋予物质，因为形式本来就包含在物质之中。与其认为物质没有形式，排除形式，倒不如说物质包含形式、囊括形式于自身之中。形式“被作用因唤起进行活动并处于物质之中”（注24：《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7页。）。在这种意义上，世界理智是自然万物的真正作用因，就它的存在不同于其产物的实体和实质而言，它是外因；就它也在事物之中起作用而言，它是内因。
作为原因的世界理智是作为形式本原的世界灵魂的一种能力，而作为形式的世界灵魂又内在于作为物质本原的宇宙之中。于是，作用因、形式因、质料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作为囊括一切的统一体的宇宙也就是“太一”。宇宙既是一，又是一切。由于它没有差异，所以是统一的；由于它无所不包，所以是无限的；由于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可供移动的场所，所以它是不动的。对于“太一”，我们什么也不能说，既不能说它是物质的，也不能说它是形式的。有时，布鲁诺称宇宙为“神”。“神”在他那里只是一种称呼，既没有人格，也不是宇宙的主宰。因此，布鲁诺的哲学具有泛神论的性质。
宇宙是一，一不仅表示宇宙内部的统一性，而且表示宇宙在数量上也是惟一的。宇宙只有一个，是“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而世界（各种天体系统）的数目则无限多，是“被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无限的宇宙不可能有任何边界和中心，太阳只是诸天体中的普通一员，太阳系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系统，在无限的空间中有无数个这样的系统。包括太阳、地球、行星、恒星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具有同样的形式、运动和变化。布鲁诺还认为宇宙是由不可分割的微粒（即“极小”）构成的。“极小”在物理学上就是原子，在数学上就是点，在哲学上就是单子。原子的不同结合、排列和搭配，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事物。由于“极小”在自身中包含着成为一切的可能性，是它所能是的一切，所以和“极大”、“太一”是一回事。原子自身就具有灵魂，有运动能力，因此宇宙不需要“第一推动者”。
布鲁诺继承了尼古拉·库萨的“对立面一致”的思想，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谁要认识自然的最大秘密，那就请他去研究和观察矛盾和对立面的最大和最小吧。深奥的魔法就在于：能够先找出结合点，再引出对立。”（注25：《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33页。）布鲁诺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指出，不仅“极大”和“极小”吻合为一，而且在“极大”和“极小”自身中对立面也是归于一。在“太一”之中，不仅“极大”与“极小”没有差别，甚至直线和曲线、直线与圆周也是统一的。最小的弧和最小的弦、无限的直线和无限的圆周都是无差别的。
布鲁诺的哲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哲学思潮发展的成果。宗教裁判所可以用火刑架夺走哲学家的生命，可以用禁令销毁哲学家的著作，但却阻挡不了哲学家思想的广泛流传。他的思想在笛卡尔的理性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现。
最后我们说一说弗兰西斯·培根。
把培根放在这里似乎不太合适，因为一般的哲学史教材通常把培根和笛卡尔一道看做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毫无疑问，培根是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知识和方法问题当做哲学研究的对象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对近代哲学尤其是经验论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他的思想更多地具有某种过渡的性质。培根的自然观之所以不同于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而具有一定的朴素性和辩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更多地接近于古代哲学而不是近代哲学和科学，并非是因为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哲学家更先进。实际上，培根的知识水平远远落后于同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他既没有使用经验归纳法推进自然科学的进步，对数学和力学这两门对近代哲学影响最大的学科没有足够的知识，甚至不能理解当时伟大的天文学家的著作而否定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对吉尔伯特和哈维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亦不关心（哈维还是他的私人医生）。如此种种，说明黑格尔把他和波墨一同列为近代哲学的先驱或过渡性人物不是没有道理的。（注26：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出生在伦敦的一个新贵族家庭，其父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12岁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5岁毕业后到英国驻法国使馆工作，后回国学习法律，通过考试获得正式律师资格。后来官运亨通，1618年任英格兰大法官并被封为维鲁拉姆男爵，1620年加封圣奥本子爵。次年被指控受贿而被判徒刑并处巨额罚金。虽经国王干预而免于刑罚，但从此结束了官宦生涯。此后，培根潜心哲学和科学研究，1626因病去世。
培根原计划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科学的大复兴》（又名《伟大的复兴》），包括六个部分，但只完成了前两部分，它们被分册出版，这就是他的两部主要哲学著作《论学术的进展》（又名《论科学的价值和进展》，中译本名为《崇学论》）和《新工具》。培根的其他哲学著作还有《论原则和本原》和《论古代人的智慧》，此外还有《政治和伦理论说文集》（中译名《培根论说文集》）和《新大西岛》。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有争议的，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培根是其作者，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虽然不多，但培根的文笔之优美，由此可见一斑。
培根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推进知识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自然，并且支配和利用自然，为人类自身谋福利。他所提出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他所提出的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为后来英国经验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培根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所谓假相（idols，亦译作“幻相”、“偶像”），即盘踞在人的头脑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它们形成了成见或偏见，使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到真理，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复兴。培根根据这些错误的不同来源把假相分为四类：
“族类的假相”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由于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掺杂着许多主观的成分。“人类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注27：《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
“洞穴的假相”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产生的假相。因为每个人的心理和体质各有特点，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阅读的书籍、崇拜的权威亦有不同，这就难免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从而产生一些成见和偏见。
“市场的假相”是由于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语词使用不当而产生的假相。人们相互往来，如同市场上交际一样，必然会使用语言。如果对名称和概念的规定和理解不当，就会以假冒真，名实不符，造成错误的观念，形成假相。
“剧场的假相”是从各式各样的哲学体系以及错误的论证方法中移植到人们心中的假相。培根说：“因为在我看来，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注28：《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4页。）如果人们误将哲学家精心制造的理论体系当成了现实，就会陷入“剧场假相”。
“假相”虽然危害很大，但却不是不能克服的。在培根看来，只要我们正确地使用理智，弄清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假相”，获得可靠的知识。这种方法就是经验归纳法。
培根致力于恢复自然作为科学认识的对象。他甚至说，正如阳光既照耀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上，也同样照亮阴沟一样，我们研究自然亦有其合法性。竟然需要这样来论证研究自然的合法性，中世纪时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像布鲁诺一样，培根虽然激烈地批判亚里士多德，但却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在培根看来，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事物的“形式”，他所说的“形式”主要指的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决定物体的单纯性质的法则和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要想认识事物的形式，必须通过感觉经验，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乃是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当然，感觉也有其局限性，不过感觉的缺陷是可以弥补的。补救的办法是给感官提供工具和帮助，但主要是依靠科学实验。培根认为，“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论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
在掌握了实验的资料之后，还必须运用理智的能力对这些资料进行加工、分析，形成概念和公理，以求揭示自然事物的“形式”、规律性。所以，培根主张从经验上升到理性，把经验和理性结合起来，他运用“蜘蛛、蚂蚁、蜜蜂”的著名比喻生动而深刻地概括了他对理性派和经验派的批判以及感性和理性联姻的重要主张。他说：“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于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密切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注29：培根：《新工具》，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在他看来，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的“离异”、“不和”，给科学知识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为了科学知识的发展，经验必须和理性联姻。“我以为我已经在经验能力和理想能力之间建立了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二者的不睦与不幸的离异，曾使人类家庭的一切事务陷于混乱。”（注30：《新工具》，第8页。）当然，培根仅仅是提出了原则，并没有真的将其付诸实践。
在培根看来，认识自然就是认识自然的形式。为了从感觉经验中概括归纳出事物的形式，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法。经验归纳法由三大步骤组成：
第一步，收集材料。准备一部充足、完善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这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培根将他的归纳法区别于简单枚举归纳法，认为后者是很幼稚的，它一般地只根据少数的例证，其结论是不稳固的，只要碰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例证便会发生危险。与此相比，经验归纳法则以大量实验材料为依据。
第二步，运用“三表法”来整理材料。培根提出的三种例证表是：（1）“具有表”，把具有所要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列在一起。（2）“接近中的缺乏表”，在这里列举出与上表中的例证情形近似可是却没有出现所要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3）“程度表”或称“比较表”，在这里列举出按不同程度出现的所要考察的某些性质的一些例证。这三个表是归纳的准备工作。
第三步，进行真正的归纳。培根所谓真正的归纳又分为三个小步骤：（1）排除法，即排除和拒绝这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是在有给定的性质存在的例证中不存在的；或在给定性质不存在的例证中存在的；或者在这些例证中给定性质减少而它却增加，或给定性质增加而它却减少的。在进行这种排除的过程中已经为真正的归纳打下了基础。（2）根据三表所列示的事例，做一次正面地解释自然的尝试，就是通过排除之后得出正面的结论。（3）纠正解释偏差的几种帮助。培根列举了九种帮助，旨在校正以上程序中的失误，以求得尽可能准确的结论。
培根认为，只要我们发现了事物的形式，就能够改造自然为人类谋利益。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了黄金的形式，就可以利用普通金属制造出黄金来。当培根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在他的脑子里游荡着的或许是中世纪炼金术士的幽灵。
培根毕竟不具备近代科学的新知识，所以我们把他的思想看做是向近代哲学过渡的重要环节。与培根相比，笛卡尔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哲学创始人。
参考书目
1.〔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
2.李平晔：《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3.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