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初，创始人耶稣，本来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犹太人虽然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实际上是似乎一直在遭受天谴。犹太人（以色列人）原籍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点由《圣经》中的神话传说与巴比伦的神话传说类似而得到了证明。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屡遭周围民族的蹂躏。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把犹太国王和贵族掳到了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中间就流传着弥赛亚（救世主）拯救他们的传说。在罗马帝国初期，巴勒斯坦并入罗马版图。耶稣的信徒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Christ），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弥赛亚（救世主），因而被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宗教团体也就被称为基督教。当时，罗马派驻耶路撒冷的总督叫彼拉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当耶稣以弥赛亚和以色列之王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仅引起了罗马统治者的恐慌，而且也引起了犹太上层贵族的恐慌。于是，耶稣被人出卖，判处死刑，钉在了十字架上。不久，在耶稣的信徒中间就开始流传耶稣基督复活等奇迹，而且相信他不久将再次降临人间，举行末日审判，上帝之国不久即可降临，当然上帝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教虽然由于信仰独一真神、拒绝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和其他种种社会原因而数次招致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却由于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从而迅速传播到罗马帝国各地，作为当时被压迫民族的精神寄托，逐渐成为信徒众多的世界性的宗教。
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有许多原因。
首先就基督教的教义而论，它把人们的希望寄托在了来世，因而放弃了与罗马帝国的直接对抗，从上帝普爱世人的信仰出发，主张爱人如己，甚至爱自己的仇敌，并且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作为被上帝拣选的条件。所以它最初虽然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小宗派，但是却没有犹太教那种森严的教义和民族限制，因而能够成为不同民族共同的宗教选择。其次，罗马帝国以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大帝国，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而且各个民族因为沦为被压迫者，不再相信自己的保护神，而罗马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也使罗马人对于罗马民族旧有的保护神和宗教失去了信心，转而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在公元2—3世纪，大批社会上层人士和有教养阶层纷纷皈依基督教，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311年，罗马政权公布了允许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的《宽容敕令》。312年，罗马帝国最高统治权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皇权角逐者之一君士坦丁在大战前夜看到天生异象，天空中现出了一个发着火光的十字架。于是第二天他的士兵们的盾牌上都画上了十字架这一基督教的符号，在基督徒的支持下大获全胜。后来的君士坦丁大帝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基督教从此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全罗马帝国境内的三百多名主教在尼西亚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全教会性的会议，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教条，史称《尼西亚信经》。（注1：《尼西亚信经》：“我们信独一的神，全能的父，是天地和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的创造者。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在永久之前，为父所生，是从神的神，从光的光，从真神的真神，不是受造的，是与父神为一，万物都是藉他造的。又为我们，网络救我们他从天降下，藉着圣灵的力量，从童真女玛利亚取肉身成为世人。为我们的缘故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根据《圣经》上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并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将来必从荣耀里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他的国就没有穷尽。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是从圣父和圣子出来的。与圣父和圣子一同受敬拜和荣耀，他曾通过先知们讲话。我们信神圣的使徒的教会。我们接受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的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门。”转引自《简明基督教全书》，第269页，马可·泰勒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92年，皇帝狄奥多西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大肆镇压异教和异端，基督教终于取得了精神统治的地位。395年罗马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连战旗上的鹰也变成了双头鹰。基督教亦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此后，罗马帝国衰落乃至被日耳曼人所灭，欧洲进入了中古时期，基督教不仅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说起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我们中国人有很深的关系。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时，中国抗击匈奴入侵并向西扩张，最终迫使西部的游牧民族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结果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从东向西的世界性民族大迁徙，迫使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公元476年，罗马终于被摧毁了。此后，虽然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又苟延残喘了上千年之久，但是只能充当希腊罗马文化的博物馆，直到1453年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征服。
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主要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进入西欧的时候，他们正处在氏族公社解体的军事民主制时期。日耳曼人灭亡西罗马帝国以后，这种社会制度逐渐转化为庄园农奴制，史称“封建制度”。西欧的封建制度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不过是最大的庄园主而已。国王下属贵族，贵族占有自己的封地——庄园，具有比较多的独立性。只有当国王需要的时候，例如战争，贵族才会响应国王的号召，率领自己的侍从和农奴加入国王的军队，而国王甚至无权支配贵族的下属。所谓“我的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就是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的历史就是王权与教权的争斗史，这部历史是一个两者合作和相互利用、教权统一欧洲、王权上升的同时教权衰落的复杂过程。及至后来出现了民族国家，王权逐渐占了上风，中央集权式的专制制度得以形成，通过海上霸权、殖民地和为了增强国力而开展的工商业活动，最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开辟了道路。随着教权的衰落，世俗的王权取得了统治地位，基督教哲学亦随之衰落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一提起“中世纪”，立刻就会想到“黑暗时期”，一提起“黑暗时期”，立刻就会想到基督教的精神统治，想到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不错，中世纪的确有一个“黑暗时期”，不过这个“黑暗时期”主要指的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几百年（400—1000），那并不是基督教的错，主要是因为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希腊罗马文明被一扫而空所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在保持文明火种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如果从物质生活方面看，中世纪的确是极端匮乏的，但是如果从精神状态上看，从信仰上看，中世纪不但说不上“黑暗”，或许应该说是“光辉灿烂”才对。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在匮乏和艰难的现实生活之上，建立了一个异常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世纪早已成了历史，因为成了历史，我们今天才有可能不带偏见地比较“客观地”看待那个时代，评价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基督教感化了日耳曼各民族，如果没有很少受到冲击的修道院保存了希腊罗马的文献，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成就便有可能付诸东流。国家政权（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形成像样的国家政权）做不到的，科学和艺术做不到的，宗教做到了。当时的日耳曼各民族尚处在不十分开化的原始状态，不用说书写和阅读，有些民族甚至连文字还没有形成。因而，艺术的想象和抽象的思辨推理对他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福音书的说教却以其淳朴和崇高从情感上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另一方面，也正是从宗教的感化出发，今天欧洲的各个民族吸取古代知识的过程才可能开始。正是通过教会，新世界才有可能进入旧世界的学校之门。当然，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初古代文明中只有能够被纳入基督教的那些部分得以保存，因为教会强烈地排斥其他方面，特别排斥与教义相背离的东西。即便如此，教会基于偏见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有效地防止了日耳曼民族当时还处在幼稚状态的心灵被各式各样的学说理论搅得一团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很可能因为不能理解、消化和吸收希腊文明的精神养分而患上营养不良症。结果与基督教原初的意图相反，它排斥异己的做法起到了循序渐进的教化作用。不过无论如何，教会排斥异己的工作的确富有成效，它使得精神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片空白，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重新填充而丰富起来。（注2：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353—3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单纯就世界历史的分期而论，我们通常以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毁灭作为开始，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中古史。哲学史上的分期与此不尽相同。古代哲学即古希腊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以529年最后一所柏拉图学园被皈依了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关闭为止，时间是1000年。而中古哲学，或者说中世纪哲学，与希腊哲学有相互重合的部分：公元2世纪至5世纪的教父哲学与晚期希腊哲学是同时的。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对它们进行分别讨论，因为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哲学形态。
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形态。
毫无疑问，希腊哲学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有教养的欧洲人，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家园感。”（注3：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7页。）然而，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并不是西方哲学的惟一来源。实际上对于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来说，基督教神学自始至终是其最基本的“底色”，以至于日耳曼民族被称做“基督教民族”。哲学与宗教都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只不过它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罢了。哲学诉诸理性，而宗教则诉诸信仰。
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哲学的精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悲剧精神，它的主题是命运、必然性和规律，不过在命运面前，希腊人不是消极的，他们对现实生活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形成了崇尚知识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基督教哲学则正好相反，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古时代的人们逃避、抛弃和否定了现实生活，以否定现实的方式谋求灵魂的救赎，视人间为走向天国的“天路历程”，试图通过信仰上帝使灵魂得到永生。因此，他们对现实生活采取了悲观主义的态度，而对来生来世却采取了乐观主义的态度。
如前所述，基督教文明与希腊文明一道，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两大源泉。那么，基督教哲学给哲学带来了哪些不同于希腊哲学的问题呢？
这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说，基督教哲学贡献给哲学的首先是它的超验性。虽然希腊思想中也不乏超验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是从主导方面看，希腊哲学是现实主义的，而基督教哲学却以弃绝尘世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无限的超感性的世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开拓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其次是内在性。基督教使无限的精神（实体）具体化于个人的心灵之中，与希腊哲学对自然的认识不同，它诉诸个人的内心信仰，主张灵魂的得救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在场。再次是自由的问题。自由在希腊人那里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必然性的观念。基督教就不同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意志问题始终是基督教思想中的难题。最后是超自然主义的观念。在希腊人那里，自然是活生生的神圣的存在，而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不但没有神性，而且是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可供其任意利用的死东西。基督教贬斥自然的观念固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然而却从另一方面为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使后人在认识世界之外亦树立了改造世界的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初的基督教具有与理性和知识相对立的极端倾向。作为宗教，作为贫苦大众的宗教，基督教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排斥知识的方式。《新约·马太福音》把是否信仰基督作为衡量聪明与愚蠢的标准，圣保罗则说：“就如经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哪里有智者？哪里有经师？哪里有这个世界的辩士？岂不是上帝让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仰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然而，随着基督教逐渐扩大了影响，就有了理论化的需要。《新约·约翰福音》已经开始利用“逻各斯”（logos）这个希腊哲学概念了。此后，种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促使基督教最终采取了理论的形式，造就出基督教哲学这种独特的理论形态。
除了基督教作为新生的宗教其自身需要理论的建设等内在原因之外，有一系列外在原因迫使基督教走上了理论化的道路。
首先，在基督教诞生的年代里，哲学依然是罗马帝国社会上层人士所喜爱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为了获得这些上层人士的谅解、理解、支持乃至皈依，竭力宣扬自己与哲学的一致。早期教父所提出的“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这一口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种形势下，基督教接过古希腊哲学的一些术语、词句和学说来论证和阐述自己的信仰，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其次，罗马帝国社会的长期动荡，导致哲学从理论向实践转型，使伦理学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灵魂的安宁成为哲学的最高目标，与神的交往也成为许多哲学家喜闻乐见的主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古希腊哲学在这些同样为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上的探讨，也已经为基督教与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融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再次，基督教产生之初，立刻就遭遇到以哲学理性为代表的强大的希腊罗马文化。晚期希腊哲学无论是出自传统的多神论立场，还是出自哲学的理性立场，都不免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口诛笔伐，而基督教也自觉到自己是当世思潮的竞争者之一，因而积极地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辩护和斗争。显而易见，在与哲学的这种斗争中，哲学自身的词句无疑是基督教所能利用的最佳武器。
最后，基督教形成的时代，也是罗马帝国各种新兴宗教竞相产生的时代，诺斯替教、摩尼教等都曾一度成为基督教的有力竞争对手，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异端。也可以说，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与异教、异端论战的历史，这种论战的需要也同样促进了基督教的哲学化。
在这些内因、外因的交织作用下，基督教会中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挺身而出，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在理论上论证和捍卫基督教信仰。这些人或奔走传教，或著书立说，力图使基督教的信仰与哲学的理性统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活动，基督教第一次有了相对统一和完整的教义，因而他们被教会尊为“教父”，即教会的父亲，他们的思想就被称为“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