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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的不凡事儿:《了凡四训》的另类解读》第八章 命运从这里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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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栖霞山下来后的第二年,即1570年,袁了凡终于考上了举人。

这是孔老先生第一次失算,也可以说,这是袁了凡命运的拐点,他的命运从这里拐弯,开始新的旅程。

袁了凡现在与范进同学一样都是举人了。

不过,袁了凡这个举人与范进同学那个举人很不一样。

范进是五十四岁才考上秀才,中举应该快六十岁了,袁了凡中举时才三十七岁。

袁了凡中举不是命中具有的,更不是靠别人施舍的,是他自己争取的。

范进同学的中举却很奇葩。

范进同学的文章写得很烂,就如同他的烂衣服一样,不过,烂文章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烂衣服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范进考试时的主考官是省教育厅(学政)的周进厅长,范进可能是很多题做不上来,就先交了卷。周厅长没事拿起卷子一看,这是什么呀,狗屁不通,连起码的主谓宾都没搞清楚,就想把试卷往废纸篓里扔,不过,好奇心突然涌现,他想看一看究竟是谁这么有胆量,写这么烂的文章居然敢来参加考试,说实话,周厅长很佩服这个人的勇气。

这一看不打紧,周厅长看见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裤,垂手站在门前,就像一个乞丐在要饭:“大人,行行好,给我一口吃的吧,我已经饿了三天三夜了。”

顿时,周厅长的好奇心转变成怜悯心——多可怜的人儿呀!

再一想,自己曾经也跟这个人一样,六十多岁才中举,那其中所经历的酸楚,所遭遇的嘲笑和屈辱,至今历历在目。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不说,关键是别人还不肯借米,谁都可以骂你,谁都可以欺负你,连患脑血栓的吴老二都敢嘲笑你,更别说岳父岳母了。

这样一想,怜悯心又变成了自怜心。

范进的处境勾起周进的苦水,两个苦瓜一根藤,范进的苦就是周进的苦,周进的痛就是范进的痛。谁让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进”字呢,同“名”相怜。

周厅长想,录取眼前这个人,就是录取自己。

自己参加考试,自己又是主考官,不录取自己录取谁呢?

屁股决定脑袋。

于是,范进同学没有经过开会讨论,就被周进老师点招成了举人(纪检部门还查不出来,因为没有行贿受贿)。

……

几百年来,范进同学的奇葩经历默默激励了很多人,到今天已经演变成一种广泛使用的招数,比如很多人在选秀节目中,先述说自己的生活多么凄惨,一上来就把范进那身烂衣服亮出来,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孔,要多惨有多惨,然后再开始唱。

那些评委也有过很惨的时候,一想起自己没成名在地下室泡方便面时,或者被戴袖标的大妈盘问时,眼泪就忍不住往外流,屁股情不自禁地挪到像范进的那个歌手一边。

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的屁股能坐正呢?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太把考试当一回事,考试考的不是本事,是屁股。

……

但是,袁了凡中举靠的却是真本事。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证明命运完全可以靠自己改变。

1571年,袁了凡又将向新的高峰发起冲锋,他要一鼓作气,去北京考进士。

意气风发的他与浙江嘉善县的考生一同乘船北上,站在船头上,两岸的青山、稻田、农舍慢慢后退,自己一路向前。

他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与通判大人同船视察嘉善的防务,不过,那时他的心是浑浊的、迷糊的,现在,他心明眼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他已经学会了读心术,不仅能读自己的心,也能读别人的心。

嘉善的考生很多,有白胡子的老举人,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袁了凡在这群人中,用读心术仔细观察,看他们谁能考上进士。

袁了凡的读心术与孔老先生的算命、看相不同,更具科学性,有深厚的心理学基础,一点都不神秘,类似于美国FBI读心术,通过人脸部的表情、说话的语气和内容,以及身体语言来判断人的心性,即高考前的心理咨询。

袁了凡发现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名叫丁敬宇的人,岁数最小,比袁了凡小十岁,却很谦虚。他想自己如果在那个年纪中举去考进士,一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大有李白的范儿——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但丁敬宇不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敬”是恭敬,“宇”是寰宇。

“敬宇”就是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充满敬畏和恭敬之心。

他敬畏天,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恭敬地,恭敬大地的养育之情。

人有了敬畏之心,自己就会变得谦卑。

而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在本应该张狂的时候,却变得如此谦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上天还会把更大的担子交给他去挑。

袁了凡悄悄把自己读心的结果告诉同学费锦坡:“丁敬宇这位仁兄,今年一定能金榜题名!”(《了凡四训》中提到的所有人都是真名实姓,历史上确有其人,没有一丝虚构)

费锦坡十分不解,大家都瞧不起这个丁敬宇,你为什么独独说他能中进士呢?

袁了凡说:“只有虚怀若谷的人,才可以承受福报。老兄你看我们这群人当中,论厚重朴实,有谁能超过丁敬宇,有人出一个题目,大家都抢先回答,急着显摆自己多么有学问,只有丁兄稳重踏实,什么事情都不敢抢到人前。论恭敬谦逊,又有谁能超过他呢?更难能可贵的是,别人受到嘲笑和羞辱的时候,不是极力辩解,就是猛烈回击,有谁像丁兄那样,受侮辱时不吭声,遭到诽谤时,不辩解。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天地鬼神都会保佑他,哪有不发达的道理呢?”

袁了凡的读心术朴实无华,果然与孔老先生的算命术不同。孔老先生的算命术很神秘,让人捉摸不透,而袁了凡的读心术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

孔老先生说他的算命术来自《易经》,那么袁了凡的读心术又来自哪里呢?同样来自《易经》。

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得出的东西却大不一样。

《易经》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天的法则是,充盈就意味着衰减,譬如月亮,圆的时候,即是残缺的开始。

地的法则是,满了,就会流走,譬如水往低处流。

魔界的法则是,谁牛×,谁就会挨揍。

人间的法则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管仙界、人界,还是魔界,其法则都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在《易经》六十四卦中,每一卦都有凶有吉,唯有“谦”卦,每一爻都是吉,没有凶。

“谦”卦,上面是一个“坤”卦,象征着地,下面是一个“艮”卦,象征着山。山在下面,地在上面,意思是人有山一样的才华和功绩,却像地一样低调。

这样的人无往而不胜。

听完袁了凡的读心分析后,费锦坡半信半疑,其他人更认为袁了凡在胡诌。

什么?丁敬宇?

就他那傻了吧唧的样子,还能考上进士?!

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等到发榜那天,嘉善十多个考生,包括袁了凡在内,全部落榜,唯有丁敬宇的名字赫然在榜单上。

很多人愤愤不平,认为主考官有眼不识金镶玉,没录取自己还好说,居然录取了丁敬宇。

说实话,一般人很难瞧得起丁敬宇,就拿这次考上进士来说吧。

过去,凡是考上进士的人都要去拜访主考官,丁敬宇也不例外,他去拜访主考官王锡爵时,主考官对他说:“你现在已经考上进士了,应该看一些古文。”(韩愈、欧阳修等发起的古文运动)

丁敬宇问:“什么是古文?”(一个进士居然不知道古文,活该被别人骂,人家不服气也是有道理的)

主考官说:“就是韩柳欧苏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

韩柳欧苏?丁敬宇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想这是什么名字呀,怎么四个字呢?是韩国名字吗?不像!是日本名字吗?也不像。难道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名字?

丁敬宇很晕!

一般人这时都会就此打住,回家后自己赶紧翻字典,或者上网猛查一通。

可是,丁敬宇偏不,他继续问:“韩柳欧苏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

主考官觉得再谈这个话题很尴尬,就想转移话题,随口说:“也可以读一读《二十一史》!”

谁知丁敬宇又愣头愣脑地说:“什么?《二十一史》?一个人怎么能写那么多东西呢?”

弄得主考官哭笑不得,心想,我怎么录取了他呢?

……

大家对丁敬宇很不服气,对袁了凡却很服气,认为他有眼光,能未卜先知。

许多人赶忙邀请袁了凡吃饭:“袁兄,今天北京烤鸭,我请客!”

袁了凡笑着回绝:“不好意思,我吃素!”

这时丁敬宇来了,他已经听说了船上的事情。

看见丁敬宇走过来,袁了凡忙着道喜:“恭喜敬宇兄,贺喜敬宇兄!”

丁敬宇有些不好意思:“了凡兄,我想请您吃饭!”

“好呀!”袁了凡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的袁了凡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虽然自己明白应该怎么做,但是现在自己的德行还不够,还没有能力做到。于是他把这次落榜当成一次磨炼自己的机会,不像其他的落榜生心中充满抱怨和愤恨。

他们来到一家素食馆,相谈甚欢。

袁了凡说:“敬宇兄忠厚谦卑,言若讷讷,实则蕴含大智慧!”

丁敬宇说:“了凡兄大才,只不过暂时委屈,而我侥幸而已!”

袁了凡诚恳地说:“兄以至柔而胜天下之至刚,以无为而胜天下之有为,前途无量!”(相互吹捧,共同提高)

这一顿饭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袁了凡把自己遇见云谷禅师的事情说给他听。

丁敬宇听后十分感慨。

丁敬宇把自己做的一个梦说给袁了凡听,说自己梦见一个天神模样的人对他说:“你当官之后,务必把赈灾和扶贫放在首位。”

袁了凡听后惊讶不已,也把自己功过格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交谈。

从此,丁敬宇与袁了凡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干着同一件事情——积善成德。

不久,丁敬宇被授予江苏句容县的县令。在赴任之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为官一方,戴乌纱帽的(官)说你好,我不信;戴吏巾的(吏)说你好,我更加不相信;即使是穿青衿的(秀才)说你好,我也不信;只有戴瓜皮帽的(老百姓)说你好,我才相信。”

丁敬宇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不仅是当地的富豪,更是一位高人。(从他给儿子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丁敬宇怀着一颗赤诚谦卑的心,废寝忘食,在句容一干就是六年,只要是百姓有困难,即使刮风下雨,他也会亲自去办。

丁敬宇虽然木讷,但记忆力很好,过去用它背四书五经,现在他用这超强的记忆力来了解全县的田产、税收和牲畜。凡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即使村夫野民也过目不忘,数年之后仍能直呼其名。

他在任期间抚恤妇婴鳏寡,修筑仓舍,兴修水利,但凡兴利之举,无所不为。

离任之时,百姓建起生祠,纪念其德泽,更称句容的县令只有嘉靖年间的廉官徐九思才能与其相称。

当了六年县令后,丁敬宇入朝觐见皇帝,接受朝廷的考核,并拜会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

张居正对丁敬宇说:“听说你在句容的政绩很好。”

一般人听到这话后,都会顺着杆往上爬,说些感谢大人栽培呀,或者希望能挑起更重的担子呀,再往上升一步呀什么的,抑或一个劲儿表忠心,暗示对方“我是你的人,愿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是,丁敬宇的回答却很奇葩,他回答说:“要是再给三年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张居正觉得丁敬宇实在是傻,居然没有对他表忠心,还想回去再干三年,当官的哪个不想往上升呢?这样的傻帽自己能用吗?

其实,丁敬宇早就表过忠心了,不过不是对张居正,是对心中的神,对自己的良心。

丁敬宇做官的目的与别人也不同,就是想干点实事。

丁敬宇的心,张居正有点看不懂,他直觉这个人不一定会紧跟自己。

张居正是何许人也,一点也没看错。

丁敬宇升任御史之后,张居正派他去调查刘台的案子,实际上,这是一次考验,通过这次考验,张居正满意了,丁敬宇就能飞黄腾达;通不过,就会受到张居正的压制。

刘台原来是张居正的学生,后来任辽东巡按御史,几年前因弹劾张居正而被下狱,后削籍为民。

学生弹劾老师,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是叛徒呀,人们最恨的就是叛徒,所以,张居正耿耿于怀,一直想置他于死地。

现在辽东巡抚张学颜诬告刘台贪污,张居正暗想,这正是整死他的一个好机会。

张居正派丁敬宇去收拾刘台,真是妙极了。

首先丁敬宇是一个新上任的御史,对朝廷中的派系斗争不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几乎没有瑕疵,他的话能堵住许多人的嘴。

可是,丁敬宇木讷,但并不傻,用袁了凡的话说,他是大智若愚。

说别人傻的人,往往自己很傻。

张居正这回就犯傻了,你想呀,一个正直的人会去蹚你那一滩浑水吗?(一个良家妇女会去当妓女吗)

丁敬宇谦和,袁了凡说他像水一样,上善若水。

但是,水不仅仅只会风平浪静,也有惊涛拍岸的时候,这一回丁敬宇便做出了惊人之举——辞官。

我想做事情,你让我去害人,没办法,自己只有辞官。

就这样,丁敬宇回到家乡。

中国历史上正直的文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不过,真正正直的人从来就不会寂寞,后来丁敬宇官复原职,并一步一步做到了尚书这个位置,更被朝廷加以太子太保的荣衔,官至极品。

丁敬宇做官不是为了捞钱,他家里有得是钱,只是为了做事。

他甚至还散尽家财,救济百姓。

也许,丁敬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裸捐的人。

万历十五年(1587),嘉善大饥荒,因丁敬宇的救助,数万人得以存活。

万历三十六年(1608),嘉善又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丁敬宇令侄子丁铉率家人代为赈济乡里。

天启二年(1622),他捐良田百亩给嘉善学宫,作为膳养造士之费。

天启五年(1625),他又捐粟三千石以赈贫民,捐银三千两代贫户缴纳赋税。

据后来的陈龙正统计,丁敬宇一生为做善事,前后捐银达三万余两,几乎散尽了祖宗留下的全部家财。

崇祯四年辛未(1631),八十九岁的丁敬宇告老回乡,又把一生的积蓄在家乡丁栅建造了五座桥梁:东来桥、南安桥、西成桥、北睦桥、丁宅桥。

旅游达人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崇祯十年(1637)九月廿五日夜泊丁家宅。”

丁家宅,就是丁敬宇旧居。

这时,丁敬宇已去世四年,享年九十一岁。

真应了那句话:仁者寿!

袁了凡没有考上进士,但就是以举人的身份,他现在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比如,落榜的举子找他做心理咨询的越来越多,他乘机可以普及积善成德的三观。

……

这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只有十岁的朱翊钧继位,史称万历皇帝。

万历登基还不到四个月,也许是在旅途中,也许是在家中的那棵石榴树下,抑或是在那一弯清水边,一天晚上,袁了凡看见西北方向的天空上,一颗巨大的超新星,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在夜空中闪烁,令人不寒而栗。

人们看到这一天文奇观,惊叫着,奔跑着,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笃信天人感应,认为人间有什么动静,天宫会先有反应,比如考上状元,是文曲星下凡,骂谁谁谁给自己带来厄运,会说你是个扫帚星。

这颗诡异之星的出现,一定预示着灾难。

因为它突然出现在天宫中,比别的星星都亮,抢夺了主星的光芒,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反常必为妖。

这颗妖星越大越明亮,预示着人间的灾难越深重。

袁了凡的心中很是不安:究竟会是什么灾难呢?

当然,更加惶恐不安的,并不是袁了凡,是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住在紫禁城里的儿童皇帝朱翊钧。

其实,惶恐的也不是朱翊钧,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只是觉得好玩,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就像一盏明亮的灯。

真正惶恐的是朱翊钧的娘——慈圣皇太后,以及辅佐他的首辅张居正。

他们的惶恐不安导致了朱翊钧的惶恐不安,不过,儿童朱翊钧更多的也许是困惑: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人们都慌慌张张、神神秘秘的。

一个惶恐的女人把一个不安的男人叫来。

“首辅张先生,你怎么看?”女人问道。

“启禀太后,唯有励精图治,小心谨慎,好好辅佐皇帝。”男人回答。

“好,那就好好教导皇上吧,首辅张先生,全拜托你了。”女人托付道。

现在的张居正不仅是首辅还是帝师。

张居正,又名张白圭,号太岳。

“朱元璋”的名字中有一个“璋”,是一种锋利的玉器。

“张白圭”的名字中有一个“圭”,也是一种玉器,这种玉器上面尖锐,下面方正。有意思的是从张居正的画像中可以看到,他的长相也很像一块玉圭,只不过调了个个儿,上面方正,下面尖锐。

玉器,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或丧葬时用的礼器。

有这种东西的人不是普通人,一定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这个名字是谁给他取的呢?

他的曾祖父。

当张居正在湖北荆州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做了一个梦:月亮落进自己家的水缸里,不一会儿,一只白龟从水中浮了起来。

曾祖父没有思考,下意识地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白圭”。

“圭”与“龟”同音,寓意那个吉祥的梦。

“圭”又是玉器,象征着这个孩子将来是拿着笏板在朝廷中行走的人。

有了这个名字后,这个孩子果然不同凡响,聪明过人,很小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童——五岁能识字,七岁能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考上秀才。

荆州知府见到他时喜欢得要命,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居正。意思是要他胸怀大志,把屁股坐正,腰杆挺直,坐如钟,站如松,不偏不歪,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十三岁时,张居正去考举人,湖广巡抚顾璘故意为难,没有录取他。

为难他不是因为讨厌他,是太喜欢他,希望他再历练一下,是真心为他好。

过了三年,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少年举人。

依然还是湖广巡抚的顾璘对他十分赏识,解下犀带赠与张居正,并对他说:“希望你将来树立远大的理想,做伊尹、颜渊那样的人,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伊尹是厨师这一行的祖师爷,做得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舌尖上的中国始于伊尹。

只会做饭也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伊尹还能够把做饭的道理运用到治理国家上,触类旁通,深刻领悟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最后辅佐成汤获得天下,成为千古名相,那个白胡子老头姜子牙与他相比,只不过是徒子徒孙。

颜渊即颜回,孔子最牛的弟子,就是那个人——吃一点点饭菜,喝一大瓢凉水,住在乱哄哄的大杂院内,别人都觉得拥挤不堪,盼着拆迁,整天为房子忧愁,他却跟没事人似的,其乐融融。

颜渊之所以能够这样,也是因为名字取得好。“渊”,是回水,水流到这里暂时停留下来,开始回旋。这说明什么?说明水深不可测。

“渊”和“回”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这个人有很深的内涵。

前面我们说,享洪福的人需要勇气,享清福的人需要智慧。

颜回就是一个有智慧,可以忍受清贫,享清福的人。

顾璘之所以对张居正说这番话,是因为他看出这个孩子具有将相之才。

看来,懂读心术的不止袁了凡一人,封建官场上的必修课就是读心、玩心。

能读心,走遍天下;不能读心,寸步难行。

二十三岁时,张居正考上进士,入选翰林院的庶吉士,开始一步一步接近权力中心。

那么,张居正是如何登上权力宝座的呢?

他的读心本领又如何呢?

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十分严谨,刚开始时朱元璋设有宰相的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是,宰相的这个“宰”字,在明朝有特殊的含义,不仅是主宰别人,更有自己挨宰的意思。朱元璋前后三个宰相都被宰了,分别是李善长、胡惟庸和汪广洋。

这三个人都很牛。

李善长智勇双全,德高望重。

胡惟庸小心谨慎,很有才干,擅长读心术,更会耍心眼。

汪广洋素有智多星的美名,朱元璋称他是诸葛亮再世,能神机妙算。

然而,就是这么牛的三个人,一旦沾上“宰相”这个名称,便露出了一副挨宰的面相。

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

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

权力这东西就像硫酸,沾上一点皮肤就会变烂,泼到脸上就会破相,原本是当宰相的面相,泼了硫酸后,就变成囚徒的面相。

朱元璋想,这样下去不行,得改制度。

从此,他废掉宰相这个职位,设置内阁。

内阁成员叫大学士,标准配置是六个。

明朝的内阁不同于现在西方国家的内阁制,西方国家的内阁制为议会负责,明朝的内阁为皇帝一个人负责,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说白了,就是把过去的一个宰相分成六个,相互牵制,防止一家独大。

一家独大,最后就会威胁到皇帝。

对于像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精明能干的皇帝来说,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能够抓大放小,内阁成员只是跑腿打杂的。

但是后来的儿孙皇帝却不行,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精力没有祖上旺盛,内心也不澄明,内阁呈上来的奏章曲里拐弯,很难看懂,还暗藏猫腻,稍不注意,就让内阁钻了空子。就像今天很多雇员拿一些假发票去找老板报销一样,没有火眼金睛,很容易被糊弄。

而且那些大学士们饱读诗书,很多东西不直接写,喜欢拐弯抹角。比如,臣近日精神恍惚,恶寒怕冷,四肢无力,头痛欲裂,深感风烛残年……皇帝看了半天才弄明白,他这是感冒了,想请假休息几天。

皇帝自己看奏章费劲,很累,很烦,怎么办呢?

请人来看!请谁呢?

当然是请那些与内阁成员不是一伙的人,最好是自己信得过的人。最信得过的人自然是身边的人——太监。

太监没文化怎么办?补习呀!

从明宣宗开始,皇帝便鼓励太监学习,还设置了太监学堂,太监们也像秀才举人们一样,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老师都是翰林院的翰林,毕业后可以逐步升迁。一些学习好的太监,其才华并不亚于那些大学士,绝非等闲之辈,他们帮助皇上看奏章,分析奏章,拿主意。

这类太监有一个名称,叫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朝的最高权力机制分为“票拟”与“批红”两个部分,两权分离。

票拟是内阁成员先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比如谁谁谁嫖娼被抓了,谁谁谁又吸毒了,应该如何处置,票拟用蓝笔书写。

然后,再呈上,请皇帝审核批准,皇帝审批用红笔,叫“批红”。

可是,一个皇帝怎么能够对付得了六个猴精的大学士呢?

于是就请秉笔太监代劳,皇帝口授,他们拿笔批红。

秉笔太监的标配也是六个,与内阁大学士的编制一样。

秉笔太监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花费大量的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早上,皇帝睡好觉之后,精神抖擞,秉笔太监捞干的汇报,皇帝作出最高指示,秉笔太监批红。

有时,比如皇帝正在打麻将,秉笔太监问这个事情怎么回复,由于皇帝马上要和一条龙了,不耐烦地说,你们就看着办吧。

时间一长,“批红”的大权就落到了秉笔太监的手中。

虽然秉笔太监很牛,却还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在司礼监掌印太监手上,秉笔太监“批红”之后,还要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审核。

通过了,盖上公章,返回内阁,由内阁最后下发六部,即管官员的吏部,管钱财的户部,管文化宣传教育的礼部,管抓人放人的刑部,管军队的兵部,管工程的工部。

通不过,对不起,秉笔太监拿回去重来。

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宫廷内最牛的太监。

虽然秉笔太监的权力比六部尚书还大,掌印太监比内阁首辅还威风,但是有一条规则死死地限制了他们:只能在紫禁城牛,不准在外面去牛,与文官永远隔离,任免全由皇上一个人说了算,只对皇上一个人负责。

这种制度如果执行得好,皇帝可以兼听则明,如同你去逛批发市场,问这个商品多少钱?商贩狡猾地说250元,由于你不懂行情,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贵呢,还是不贵。怎么办?你可以去另一家打听,另一家说200元。你就回去对第一个商贩说,别人家是200元,你为什么是250元呢?这个商贩一听别人家降价了,马上就会继续降价。

这样一来二去,两家的水分都挤干了,你也就明白了这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可是,如果这两个商贩联合起来欺骗你,那你就惨了。

所以,他们的权力应该分离,相互制约。

在明朝权力制度中,还设有一个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里的官员叫御史,俗称“言官”。

“言官”的官服上绣着一种特殊的动物图案,名叫獬豸。

獬豸是一种想象中的独角兽,很有智慧,能读心,能分辨是非曲直,看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獬豸怒目圆睁,发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独角把他顶倒,吃进肚子里,相当可怕。

“言官”实际的级别不高,但说话的权力很大,可以“闻风议事”,即说什么都不犯法,没有根据也可以随便说,造谣也可以。当然御史一般会选那些品行端正的读书人,不会选那些不靠谱的大炮。

御史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弹劾官员,再大的官都可以弹劾,很多时候,还可以骂皇帝。

明朝的皇帝是经常挨骂的,骂得很厉害,比如海瑞骂嘉靖。

所以,“言官”又叫骂官。

与此同时,在六部还设有六科,巡视监察六部。

六科的官员叫给事中,工作内容是监督、稽查、举报六部各司、各处,以及各个科室的工作情况,纠察那些违法乱纪的人。

有时,我会天真地幻想,如果这时有一批人能够将皇帝的决策权、内阁六部的执行权、御史给事中的监督权分离开来,做到三权分立,中国的历史将是什么光景呢?

不过,这是梦呓。

还是回到现实吧!

在这套严密的权力之网中,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就已进入内阁。

不过,在六名大学士中排在末尾。

这时的张居正早已磨掉了神童的锐气,就像河沟里的一块鹅卵石,变得溜光圆润,手摸上去,令人很舒服,但内心却很硬。

他潜伏在内阁里,暗地里狂读身边每个人的心,他先是读首辅徐阶的心,后又读首辅高拱的心,更重要的是随时都在读掌印太监和皇帝的心。

在读心的时候,张居正惊讶地发现,身边的这些人都很了不起,徐阶绝顶聪明,善于抓机会,常常攻其不备。高拱也是一个神童,五岁就擅长对句,八岁时就能够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就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的庶吉士。

张居正牛,但这里是牛人的集结地。

就如同一些学生在县上是第一名,在市上也是第一名,在省上还是第一名,觉得自己很牛,天下无敌,可是一进入清华北大,才发现这里全是各省的第一名,你牛,比你牛的人多的是。

很多学生,这时便开始变得抑郁,跳楼的都有。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楼,他还想更上一层楼。

他不露声色地等待一个机会,一个一举成为首辅的机会,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时,张居正四十七岁,已入阁四年,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二名。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了。

隆庆皇帝驾崩时,首辅是大名鼎鼎的高拱。

高拱与隆庆皇帝的关系不一般,也颇有政绩,开创了著名的“隆庆新政”,不仅治理好了黄河,稳定了边疆,还与蒙古鞑靼热火朝天搞起了边贸,用贸易代替了从朱元璋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战争,这不能不说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拱还想打破几百年奉行的禁海令,大规模开展海上贸易。如果真能如此,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明朝说不定会有另一番景象。

不仅如此,高拱还是一个打不倒的人,曾经被徐阶赶出内阁,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胡汉三又回来了,竟然还过五关斩六将,成为首辅。

但这一次高拱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张居正。

虽然这时高拱比张居正大一轮,可谓老谋深算,对老皇帝的心思了如指掌,但是张居正比他年轻,对儿童皇帝和儿童皇帝母亲的心思却洞若观火。

这一回,高拱输就输在倚老卖老。

隆庆皇帝死后,留下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这时母子的内心是最脆弱的,他们害怕被别人欺负,害怕被人架空,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这时大臣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微表情,都会让他们惊恐万分,并做出强烈的反应。

张居正就是根据自己读心的结论,轻而易举搞掉了高拱。

新皇帝继位没几天,有事派太监去询问高拱的意见。也许,高拱心中正在忧虑,随口对太监说道:“唉,一个十岁的孩子,如何管理天下呢?”(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其实,高拱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担心。

可是,这句大实话经过添油加醋之后,却变了味。

中国的语言很丰富,同样的话,稍微变一变,意思就不一样了。

比如,没参加工作前,同学聚会,有一位同学久等不来,饭菜都凉了,大家都很着急,我会说:“咱们不等了,先吃!”

工作以后,经历了一些事情,同学再聚会,同样有一位同学久等不来,我会说:“咱们边吃边等吧!”

实际内容完全一样,但第一种说法,后来的那个同学知道后会生气,第二种说法,后来的同学知道后不会有被轻视的感觉。

语言就像药酒,可以调成补酒,喝了滋阴壮阳嘴不臭,也可以调成毒酒,喝了让人一命呜呼,关键要看谁来调剂。

高拱这句话的调剂师是谁呢?

冯保,东厂掌印太监。

冯保对高拱恨之入骨,原因是高拱阻扰了他登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

高拱那句话经过冯保调剂后,就变成了高拱肆无忌惮地对太监说:“你自称是奉了皇帝的圣旨,可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孩子,你怎么让我相信他能够治理天下呢?”

太后和皇上听完冯保绘声绘色的汇报后,孤儿寡母顿觉自己被藐视了,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后刚死了丈夫,皇帝刚死了爹。母子俩孤苦伶仃,抱头痛哭,那情景真是令人心碎。哭完之后,在冯保的暗示下,母子俩想出一个办法,快去请张居正来!

站在一边的冯保心中一阵狂喜,飞快跑去请张居正。

原来张居正早就与冯保暗中勾结,他们要同心协力拱倒高拱。

就这样,万历皇帝登基没几天,6月16日,高拱兴冲冲地拿着笏板去早朝的时候,却发现半道上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朗声道:“高拱接旨!”

高拱心中还在窃喜,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得到张居正和另外一位大学士的支持,可以继续大展宏图,把“隆庆新政”扩大成“万历新政”。

但他却并不知道张居正早就与他貌合神离。还是丘吉尔说的对,天下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久的利益。你高拱想搞“隆庆新政”,我张居正也想搞“万历新政”,不搞倒你,我如何搞自己的新政。

更让高拱没想到的是,那道圣旨口气十二分地严厉: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这是两位皇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

这道圣旨中高拱有没有专权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两位皇太后和皇帝的内心确实很恐惧,很害怕,惊惧不宁。惊惧不宁的人会率先采取行动,绝不留情。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高拱听完这道圣旨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瘫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这时有一个人上前扶起了他。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干的这件事似乎与他的名字不相符,不仅没有居正,还有点邪。

一个正能量的名字,使出这样的邪招,将来会怎样呢?

这时的张居正根本顾不了那些,他马上就要大权在握了。

从此以后,张居正就成了比皇帝还有权的人,因为他是首辅,还是皇帝的老师。

孔子说,天下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孔子之所以说这句话,很可能是因为小孩和女性都是弱势群体,缺乏安全感,整天诚惶诚恐。

朱翊钧是小孩,慈圣皇太后是个女子,还守了寡,母子俩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别人算计。高拱被赶走了,他们稍微喘息了一下。

可是,没过几天,天空中的那颗超新星又让他们恐惧不安起来。

张居正精通读心术,在他的耐心安抚下,皇太后的心安静了下来,并积极配合元辅张先生教育自己的儿子。

取得了慈圣皇太后的认同之后,张居正一本正经地对自己的学生朱翊钧说,看见了吗?天上的那颗星星是对你的一种警告,说明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或者玩的时间太多,抑或不节俭,太浪费了……你应该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改正自己的错误,以消除天心的不高兴。

与此同时,一本专门培养小皇帝的教科书出现了,名叫《帝鉴图说》。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就是一本连环画。

但是这本连环画可不像今天的儿童读物那么好看,比如《哈利·波特》、《魔戒》和《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十分适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征。

《帝鉴图说》讲的都是皇帝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一本成人才能够理解的书,只不过借助了儿童的表达方式。

这本书虽然配有插图,但是内容都是酸腐的道德说教。

张居正试图用这种方式让朱翊钧从小就拥有正能量,以至于将来能压住天空中那颗妖星的邪气。

坦率地说,张居正可能是杰出的政治家,却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儿童心理学家或教育家,《帝鉴图说》也不是一本适合儿童阅读的书。

还不止这些,由于那颗妖星的出现,虽然朱翊钧的娘和张居正没有明说,但心照不宣,都害怕那颗妖星会应在朱翊钧身上,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帝失德,丢掉皇位。

所以,他们对朱翊钧的管教尤其严格,内外夹击,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朱翊钧的娘是宫女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儿童心理学,只相信虎妈狼爸那一套。

结果,儿童朱翊钧在最需要爱和温暖的时候,却偏偏缺失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从登基之后,他与亲娘之间就被各种各样的礼仪隔离开来,再也感受不到从前的母爱。

比如,为了讨娘的欢心,朱翊钧下令给娘装修了宫室,这时正常人家的娘都应该抚摸着儿子的头说:“乖儿子,真孝顺!”

儿子也应该乘机在娘的身边撒撒娇。

但是,朱翊钧的这些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母子之间的感情必须通过一套程序来表达,儿子事先要请大学士写一篇文章,文字都是文言文,内容大致是儿子如何孝顺母亲之类,全是套话,自己真心想表达的东西一点都没有。

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朱翊钧还必须下跪,逐句诵读那篇文章。

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儿子感觉很累,成了一种负担。更何况那些文言文朗读起来很拗口,稍不小心,读错了,还会当众出丑,真可谓压力山大。

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这套程序就像拍戏一样,是假的,不是真的,观众不仅仅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以及后来的人。因为他诵读的那篇文章最后要昭告天下,成为头条新闻,对全国臣民起到表率和感化作用。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会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对后世产生影响。

父亲不在了,母亲又无法依恋,怎么办呢?

自己想办法,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干吧。

撒尿和泥,肯定不让;滚铁环,不许;爬树掏鸟蛋,严格禁止。

想来想去,朱翊钧喜欢上了写大字,还真写得不错。

一次,年龄只有十岁的他居然可以挥毫写出一尺大的字来,还是当着很多大学士和张居正的面。写完后,大家啧啧称奇,他还很自豪地把这些字赏赐给了他们。

就在朱翊钧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一点童年乐趣,并获得一点自信的时候,第二天,老师张居正却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可以了,不要再练了,毕竟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不应该浪费太多精力。

张居正还拿《帝鉴图说》来说事,说书中的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等,都是音乐家、书法家、画家和诗人,最后却因为沉迷于艺术,以至于朝政不修,国家衰败,有的甚至还成了亡国之君。

张老师说得振振有词,学生不敢不听,兼有母亲在一旁敲边鼓。

万般无奈,朱翊钧只能放弃书法课,强迫自己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经史子集。

朱翊钧贵为皇帝,却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吃饭睡觉有人看着,走路有人跟着,上厕所有人盯着,就如同一个被“双规”的人。

还不止这些,“双规”的人有思想的自由,朱翊钧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了。

他本来想问,天上的那颗星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它,我是我。刚要开口,就被母亲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就像戳到她的痛处。

他本来想问,我是我娘和我爹的儿子,怎么会是天的儿子呢?话一出口,身边的“大伴”冯保就上来捂住他的嘴,皇上千万不要说。

这哪里是陪他玩的“大伴”,简直是母亲安置的一根“大棒”。

……

朱翊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锦衣玉食,但在心灵上却缺乏关心和爱,没有童年。

心理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小时候缺失的情感,注定会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弥补,而且这种寻求弥补的方式是非理性的、荒唐的,甚至是残暴的。比如有的人会酗酒,有的人会吸毒,有的人会沉溺于女色。

因此,要彻底消除犯罪,应该从尊重孩子开始,尊重孩子的情感,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当那颗巨大光亮的星星悬挂在天际之时,远在欧洲的一个人也观察到了它。

这个人就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他在1572年11月11日首度观察到了这颗星,并命名为第谷超新星,又名“SN 1572”。

根据他的记录,当时这颗星比金星还要光亮,其大如盏,光芒烛地,有时候白天也能看见,随着亮度转暗,直到1574年3 月,才无法再用肉眼看见。

超新星的爆发如同太空中的“昙花一现”。

在井然有序的星座之间,有时会突然出现一颗异常明亮的外来客,甚至在白天也能见到。但是好景不长,不过几个月,它又渐渐暗下来,最终悄然逝去,音讯全无。当然,有时候也长达一两年。

超新星并不是新出生的星,恰恰是恒星垂死时的回光返照,也可以说是它最后的辉煌的“葬礼”。一些大质量的恒星,内部引力极强,当内部燃料耗尽,燃烧停止时,星球不是慢慢地收缩,而是突然地坍塌。

这种坍塌犹如一颗超级原子弹爆炸一样,会向外放射出极大的能量,闪耀出异常明亮的光芒。于是,一颗本来很暗或根本看不见的恒星,亮度会一下子提高17个星等以上,成为一颗亮星。

一颗垂死的恒星经过超新星爆发后,就彻底解体了,大部分物质化为一股云烟和许多碎片,飘散到太空中,剩下的物质则迅速坍缩为很小的中子星和黑洞。

……

今天来看,这颗超新星的出现,的确预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明朝由鼎盛走向衰败。

不!

甚至预示着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由盛到衰。

因为从1433年7月22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回国之后,当年强大的郑和舰队,已经没有财力再继续折腾了,那些世界一流的舰船停泊在船坞里,慢慢腐烂。

这时西方却蠢蠢欲动,开始了波澜壮阔的航海。

1492年哥伦布的远航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98年达·伽马的远航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南部大港口卡利卡特,开通了西欧到印度的贸易航线。

卡利卡特港,实际上就是九十多年前,郑和舰队停泊和经过的古里。

不过,九十多年后的明朝继续禁海,闭关锁国,就像那些舰船一样慢慢衰败。

1557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大举进入澳门,正式登陆澳门。

葡萄牙,一个蕞尔小国,就像《黔之驴》中的那只老虎,静静地躺在澳门,耐心观察明朝的动静,看这只庞然大物有什么能耐,自己可不可以一口一口吃掉它,就像吃掉大国巴西一样。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朝的衰败始于万历年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什么偏偏要写《万历十五年》?就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就在这个时候。

……

过去,郑和庞大的舰队出海,两百条船,近三万人,浩浩荡荡,可是这种壮观的景象就如同那颗超新星,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现在,开始远航时只有几条破船、一二百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舰队,却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厉害,到处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称霸世界。

为什么郑和的舰队只能显赫一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蕞尔小国却能称霸世界呢?

因为制度!

这时西方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资本主义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

郑和的舰队再庞大,也是在旧制度上开出来的昙花。

这种昙花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开放,今天皇帝想航海,昙花就怒放在航海上,明天皇帝想修长城,昙花就开放在长城上,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皇权的体现,一种面子工程。

所以,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长久,难以为继。

当皇帝没有了兴趣,或者换了一位皇帝,抑或财力不济,这些行动就会戛然而止。

但新兴的资本主义不同,它追逐利润,重视合同,哥伦布、达·伽马的远航都是为了发财,也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签有合同,国王投资,个人经营,利润分成,谁都不能违背,这种契约精神已经根深蒂固。

明朝是没有合同,缺乏契约精神的,个人敢跟皇帝签合同,显然是不要命了。

还记得那个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吗?他有钱,朱元璋有权,最后有权的朱元璋把有钱的沈万三杀了,沈万三的钱就变成了朱元璋的钱。

资本主义是在一定的规则下追求利润,没有利润的事情不干。

郑和的航行是在皇权的支持下宣扬国威,是赔本的买卖。

葡萄牙达·伽马一次航行带来的商业回报是总航行费用的六十倍。

六十倍呀,比贩毒的利润高多了,很多人嫉妒得眼睛都变绿了,跃跃欲试。(难怪老外都是金发碧眼)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这只是绕着地球转半圈。

所以,这样的行为前仆后继,死了佩雷斯,还有路易斯,一拨接一拨,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黄仁宇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重视商业,重视合同,重视契约和法律,明朝重视的是农业,并不重视商业和物流。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当时朱元璋很有意思,他让农民以实物交税,还不是交给税务局,而是直接交给那些服兵役的人。

朱元璋是个要饭的,他知道中间环节有很多人揩油,比如一块猪油,经过张三的手揩一道油,变少了一点,经过李四的手再揩一道油,又变少了。他不愿意被别人揩油(也许是要饭时深受其害),所以要省去其他中间环节,于是就变成了吴老二是农民,种的是土豆,王老五是当兵的,需要兵饷,那么每年吴老二背上一麻袋土豆交给王老五:“给,看好了,这就是今年我交的税!”

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用再给王老五军饷,那一麻袋土豆就是军饷。

这种方法一两户实行起来,很简单,也很方便,吴老二不仅省掉了卖土豆换银子的麻烦,也省掉了去税务所排队交税的时间。而王老五也省掉了买土豆的麻烦,直接就可以做土豆泥,炒土豆丝,或者炸土豆条了。

殊不知,人口一多,就容易乱,赋税还不均,到底应该交多少土豆呢?何况张家庄交的是四季豆,李家庄交的是西红柿,高老庄交的是猪肉,这怎么算?

统计起来非常困难,还会造成税率参差不一。

更重要的是,省掉中间环节,省掉税务部门,省掉服务业,省掉物流,结果到处都是短距离的直接供应线,不仅交通和通讯得不到发展,银行(钱庄、票号)和金融业得不到发展,商业得不到发展,资本主义也根本无法发展。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意发展商业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葡萄牙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却无法到葡萄牙去?

恐怕原因正在于此。

短距离的供应线,无法支撑长途的奔袭,土豆、西红柿时间一长容易坏,还不好携带。通讯不发达,信息不通畅,容易迷路走散,更别说情报的准确性了,这一点后来袁了凡在抗日援朝战争中深有体会。

那么,在这样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如何才能保证王朝的稳定和运转呢?

这就要靠其庞大的文官制度。

明帝国是以无数文人管理着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农民。

文官制度的基础是科举,秀才举人们学习的不是法律,是道德——人之初,性本善。

这意味着,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

那些朝廷文官大都是进士出身,张口闭口,说的都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

法律虽然有,但作用并不大。

一个没有法律作为依据的国家,常常是随心所欲的。

一个只依靠道德来治理的国家,总是令人不安的。

就拿丁敬宇来说吧,他应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依照法律的程序来办事,也会弄出一些冤假错案。

一次丁敬宇路过一家饭馆,看见门口的招牌,就对手下人说,去把那个老板找来。由于事情很多,丁敬宇很忙,抬轿的人跑得又快,这件事情丁敬宇就忘记了。

过了很多天,一个手下才对丁县长说:“大人,您要抓的那个人抓住了,已经在牢里关了很多天,要不您老升堂审一审!”(没有搜查令,更没有拘捕令,就凭一句话就把人关起来)

什么人?丁县长莫名其妙。

就是那个饭馆的老板。

胡说什么,他那个饭馆的招牌上有一个错别字,我想给他指出来,让他改一改,没别的事情。

人在哪里?

在牢里!

快请!

当丁县长看见这个老板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要不是他老婆花了不少银子,破了财,恐怕屈死在牢房,丁敬宇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忘了,不知道手下人会这样去干)

还不赶快把人给放了!

老板感激涕零。那时没有行政诉讼法,也没有赔偿法,不杀他就算是清官了,哪还敢要赔偿。

估计后来,给丁敬宇建生祠的时候,这个老板还会捐不少钱,因为他碰见的的确是清官,要是碰到一个不肯认错的昏官,将错就错,把他杀了,就如同杀死一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