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的最重要一课是，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让系统能够顺利运作。在大致介绍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有情境特质之后，我们发现有个关键问题很少人提出：“是什么或者是谁造成这些事情发生？”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必须为结局与后果负责？谁得到成功的功劳，谁必须为失败受责？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最简单的答案——是我。尽管如此，如果处理的是复杂的组织，比方说失败的教育或矫正系统、腐败的大型企业，或者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创造出的系统，回答这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系统权力是授权或是制度化许可，包括授权和许可从事规定下的行为、禁止及惩罚违背规定的行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权”，这更高的威权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规定的服从，也批准从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限制的行动。这些批准通常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出现。而意识形态是种标语或主张，通常用来合理化为了达到某个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任何手段。因为意识形态对处于某个特定时空的大多数人来说“正确无误”，因此通常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甚至质疑。当权者将政治纲领包装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贵的道德律令。
设计出来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政策及标准运作程序，是组成系统的基本要素。由于意识形态被人们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系统程序因此被视为合理而正确。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从地中海到拉丁美洲世界都受到法西斯军阀统治，当时的独裁者总是以防卫“威胁国家安全”势力的需求来强化建立军备的号召，以对抗他们声称来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威胁。为了除去威胁，由军警执行、国家批准的严刑拷打成为必要行为。法西斯意识形态也正当化行刑队对所有疑似“国家公敌”者的暗杀行动。
而在目前的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势力对人民已经造成恐吓效果，使得他们愿意牺牲基本人权来换取安全的假象。这种意识形态接着正当化对伊拉克发动的先迫性侵略战争。而由当权系统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又继续创造一个次级系统，即管理战争、国土安全，军队监狱的次系统，或由于缺乏严格的战后计划，而导致上述事项的失于管理。
我对乔治·奥韦尔在其经典名著《一九八四》”中概述的洗脑策略与技巧一直抱持浓厚的学术兴趣，因此，我原本在我的专业生涯中应该更早意识到系统权力存在才是。系统最终会粉碎个体的开创动力并抵抗系统入侵的意志，而“老大哥”指的其实就是系统。然而许多年来，由于原始对话的整理是以天性式对上情境式的竞争作为诠释人类行为的框架，因此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众多讨论中连一个系统层次的分析都找不到。我忽视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竟没有考虑到这框架背后的提供者——系统。直到我参与了一项调查，开始了解到导致许多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队监狱中普遍存在虐待事件的动力后，才终于注意到系统层次的分析。
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表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并不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而必须归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统性问题。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的最高主管不顾工程师的质疑，也无视“挑战者”号制造者对某个关键零件(也就是后来造成灾难的瑕疵O形环)的安全性曾表示过关切，坚持发射航天飞机而造成了悲剧。费曼认为，太空总署的动机很可能只是“为了确保太空总署的管理无懈可击，以保证经费无虞。”“在稍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采取系统与情境同样重要的观点，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中错误是如何造成的。
美国太空总署为了实现其出于政治动机的口号“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统性的失败，相对于此，纳粹大屠杀系统却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内阁、国社党政客、银行家、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医生、建筑师、化学家，教师、列车长以及更多参与者，这些人组成一个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统，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及其他国家敌人，每个人都在他们全力以赴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兴建集中营、处决营，以及他们特殊设计的火葬场，新形态的致命毒气也必须开发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传专家必须制造各种形式的宣传晶，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海报等宣传，将犹太人视为敌人、诋毁、去人性化。教师和传教人员则负责教育年轻人成为盲目服从的纳粹党员，让他们可以正当化自己在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时的行为。
这些人开发出一种新语言，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字眼包装人性的残酷与败坏，这些话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动)、Umsiedlung(迁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种族灭绝的代号，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时会缩写为SB。纳粹党卫军头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声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般方式处理的人以及必须给予特殊待遇的人，这两群人之间必须做出区分。后者所涵盖的对象由于极端令人反感、极具危险性，并且极可能成为敌人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绝的适当人选，不须给予人性尊重与同情对待(根绝方式通常为处决)。”
许多纳粹医师受征召参与挑选集中营囚犯以进行处决及实验的任务，他们时常必须面对忠诚度分裂的问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这些纳粹党卫军医师面临救人与杀人的誓言相冲突，似乎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却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集体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