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进行信息加工时，通常并不知晓自己有着吝啬使用认知资源的倾向。当个体面临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常常想不到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框架。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思考时并没有尽力而为。当人们深陷于我方立场思维时，常常并没有察觉到自己也可以基于其他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当我们使用锚定和调整策略，或是思维方式受到信息生动性的影响时，我们对其他可能的处理方式毫无觉察。这一点很好理解。认知吝啬鬼之所以选择走认知捷径，其目的在于不占用意识资源的情况下提供答案。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不同策略可供选择，这就不能被称为认知捷径了！如果我们在做决策和解决问题时意识到了多种可供选择的途径，那么认知吝啬鬼的诡计就无法得逞。
然而，本章所讨论的情境有所不同。如果你在爱泼斯坦的橡皮糖任务中选择了有8%赢钱概率的那只碗，你多多少少都会意识到10%赢钱概率的碗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在天桥任务中，如果你认为把身边的无辜胖子推下天桥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想必你一定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因为你能够意识到由于保全了一个人的性命，多牺牲了四条生命。在玫瑰三段论问题中，如果当你看到“玫瑰是生物”时，仅仅根据大脑对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做出了“有效”的判断，你也许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大脑此刻有些偷懒，并没有对给定的两个前提进行审慎的思考。在上述这些问题情境中，人们能够意识到在“深思熟虑”和“不假思索”之间所存在的认知冲突。人们在解决这些难题时，或许能够觉察到“深思熟虑”和“不假思索”正在将你的思维拉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在有些情境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多重心智的存在。实际上，个体在不同心智之间挣扎犹豫是这些情境所共有的显著特征。在这些情境中，人们必须抵抗住认知捷径的诱惑。这就好比早上虽然很想赖床，但必须起床做早餐；很想花三美元喝上一杯午后咖啡，但由于本月预算捉襟见肘而必须放弃；减肥期间应该吃胡萝卜作为零食，而非薯条；虽然周末有密歇根-圣母橄榄球对抗赛，但知道自己必须利用周六的时间将车库清理干净；周末有两个聚会邀请，但自己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做准备；在赌场给自己定下的止损额度是100美元，现在已经输掉了107美元，实在是该立即收手了，但是……
在上述例子中，大脑的不同部分好像在打架一般，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了。人类的语言体系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用来形容这场“深思熟虑”试图战胜“不假思索”的战役。“意志力”并非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名词。过去20年间，认知科学家对这一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探索[1]。
本章开始时提到的小肯尼迪飞机失事事件，是人类基本的知觉和认知加工过程需要被压制的一个经典案例。可是，这并不是我们日常意义上常提到的意志力。口语中的“意志力”是指延迟满足或是压抑本能反应的能力，使得我们在做决策时不短视，能够着眼于长远利益。缺乏评估即时奖励与延迟奖励的能力，是导致很多人非理性行为的来源，这些非理性行为阻碍了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很多成瘾行为背后的逻辑都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比如酗酒、暴饮暴食、透支购物等。从长远角度来看，个体毫无疑问应该更喜欢适度饮酒、节食、保持较低数额的信用卡欠费账单。
心理学家使用延迟满足实验范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种实验范式中，人们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称为“跨时间偏好翻转”的非理性行为[2]。这是一类关于偏好的非理性行为模式，它阻碍了个体获得自己从长期视角来看最想要的东西。举例来说，假设你现在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立即可以获得100美元，二是一周后获得115美元（假设这笔钱由联邦政府作为第三方机构暂为保管，延迟收款不存在任何风险）。当面临这个选择时，并非所有被试都选择了一周之后获得115美元这个选项。不知是基于什么原因，有些人倾向于立即获得100美元。接下来，同一批被试面临着第二个选择：52周后获得100美元或是53周后获得115美元。无论在第一题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几乎所有的被试都选择了多等一周获得115美元。对于那些在第一题中选择即刻获得100美元的被试来说，存在着两个题目中偏好排序不一致的情况。52周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情境与第一题完全一致——即刻获得100美元或是等待一周后获得115美元。
为何一周的等候时间在一种情境中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可以为此损失15美元），而在另外一种情境中（提前一年做决策）又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呢？人们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前后不一，可以用双曲线贴现曲线（hyperbolic discount curves）来解释。该双曲线是决定预期收益打折速度的函数，它的存在具有深远的进化意义。问题在于，虽然这种功能有利于基因适应，但对于一个试图将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来说，不应该让理性也同时大打折扣（最理想的人类选择函数应该是指数曲线）。双曲线函数会让人们高估近在眼前的奖励，而忽视长期目标。它还会让人们的偏好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对于任何项目或行动的策划人来说，这样的做法都会让人抓狂。前期做的项目计划，可能会在实施中途被推翻或放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可能会后悔当初的决定！
双曲线贴现曲线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为何会屈服于非理性的诱惑。深夜临睡前，我们设定了早上七点钟的闹钟，因为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早起一会儿可以保证一整天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但是，当七点钟闹钟准时响起时，我们在迷迷糊糊之中按下了“再睡一会儿”的按钮，反悔了昨晚的决定，再过一会儿，又会因刚刚“再睡一会儿”的新决定而后悔万分。我们会在冰箱里装满减肥食物，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将瘦身成功，然而，当快餐店的收银员询问：“请问您需要加大号套餐吗？”我们几乎都会本能地点头，脱口而出“好”！在以上这些情境中，我们必须抑制住自己想要满足眼前欲望的冲动，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大众心理学贴上“缺乏意志力”的标签。
让我们看一则《新闻周刊》刊出的有关意志力的例子。在一篇描写参议员乔治·爱德华的妻子伊丽莎白·爱德华的文章中，作者向读者讲述了爱德华夫人参加2004年总统选举期间的一则轶事。当时，爱德华夫人正在艰难地实行南滩减肥法。在机场转机时，空乘人员端着一只装满甜点的托盘走过，询问爱德华夫人是否想要来一块布朗尼蛋糕。爱德华夫人回答道：“我的答案是‘好的，来一块’。但是，如果你端着它们走开，从长远来看，我会感到更开心。”在这个情境中，爱德华夫人使用了她的意志力。另外，这个例子也是使用认知工具的一个例子，在这个故事中，爱德华夫人使用了支持理性思维的心智程序（mindware），即“捆绑策略”。心理学家乔治·安斯理（George Ainslie）和霍华德·拉查林（Howard Rachlin）对捆绑策略进行了这样的描述[3]。我们想要达成一个长期目标（例如，通过节食减肥），但是，眼前有个小奖励在诱惑着我们（一块布朗尼蛋糕）。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在节食期间每天吃一块布朗尼蛋糕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种行为势必会阻碍我们长期目标（节食减肥）的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决策前的那个时刻，对当前即时奖励的本能反应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他们甚至还有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为何不先把这块布朗尼蛋糕吃掉，明天再开始减肥？然而，算法心智和反省心智主导下的类型二信息加工过程告诉我们为何不能明天再开始减肥：明天，你将面临与今天相同的挣扎，到那时，你依然会选择吃掉眼前的布朗尼。日复一日，都将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制定一条规则，以重新定义“今天吃一块布朗尼蛋糕”这件事情：今天吃一块布朗尼蛋糕，意味着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吃一块蛋糕。依据这个规则，事情就很明朗了。“今天吃一块蛋糕”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实际上威胁到了我们的长远减肥大计。如果我吃了这块布朗尼蛋糕，会毁了整个减肥计划。如果能够这样想的话，就放大了吃一块布朗尼蛋糕带来的损失，放大后的损失可以与被高估的强烈即时欲望满足感相抗衡。
为了增强长期目标的动机性力量，我们对问题进行了重述，使得它有实力与短期的本能欲望搏斗一番（并不是说重述后的规则必将胜出，而是仅仅增强了长期目标的力量，使得这成为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使用体育术语来说，试图让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进行一场加时赛，而非一上场长期目标就全线失守）。我们可以用语言为工具来设定规则，以将未来可能做出的所有行为都“捆绑”在一起，进而使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强大的动机性力量，以压制当前可能对长期目标产生威胁的行为。
这个例子也引出了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深入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压制无意识心智做出的反应，其实是使用语言内容的过程。在压制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陈述性知识和策略性规则（这些策略都是语言编码的）。这种心智程序是基于语言形式的论点或主张，具有可以启动反应系统的动机性力量。这些信息通常是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口口相传，比如“少花一分，就相当于赚了一分”“美貌只是皮囊”，这些是为了阻拦由本能或情绪模块启动的反应。
问题在于，假如个体还没有掌握与某个情境相关的心智程序，除本能反应之外的备选控制系统就不可能对当前的行为产生影响了。因此，在有些情境中，个体想要压制自动化的反应，但苦于还未加载适用于当前情境的心智程序。这是导致非理性行为发生的一个心智问题，我称它为“心智程序缺陷”。
[1] 参见安斯利等人的研究（Ainslie，2001，2005；Baumeister and Vohs，2003，2007；Loewenstein，Read，and Baumeister，2003；Rachlin，2000；Stanovich，2004）
[2] 心理学领域对延迟奖励范式进行了大量研究（Ainslie，2001；Green and Myerson，2004；Kirby and Herrnstein，1995；Kirby，Winston，and Santiesteban，2005；Loewenstein et al.，2003；Mcclure，Laibson，Loewenstein，and Cohen，2004；Rachlin，1995，2000）。这个例子来自赫恩斯坦的研究（Hernstein，1990）。哲学领域对所谓的“意志力薄弱”进行了大量研究（Charlton，1988；Davidson，1980；Stroud and Tappolet，2003），心理学、经济学和神经生理学领域对“自我控制”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Ainslie，1992，2001；Baumeister and Vohs，2003，2007；Berridge，2003；Elster，1979；Loewenstein et al.，2003；Mischel，Shoda，and Rodriguez，1989；O’donoghue and Rabin，2000；Rachlin，1995，2000）。以行为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某些症候群，也是被研究的主要对象（Barkley，1998；Castellanos，Sonuga-Barke，Milham，and Tannock，2006；Tannock，1998）。
[3] “捆绑策略”还有若干个不同版本（Ainslie，2001；Loewenstein and Prelec，1991；Prelec and Bodner，2003；Read，Loewenstein，and Rabin，1999；Rachlin，2000；Khan and Dha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