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更好地讨论情绪这一话题，现在，让我们先做一个热身活动：想一想如何杀掉一个人。别恐慌，这是一起完全出于善意的杀人预谋。这是一个在道德哲学领域中得到广泛讨论的假设性情境——电车难题。电车难题在学术文献中有很多不同的变式[1]，它的基本形式是这样的：假设，你看到一辆因刹车失灵而失控的电车正从山顶上往下急速行驶。这时，不远处山下的电车轨道上站着五个人，如果他们被这辆电车撞到，将必死无疑。唯一可以避免这场悲剧的做法是你扳动一个开关，使电车驶入另外一条轨道，而在这条轨道上仅有一个人，也就是说，将有一个无辜的人遇难，而另外五个人获得了生存机会。你是否会扳动这个开关？这样做对吗？
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扳动开关，牺牲一个人而拯救五个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种电车难题的变式，这是由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研究设计的，用认知神经科学视角研究道德判断。该变式称为人行天桥难题。与电车难题的基本形式相同，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正冲下山，站在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命悬一线。此时，你站在横跨轨道的人行天桥上，天桥的位置刚好处于电车与行人之间。在你的身边，站着一位膀大腰圆的陌生胖子。如果你将他推下天桥（没有人会看到），他的身体可以阻止电车继续前行，而他也将命丧车轮下，但是，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却可以因此获救。你是否会将这位陌生人推下去？多数人说他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都心知肚明为何在第二种情境中人们拒绝将这位陌生人推下去。人们普遍认为第二种情景让人为难、很讨厌，而第一种情境就不会给人带来不愉快的困扰。人们普遍对这两种情境有相似的直觉判断，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有些人试图去论证这两种直觉反应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认为在第一个情境中牺牲一个人去拯救五个人的做法是对的，而在第二个情境中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正如格林所说：“每当有人试图为这两种直觉反应提供前后一致的原则性辩护理由，这些辩词通常是漏洞百出的……这些直觉反应难以评判……如果这些结论并非是基于某些公认的道德准则得出的，那它们一定是基于直觉。问题是，这些直觉源自何处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格林和其同事开展了一系列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研究人员让被试尝试解决各种两难问题，例如电车难题（亲身难题，涉及较少的个人困境）、天桥难题（非亲身难题，涉及较多的个人困境），等等。在被试解决问题的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扫描结果显示，被试在解决亲身难题时，与情绪和社会认知有关的脑区（后扣带回、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质和颞上沟）会被激活。与之相对应的，当被试解决非亲身难题时，更多地激活了大脑的两个认知脑区，即与工作记忆功能息息相关的顶下小叶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这两个脑区与压制人的无意识决策密切相关。
在研究天桥难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不按常理出牌，决定要把无辜胖子推下天桥的被试，也就是在亲身难题中决定牺牲一个人去拯救五个人的被试，他们在做决策之前的思考时间格外得长。格林和同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比较了在解决天桥难题时艰难给出肯定答案（拯救五个人）和快速给出否定答案（不做任何反应，不救那五个人）的两组被试的脑成像结果。通过比较后发现，当被试做出肯定回答时，大脑中压制情绪脑的部位，即顶下小叶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表现出更多的激活。这说明肯定答案组的被试在决策过程中使用了类型二信息加工，压制了与情绪调控密切相关的类型一信息加工。这些被试意识到，如果通过扳动开关改变轨道的方式拯救五个人牺牲一个人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把身边的陌生胖子推下天桥以拯救五个人的做法也同样正确。
然而，多数人并不像这些肯定回答组的被试一样，可以在面对天桥难题时战胜自己的情绪。虽然这些被试也陷入了苦苦的认知挣扎，但是，他们的高级智能最终输给了情绪。在实验结束后，当研究人员询问被试是基于怎样的原则最终决定不牺牲一人以换取更大的收益（五个人）时，他们常常无言以对。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早就有所预料，因为这些被试在做决策时，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原则二字。他们的大脑中处理“原则”类信息的心智，早已输给了情绪。这些人试图为自己前后不一的行为寻求解释框架，思前想后，唯有“他们思考时没走脑子”这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通了。
当无意识心智左右了被试的行为反应时，个体常常觉察不到，反之，他们还常常为此而争辩，认为他们做出的决定是经过审慎思考的、有理有据的选择。我们倾向于为自己的各种行为寻求一个前后连贯如一的解释，全然不顾多数决定与选择其实是由大脑无意识的信息加工过程所产生的这一事实。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会为无意识行为编造出虚构的理由，以证明它们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这种现象已被大量研究报告所证实[2]。人们为无意识行为虚构解释理由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认知方式发生改变。因为，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大脑正在使用自动化子系统时，认知方式才有发生改变的可能。
[1] 更多从哲学和心理学视角对电车难题进行的讨论，参见富特等人的研究（Foot，1967；Hauser，2006；Mikhail，2007；Petrinovich et al.，1993；Thompson，1976，1985，1990；Unger，1996；Waldmann and Dietrich，2007）。更多格林的研究，参见（Greene，2005；Greene，Nystrom，Engell，Darley，and Cohen，2004；Greene，Sommerville，Nystrom，Darley，and Cohen，2001）。
[2] 凯尔文等人的研究讨论了意识心智的虚构倾向以及利己主义归因（Calvin，1990；Dennett，1991，1996；Evans and Wason，1976；Gazzaniga，1998；Johnson，1991；Moscovitch，1989；Nisbett and Ross，1980；Wegner，2002；Wilson，2002；Wolford，Miller，and Gazzaniga，2000；Zajonc，2001；Zajonc and Marku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