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都可行的话，大脑会以最适合你的方式解释问题。
——克莉迪亚·法恩，《大脑里的8个骗子》，2006
最近，我和同事理查德·韦斯特合作完成了一项研究。实验中，我们给被试呈现了下列问题情境：
根据美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一项综合调查表明，某德国品牌汽车在交通事故中致对方驾驶员和乘客死亡的数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车的8倍。美国交通运输部现正考虑对该德国品牌汽车颁布销售禁令。
被试阅读完毕后，需要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量表上回答以下两个问题：①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禁止销售该德国品牌的汽车？②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该德国品牌的汽车像其他汽车一样在美国的街道上行驶？结果发现，多数被试支持禁售该品牌的汽车——78.4%的被试认为应该禁售这个品牌的汽车，73.7%的被试认为不应该允许该品牌的汽车上路行驶。
上述问题情境中所出现的统计数字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属于某德国品牌汽车，而是属于福特探险者汽车[1]！对于在马路上行驶的其他汽车而言，福特探险者是一款相当危险的交通工具。
实验中的第一组被试需要对上述情境做出反应，即评估一款危险的德国汽车是否应该行驶在美国街道上。第二组被试面临的是一个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问题情境——评估是否应该让一款危险的美国汽车行驶在德国街道上。
第二组被试看到的问题情境是这样的：
根据德国交通运输部的一项综合调查表明，福特探险者汽车（Ford Explorer）在交通事故中致对方驾驶员和乘客死亡的数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车的8倍。现在，德国交通运输部正考虑对福特探险者颁布销售禁令。
①你认为德国是否应该禁止销售福特探险者？②你认为德国是否应该允许福特探险者像其他汽车一样在道路上行驶？
被试在相同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量表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作答，51.4%的被试认为德国应该禁售福特探险者，而有39.2%的被试认为探险者不能像其他汽车那样自由地行驶在德国的马路上。第二组被试支持危险的美国车在德国禁售的比例，远远低于第一组支持同样危险的德国汽车在美国禁售的比例。
在该研究中所呈现的现象称为“我方立场偏差”，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仅仅基于自我的视角对情境进行评价。在评估证据、道德评判、评价他人时，人们常常会受到偏向自己的立场偏差影响。比如，在上述案例中，美国被试认为，相对于在德国马路上行驶的危险美国汽车，在美国行驶的危险德国汽车更应该受到禁令的制裁。
我方立场偏差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很多设计精妙的心理学研究都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德鲁·威斯汀（Drew Westen）及其同事使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研究了言行不一侦测过程中的我方偏差现象[2]。研究者要求被试阅读一段讲述某位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文字材料。例如，一段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的一篇关于安然公司（Enron）CEO肯·雷（Ken Lay）的声明。该声明是布什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发布的，他说：“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肯·雷是我忠实的支持者。我非常欣赏这个男人。我与雷相识多年，他对我的竞选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支持。如果我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我将会像CEO管理企业一样去管理政府。在这方面，肯·雷和安然公司无疑为我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阅读完这段资料之后，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布什总统近期做出的有关肯·雷的行为，事实是：“现如今，布什先生在任何场合都尽力避免提及肯·雷先生，而安然公司更是成了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在1~4级量表上对布什的言行一致程度进行评价，1表示强烈不同意布什言行不一，4表示强烈同意他言行不一。
研究中还有一些关于其他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事例。例如，实验呈现给被试这样一段文字材料：“1996年竞选期间，约翰·凯瑞（John Kerry）告诉《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记者，应该对社会保障系统进行大幅调整，国会应考虑提高退休年龄，并深入研究这一系列措施所能带来的经济益处。他在报道中说‘我知道这样做将会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随后，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另外一段论点截然相反的资料。“今年，凯瑞在媒体见面会上声称，他绝不会减少老年人的福利或对福利征税，也不会提高合法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年龄。”阅读完这两段资料后，研究者让被试在同样的1~4级量表上对约翰·凯瑞的言行不一致性程度进行评价。
在上述侦测言行不一的实验范式中，我方立场偏差的威力极强。被试的政治立场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检出政客的言行不一。例如，对于布什总统言行一致性的评价，自我认同是民主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是3.79（强烈同意布什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认同是共和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为2.16（认为布什的声明与行为是基本一致的）。而对凯瑞的言行一致性评价，自我认同是共和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平均分是3.55（强烈同意凯瑞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认同是民主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为2.60（对言行一致性持中性态度）。简而言之，人们可以看到反对党派的言行不一，而当自己支持的党派出现同样的问题时，却如同一叶障目，察觉不到了。
人们不仅会心怀偏见地去评价已有的论据，有时还会带着偏见去制造论据。我和同事玛姬·托普莱克等人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为一些公共政策同时寻求支持和反对的论据。结果发现，如果研究者指示被试要消除偏见，尽量平衡正反两方，或者被试对某个论题事先没有太过强烈的主观立场（例如，是否应该允许个人出售自己的内脏器官），他们提供的正反两方论据在质和量上都基本均衡。但是，当被试（大学生）对某问题有着明确、强烈的个人主张时（例如，大学学费应该上涨，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个人承担），即使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告诉被试要尽量避免已有立场偏见的影响，被试提供的己方论据仍然远远多于反方论据。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不仅会损害我们客观评价证据的能力，对我们产生证据的能力也有负面影响。在保罗·克莱辛斯基和他的同事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一些有设计缺陷的假设性实验，实验得出的结论与被试之前的立场观点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3]。被试群体年龄跨度较大，涵盖了各年龄段的成年人。随后，研究者让被试评价实验设计中存在的缺陷（通常都是非常严重且明显的缺陷）。此时，强大的我方立场偏差效应出现了——当实验结论与被试之前的观点立场不一致时，被试能够发现更多的实验缺陷，而当实验结论与被试自己的观点一致时，这些实验设计缺陷仿佛忽然隐身了一般，被试看不到了。
从他人立场考虑问题是一件很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这一点我们早已熟知[4]。因此，人们不愿意从他人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也情有可原，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是认知吝啬鬼的基本属性。然而，采用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方式所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很多非理性想法和行为的根源所在。另外，拥有高智商并不能让个体对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方式成功免疫，详情请看下文分解。
[1] 更多相关交通事故数据，请参考NHTSA（美国交通部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委员会）官方网上公布的文件，网址为：https://www-nrd.nhtsa.dot.gov/pdf/nrd-11/doT_hs_809194.pdf.
[2] 我们的研究来自：Stanovich and West，2008a。威斯汀的研究来自：Western，Blagov，Kilts，and Hamann，2006。我们实验室中还使用过其他类似的研究范式（Stanovich and West，2007），相似的研究还有很多（Kunda，1990，1999；Mele，2003；Molden and Higgins，2005；Perkins，Farady，and Bushey，1991；Thagard，2006）。更多本章涉及的研究范式，请参见巴伦等人的研究（Baron，1995；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Perkins，1985；Toplak and Stanovich，2003）。
[3] 更多使用实验评估范式的研究，请参考：Klaczynski，1997；Klaczynski and Gordon，1996；Klaczynski，Gordon，and Fauth，1997；Klaczynski and Lavallee，2005；Klaczynski and Robinson，2000；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教育心理学家狄安娜·库恩设计了一套结构化访谈，以评估非正式推理过程中的我方立场偏差（Kuhn，1991，1992，1993）。我们使用库恩访谈的研究发表在2005年（S et al.，2005）。
[4] 更多关于他人立场信息加工的研究，请参考吉尔伯特等人的文章（Gilbert，Pelham，and Krull，1988）。泰伯等人发表了一篇综合介绍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文章（Taber and Lodge，2006）。